鲁迅先生培植起来的中国新兴木刻，一开始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中活动的。它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走上画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冷落荒凉的美术领域中开拓了阵地，打破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隔绝状态，刻绘了从来被忽视的劳苦大众的饥寒交迫与反抗斗争的生活，在群众中发生了影响，给中国的新美术铺下了坚实的基石。
　　但由于当时从事木刻艺术的青年，还大都是一些未曾经过思想改造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虽有刻绘劳苦大众的心愿，但无和劳苦大众相结合的实践；虽想使自己的作品为工农服务，但却未曾找到如何服务的途径。由于许多政治条件和思想条件的限制，所以当时的木刻作品虽在木刻工作者们的艰苦努力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就是由于作者生活经验的贫乏，不熟悉工农，因而形成了作品题材应用上的狭窄空泛，以及人物形象的概念化。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等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归根结蒂还是由于没有真正解决为工农的问题。
　　关于以上情况，当时指导中国木刻运动的鲁迅先生也是深有所感的，所以他在给李桦的信中曾指出：“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然而当时的木刻工作者却是很难到这种“漩涡中”去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因此当时的木刻工作者想要描绘劳苦大众，而又不熟悉劳苦大众的矛盾也就始终无法解决。
　　鲁迅给李桦的另一封信中谈到当时在广州出版的《现代版画》时说：“所说的《现代版画》的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气氛太重，固然不错，但这是意识如此，所以有此气氛，并非因此而有‘意识堕落之危险’，不过非革命的而已。但要消除此气氛，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这里鲁迅先生提出了木刻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然而鲁迅先生在当时还不可能提出艺术家思想改造的正确方针和明确的途径。
　　其次是由于没有解决如何为工农的问题，无批判地模仿外国，形成了形式风格上的极端欧化。这种情况也就直接妨害了作品为工农所接受，无法使他们喜闻乐见。因此当时主观上是想为劳苦大众欣赏的木刻，实际上只能流布在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之中。
　　以上的情况，在抗日战争发生后虽有某些改变，但无根本的改变。直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由于当时木刻工作者的思想上提高了认识，逐步地解决了鲁迅先生生前提出而难于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和如何为法的途径；由于革命根据地为实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具备了充分的有利条件，因而陕甘宁边区的木刻，随着整个文学艺术的变化而有了根本的变化，伴随着木刻工作者与新的群众的相结合而有了木刻作品与新的群众的相结合。
　　应该说延安的木刻在1942年之前就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由于延安的木刻工作者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生长在自由的土壤和民主的空气里，比之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木刻工作者更容易受到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的教育，更容易和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人民接近的缘故，然而即使如此，《讲话》的发表，仍然成为了延安木刻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座谈会之后不久，延安的整个文艺界伴随着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农村去的活动，掀起了一个向民间文学艺术学习的浪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重视民歌、民间故事，重视群众的美术、群众的歌唱。要我们先作群众的学生然后作群众的先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
　　与新秧歌、新民歌……出现的同时，在美术方面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年画。当时群众把新年画称为“斗争年画”。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意思是说我们的年画是新内容的年画，是革命的年画，与此同时，延安的木刻工作者也创作出很多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崭新面貌的木刻。例如古元，他在延安县川口区念庄乡曾工作过一年之久，在新的群众生活斗争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因而他在《讲话》后创作的《人民的刘志丹》《减租斗争》《离婚诉》……比之他以往的作品，不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提高，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更加朴素可爱的陕北农民形象，他们的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也是劳动人民的，这些形象是有生命的、富有感染力的形象。其次是这些木刻已摆脱了欧化的影响，创造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之前古元是采用西洋的明暗法来表现人物的面部的，《讲话》之后，他考虑到农民的欣赏习惯，改用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方法。这在《离婚诉》一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他像马达、彦涵、夏风等同志，在创作上也都有显著的变化。
　　以我来说，我是在1933年就开始搞木刻的，当时要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劳苦大众的题材。于是便只好从外国画册上抄袭，东拼西凑。这当然搞不出什么好作品。但也有好处，开始迫使自己去观察劳动人民的生活，迫使自己去思索一些艺术的创作问题，以后积累了一些创作经验，也经常搞一点木刻。可是由于对一些带根本性的艺术问题既不明确也没解决，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创作的作品总是软弱无力的，和党的要求距离很大。例如我初到延安对曾创作过《饮》、《鲁艺校景》、《伐木》等木刻。这些作品比起左翼时代的我的木刻，在内容、技巧、风格上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从歌颂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的总的角度来看，从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风格来看，都是很不够的。而我在《讲话》之后创作的《给群众修理纺车》、《丰衣足食图》等作品，虽然也还有很多缺点，但和以往比起来，显然有了大的变化。这就是主题思想的积极性加强了，形式风格也比较为群众所喜爱了。《讲话》之后，又经过了整风，在“鲁艺”的同志们中间普遍加强了“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并加强了和当地农民群众的联系。我们每人都学会了纺线，并学会了修理纺车，对纺车发生了浓厚的感情。这对于我创作《给群众修理纺车》这幅木刻准备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要“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的这幅木刻就是企图表现这种主题思想的。《丰衣足食图》是一幅歌颂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的图画。为什么想到要刻这幅木刻呢?因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过着无衣无食民不聊生的惨痛生活，而我们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这使我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我想如果把我这幅画拿到当时的重庆会发生一定的政治影响；给边区的人民看了也有鼓舞的作用，会使他们更加热爱党，更加热爱边区。这就是我当时创作这幅木刻的动机。《丰衣足食图》是一幅套色木刻。当时延安的木刻工作者都热中于搞年画和套色木刻。为什么要搞套色木刻呢?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而是木刻工作者加强了“群众观点”的结果。因为我们根据美术和群众相结合的经验，深知群众是喜欢看有色彩的图画的。所以大家为了使自己的木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就搞起套色木刻来。果然，后来《丰衣足食图》的原稿拿到当时重庆的新华书店的橱窗里陈列时，受到了重庆社会人士的好评，刻成木刻后在延安桥儿沟农民群众中展出时也受到了他们的欢迎。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到这时我就更加理会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我们的深刻意义。茅盾同志当时在一篇杂感里谈到延安的木刻工作者时说：“他们不但生活在和平劳动的人民中，不但与人民合抱，他们自己也在干着生产，干着教育、卫生、破除迷信等等工作，他们也是和平劳动的人民，不是脱离了生产、站在斗争圈外的清高雅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说明。
　　由于延安的木刻工作者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之后有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创作目的，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也有每一个作者自己的个性，但同时也无形中形成了它们的共性。这就是新的主题思想和鲜明晴朗的画面；新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和朴实的民族风格。它们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从新的现实沃土里产生同时又散发着现实的芬香的新的艺术花朵。
　　二十年来，中国的版画艺术随着革命历史的进程，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以及后来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的指导下，有了愈来愈加丰富的内容，和愈来愈加多样的风格形式。成为了我国人民美术大花园中的一簇惹人喜爱的花朵。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满足。为了今后中国版画的进一步提高，我想我们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经验。所谓生活经验，基本上就是深入工农兵生活的经验，所谓创作经验就是艺术加工的经验。获得前一种经验是为了解决艺术的源泉问题和解决画家思想改造的问题；获得后一种经验是为了解决艺术的创造问题和艺术的提高问题。而两种经验既必须联系起来，又必须区别开来。生活经验的根本问题就是熟悉工农兵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如何熟悉工农兵呢?我想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就在于和他们打成一片的同时，进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创作经验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在版画上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问题。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就是指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相联系的一面，因为没有原料就无法进行艺术的加工，但我们又说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就是指创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相区别的一面。因为原料不等于成品，正如桑叶不等于蚕丝，蚕丝不等于绸缎一样。这当中都经过艰苦的加工过程。为了丰富我们版画艺术工作者们的加工经验，提高版画的艺术性，版画工作者固然应多研究古今中外的版画艺术，作为借鉴，但也应同时研究一下姊妹艺术，如看看京剧、地方戏剧以及舞蹈，研究它们如何把生活的原料加工成艺术品，这对我们都会有很好的启发。
　　愿我们的版画家获得丰富的生活经验之后，在群众喜闻乐见的条件下，能敢于创造，敢于标新立异，使版画创作达到更高、更美的境界。
　　(原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