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要在旅途中写延安回忆录，只好赶任务。4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但一时还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此，只能在别人正在梦里的凌晨，对过去记述一些零星的印象。
　　在延安，我仍然在为雕刻打基础而着重于素描的基本练习，几乎每天都到处画速写。有时，眼睛累得把一根树干看成两根树干。这些习作早已散失，只有同人墙报的有关同志代我保存的两幅肖像和几件在战争中未曾丢失的雕塑习作的照片，还可表明我当时捕捉人物性格的努力。那时的创作很少，给党校大礼堂塑的毛泽东同志的浮雕像要算较大的作品了。党校学员对它的反映怎样教育了我，这一往事已经写进别的文章里，这里我就只能从略了。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而三天三夜赶做斯大林的浮雕像。
　　在窑洞里做两米大的浮雕，不能按习惯退后看整体效果。困难不小，但我仍抱着满腔热情从事这一工作，我的热情与钟敬之等同志对于这一工作的热情有关，也与当时在美术系学习的吕林诸同志的支持有关。他们日夜给我当助手，抬泥、和泥、堆泥、煮浆糊、做夜餐，把旧报纸一层层往泥胎上贴，烧柴火烤。窑洞里烟雾弥漫，我们不能不进进出出，那味道，是名实相符的“够呛”。湿泥土烤得收缩了，脱胎的纸模成功了，那种战胜了困难的心情是不消说的。最后刷上石灰浆，钉在大木框里，背后大概是盖上白布床单，让美术系同志抬着参加到游行队伍里去。诗人肖三为此写过诗，他也以为这是石膏做的。当“石膏像”抬走了，这时我才感到累，累得躺倒在条凳上起不来。想睡，却已睡不着。如今我分析别人作品强调形象的矛盾性，也许是受了这一经历的影响。这一经历表明：只有经过困难，才更觉得工作的愉快。
　　不记得是不是在1941年，我曾给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写过一篇短文叫《再艺术些》；基本论点是反对造型的浮夸。但我的雕塑习作，也经历过不适当地夸张特点的弯路。七月剧社的一个“小鬼”叫史琳，脾气和长相都有点“倔”。我给他塑肖像，故意强调了这种“倔”的特征。后来自己察觉，这样的夸张反而表面化和不耐看。这期间，根据一张照片给朱德同志做过一个浮雕像。钟敬之同志后来对我说，朱老总说这个浮雕不象他，没有具体说它为什么不象他。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以为可能是因为太强调了他的法会纹，结果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朱老总那种慈祥的性格。这一失败的经验，也使我明确了一个问题：尽管作为军事指挥员的朱老总有威严的特征，但这样的肖像是做给自己人看的，不强调他那慈祥的一面，只片面强调了威严的一面，这就不符合群众的审美感受和需要。
　　我曾访问过一位民间艺人，他谈的艺诀对我的影响颇深。他是早年从山西来延安定居的绘塑神像的能手，他的谈话给了我一些可贵的知识。譬如“画马三圆”或“画马三块瓦“(马脖子、马屁股是上圆，马肚子是下圆)不论马的动态有多大变化，这三点是不变的，也就是对马的基本形的一种概括。这一知识使我更尊重民间艺人。使我更重视形象的基本形。它使我更注意中国佛教艺术与古希腊艺术对基本形的种种应用，也促使我在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方面，更加强调某种基本形与具体内容的特殊关系。对于艺术形式与生活内容的关系、特殊内容与特殊形式的关系的理解，当然在这次访问民间艺人之前已有所关心。但我感谢这位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的民间艺人，对我反对一般化同时又重视一般规律的思想，起了一种至今仍然值得感激的积极影响。
　　再一件事也给了我很深印象。那是我与江丰诸同志研究年画问题(写过短文)期间，我们在一次年画展览会上，看见一位中年男子站在莫朴同志那幅年画《平型关大战》之前，看了很久很久。我问他，喜欢不喜欢这幅画，他说，美得太(好得很)。我问他好在哪里，他一一指点，什么地方他打过伏击，什么地方他打过冲锋……把一幅画说活了。我根本没有到过平型关，来自新四军的莫朴的作品未必对平型关的地貌作了如此逼真的描写。显然，他是以他自己的实践经验为起点、在艺术欣赏活动中发挥了主观的想象活动。这件事至今影响我对于审美主体的认识的能动性的认识，也是我一贯强调艺术创作的真正完成，它的欣赏者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重要原因。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等困难条件下，我与叶洛诸同志制作了泥娃娃，有的同志把它们带到市场出售，销路不坏。这一点使我间接知道了群众对艺术品的审美趣味。记得我做过《回娘家》等泥娃娃——象如今无锡惠山泥人那样，在风干的泥胎上涂粉、着色，自己也觉得好玩。在这次不记得为什么没有继续的生产与创作相结合的活动里，我们探讨过群众的审美趣味的继承性，民间艺术的装饰性与真实感的辩证关系。陕北剪纸中，那些变形的人物造形，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泥娃娃。我虽然反对漫画一味地举大拳头，但我喜爱陕北民间剪纸那种既质朴又夸张、夸张到人物性格表现得更生动的程度的艺术风格。
　　……在延安鲁艺，我不只从各个方面接受群众的教育，也热心做过一些普及工作。大概是从兰琳同志那里借来一套罗丹雕塑图片，我每幅写了说明，然后由字写得比我好认的同志分别抄出来，举行了一次观摩展，从事戏剧、音乐、文学的鲁艺校友颇感兴趣。在那么困难的物质条件限制之下，我是尽可能利用当时的条件进行自学和做点普及工作的。江丰同志有一本曾觉之翻译的罗丹：《美术论》，我多次借阅，也向别人传播过有关知识。那时除了这本书，要算鲁迅翻译的板垣英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是读得较熟的读物了。
　　时间不容许作更多的回顾。我只能简单地说，延安鲁艺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学习环境。1975年，我曾顺道自费旅行过延安。在延安的张建文同志陪我和我的女儿在桥儿沟逗留了一天，可惜，一个熟悉的老乡也没有遇见，真有“儿童相见不相识”之感。我住过的西山窑洞，不知在什么年代已经倾塌了。我们每天活动的“门外平原”也变成了萝卜地。
　　写到这里，想起王昌龄一首与镇江有关的送别诗，愿抄下来结束我的延安回忆录。它的全文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982年4月20日于扬州
　　(选自《延安岁月》第2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