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与革命队伍关系最密切的两种自然动物是狼和虱子。狼，被描述为“侵略者”，像敌人一样受到舆论与暴力的追杀。而虱子却被推崇为“抗战虫”，像奴才那样豢养着，借以考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意志信念。这样，在延安特定的历史时空和革命语境里，狼与虱子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浮沉。
　　一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干旱少雨，素来狼生野外，虱子在农家，这两种大自然的尤物与老乡们相随相伴，怨缘远结，难解难分。
　　1939年12月，时在山西观亭镇的民族革命大学所属前方剧团学习演出的孟于到了陕西宜川，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延安不远，就和另外两名男生石鲁、陆树本一起结伴，奔赴延安。她晚年回忆说：
　　因为那时候在阎锡山统治的地方，还是偷偷地走的。我们三个人，带着一个脸盆、一些咸菜，买了一个很大的饼，还有一盒火柴，拿着一个指南针，身上多穿两件衣服，就跑。走到路上，碰见一个打柴的老乡，问他这条路好走吗?老乡说好走，翻过这座山，那边就是红区了，你们就去吧，但是路上有狼，不过你们不要理它，它也不管你们的。这狼还不吃人呢?他说不要紧，你们不惊动它，它也不会吃你们的。然后就走，走出去十来里地的时候，果然看见狼。三只狼就从那边走过来了，我们心里很紧张。男同志一人拿一根长棍子，我把棉袄里的棉花都撕出来拿在手上，这个手拿着火柴，因为说狼是怕火的，等到狼一过来的时候，他们两个打狼，我就点火。就这么说着，很有信心地走，果然那狼没有光顾我们。心里刚舒口气，回过头一看，怎么又有狼来了!这次是六只狼，其中还有两只小狼。这次惨了，这么多狼，可怎么办呀?转念一想，不要紧，刚才有经验了，咱们为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狼吗?走!大家鼓着劲走，走出去好远，赶快回过头一看，果然狼没有跟着。哎呀，狼没有跟着我们!可是，等我再看看我的手，那棉花都捏得湿透了，全是出的冷汗，火柴也点不着了。①
　　当时孟于17岁，1939年7月她从四川成都报名考取原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希望由此转折到延安。他们这次翻越的山脉，是从东南方向到延安的秋林、劳山林区。到延安后，她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石鲁、陈树本分别进入陕北公学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陕北老乡们的生活经验里，狼有小害无大伤，人不犯它，它不犯人，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所以它既遭恨又传奇，遭恨是因为它经常偷食禽畜，偶或伤人性命；传奇则是因为它的生存智慧，聪明诡计。但中国革命队伍的旗帜是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承认有什么鬼神。所以，狼的民间传奇一下子就被戳穿了，没有人信那个邪。剩下的，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将经常昼伏夜出，跑到窑洞边偷猪叼羊，伤害人畜的狼当作侵略者，当作来自自然界的凶恶敌人，声讨之、枪杀之。
　　此前1937年8月，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身份在延安采访，在发出的报道中写道：“延安的城外山里，狼很多，大早与黑夜，一群一群的出来，不过都是小狼，见了人多，它们就跑了。如果一个人，那它会来咬的。山里是小猪小驴常被它们咬死，拖去吃掉。”②她这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参加革命队伍，但关于狼的见识却是颇为革命化的。延安旧城原有城墙，东、南、北三座城门与外界交通。1938年11月日本飞机来轰炸，延安旧城全部遭毁坏。此后，延安就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各单位都散布四野，依山挖窑，无所谓城郊之分。在日本飞机轰炸的这段时间里，延安不见了狼群，但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却是可以遇见成群结队的野狼。
　　一支从晋察冀边区北部山区沿长城旧址到延安的小队伍，经过河北昌平、宛平、怀来县境时，夜晚就听到狼凄惨的嚎叫。对此，革命队伍里的同志认为：“狼像日本鬼子一样也是吃人的野兽。在战争期间，狼惯于寻找被我们打死的敌伪尸体吃。在寒冬腊月的夜里，它常是这样的嚎叫。所以我们夜里行动必须身带武器，不然就有被狼吃掉的危险。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抓了些日本俘虏，其中有一个夜里逃跑了。第二天我们在山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已被狼吃掉了大半。当然狼也是怕人的，只要手里拿一根棍子，狼就不敢进犯。”这样的狼扮演着打扫战场的清道夫角色，可是革命队伍却一概将其视为敌人。“所以我们要防备两个敌人，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是狼。”③既然是敌人，那么当然就要追赶之、斗争之、消灭之。
　　194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领着七八个同志乘坐由宋庆龄捐赠的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福特牌救护式卧车，从枣园到延河边其他单位参加晚会。车行在半路上，忽然嘎的一声停下了。“这一急刹车，使车里的人被颠得前仰后合。坐定之后，大家定睛一看，二三米远的地方站着一条恶狼，瞪着两只射出绿光的眼睛，凶恶地张着大嘴，像要把车子吞掉。”显然，叙述语言中的定性定语和精神意向补语，都是由叙述者赋予的。遇到这种情况，车里坐着几位小姐出身的革命女青年，当时就惊恐地喊了起来，“哎哟!”司机不敢往前开，想后退也不大可能，正在犹豫之间，毛泽东沉着地说：“你把车子的大灯打开！”司机连忙按电钮，刹那间，左右两个大灯一齐射出白色的强光，把狼映照得清清楚楚。但是，狼并没有马上走开，因为只要它们当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就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众人无奈，毛泽东又对司机说：“再按几下喇叭!”司机使劲地按喇叭，宏大的声响在沉寂的夜空中轰鸣，那条大狼才夹着尾巴远遁了。
　　车子继续前进，毛泽东责备说：“你们这些人，连一条狼也对付不了!如果敌人来了，你们这样怕，只有投降了。”说得大家很不好意思。接着，他又开导说：“制敌要有智慧，要有策略。用枪很容易把狼打死，但今天不是打枪的场所，也不需要开枪。狼怕火光，又怕狮虎吼叫，车上的灯光和喇叭，就可以代替火光和吼声。抓住敌人的弱点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④车上的同志们都觉得很受启发。
　　中央医院坐落在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坬，十多个窑洞一排，等于建在山野里，深夜经常能听到狼声和猫头鹰叫声，偶尔还有豹子出现。没有电灯，手术用的是汽灯，平时护士夜里值班查房，只有手提一盏小马灯。这样的环境条件锻炼了护士们的胆量，大城市的小姐气被一扫而光。医院饲养员梁寿其，50多岁，河北人，一个人喂养二三十头猪，细心照料，不怕脏和累。冬天，母猪生了崽，他怕猪崽受冻，抱在自己睡觉的炕上保暖。经他精心照料，小猪喂得活泼可爱，很少生病，大猪屁股滚圆，为伤病员的肉食供应和全院的生活改善出了大力。
　　一天夜里，猪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他不顾天寒地冻，光着屁股便爬起来大喊“撵狼!”不少同志也闻声出来赶狼，见他一丝不挂，都觉得好笑。第二天，生产办公室的陈岘便编了一套顺口溜表扬他：“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一时间被传为佳话。⑤
　　同样远在延安城西北郊外蓝家坪山上的马列学院，有一位工友老齐，平时他负责该学院水房里的烧水事宜，却有一手善于夹狼的本事。据当时在该院学习的陈明晚年回忆：
　　陕北山沟狼多，每当深夜，在睡梦中也能听到远远传来狼的嚎叫，真像有人在黑夜中哭泣。学院炊事班为了改善伙食，喂了几只猪，这些猪便成了招引野狼的猎物。炊事员在猪圈的土墙上用石灰画上大圈圈，但是狼群并不害怕土墙上这白色的大眼睛，深更半夜，圈里的肥猪常常被狼咬着耳朵，用尾巴敲打着拖走。老齐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铁夹子，埋在猪圈附近狼群必经的路旁，在土层上面丢一些骨头烂肉。狼来觅食，踩着铁夹子便被夹住，铁夹子连着一块大石头，狼力气再大也拖不动，逃不脱。这样，夹着过几次大狼小狼，圈里的肥猪安全了。老齐剥狼皮卖钱，炖狼肉给大家吃。大家都称赞他。可是，久而久之，伙食[科]里养的两只大狗老远见着他，白天也冲他吠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老齐身上带有狼味!⑥
　　猪是革命队伍里的集体财产，受到狼的骚扰侵害，当然要想方设法将狼赶尽杀绝，食肉寝皮。可惜的是，狼肉并不鲜美。
　　比马列学院、中央医院更偏远的边区中学，位于安塞县的一个叫吊儿沟的地方，距离延安四五十公里地。“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去打猎。那时候陕北还有狼，有一次我们打了一只很大的狼，大家都高兴坏了，扒了狼的皮，把狼肉放在锅里炖，一会儿肉香就飘满了整个学校。我们总可以解解馋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等我们真去吃的时候，狼肉却是苦的。你说奇怪不奇怪，闻着那么香，一吃却苦得把舌头都吐出来，白费了我们那么多功夫，还把我们的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却让我们空喜一场。”⑦其实当地老乡们都知道，狼不仅叫声凄苦，而且其肉酸苦，除了一张毛皮之外，实在是属于无用之物。革命队伍将狼视为仇敌，根本原因并非是狼伤害了公共财产如猪，而更是一种有害即仇敌、无用便消灭的集体精神心理。
　　这已经是1943年全面整风审干运动兴起之后，同样坐落在蓝家坪山上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被解散，划归中央党校三部，仍在蓝家坪山上。据刘白羽介绍：
　　一到冬天，可能因为野外的小动物都藏匿起来，深更半夜你可以听到野狼饥饿的嘶嚎，随着呼啸的北风忽远忽近、忽高忽低，那样悲伤、那样凄冽。还是在兰[蓝]家坪时，有个白天，我站在山头上，看见两只狼在荒凉的平地上飞跑……到了党校三部，冬天，狼就偷偷窜到猪圈里来偷吃我们的小猪。那些猪真是又可怜又可怕，每一次听到狼的嚎叫，它们就像大难临头，在猪圈里乱蹿乱跳，拼命挣扎。于是我们就发动了猎狼的活动，把一个活的铁夹子安放在猪圈口上，狼一踩上，就给铁环箍紧，这样便捉到一只活狼。可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只狼竟然扭断锁着的那一条后腿，一面狂呼哀叫一面向远处逃去。于是，我们一群人便跟踪着滴在雪地上的血迹，紧紧追赶。终于在一个山坳丛莽中把那只狼捉住，抬了回来。我看那狼还活着，两只眼睛闪射着兰[蓝]色凶光，十分怕人。后来我们把这只狼杀死了，把一块块狼肉风干了，煮熟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吃了狼肉，狼肉又酸又涩，十分难吃。大概由于是自己捕获的猎物吧，就着黄喷喷热腾腾的小米饭，大口咀嚼狼肉，觉得十分可口。⑧
　　这狼肉的味道肯定不好，但当时人们普遍缺少油脂和蛋白质，加之是他们自己花大力气捕获而来，故而不忍委弃，勉强食之。
　　只有在个别延安文人的笔下，才发现狼也很有母爱之心，并且非常讲信义。
　　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伐木烧炭，森林面积日渐减少，下雪天，狼们的野外食物也越来越少。为生存所逼，它们就不得不图谋革命单位里的猪圈，这样也就招致更广大更猛烈的打击。
　　狼十分狡诈，它有时一声不响地接近猪圈，捕捉食物。
　　有一日天明的时候，我们就顺着雪地上的足迹，追踪十余里地，在一个山谷里找寻到狼窝，但老狼不知何处去了，狼窝里只寻到了两只小狼崽，我们就把两只小狼崽装在口袋里背了回来。为了捉这两只小狼崽，我们一个个都给大雪笼罩，我们的眉毛上、眼睫毛上，我们的肩膀上、头顶上，都积满了毛绒绒的雪花，我们口中喷出热气，我们的护耳帽的绳结都冻成了一个冰疙瘩，但是我们捕获了猎物，心中充满喜悦。谁知这却引起我的辛酸、我的悲痛——狼是多么机敏啊!不知它是凭着嗅觉还是凭着感觉、还是凭着母亲对儿女的一片痴情，它寻了来。那一天夜晚，它一直徘徊在我们的墙外，它哀号、它咆哮、它哭泣，不肯离去……那是多么寒冷而凄凉的一个夜晚啊!北风呼呼，雪花纷飞，我忽然为一个母性的悲哀所打动了，它不惜生命的代价，冒着死亡的危险，一连在我们这儿哀哀号泣了三个夜晚……它没有去骚扰那个猪圈，它只是专心为了乞求。母狼的爱心也能打动人心啊!我们在第四天晚上终于把那两只小狼崽释放了，于是凄厉的哀号从此顿然消失。也许是为了报答我们，从此再没有狼来肆虐，猪圈也平静无声了。⑨
　　呵，人心一软，狼竟然这样富有人性!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慑于狼叼孩子的恐惧，采取一道又一道防范措施。传说该所所长丑子冈，曾经“一个人举着大木棒子，追狼追出几里地，直追得野狼气喘吁吁，跑不动时，她才站住脚。不过她也累得几乎趴下，好在狼知趣地走开了”⑩。这像是幼儿园阿姨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因为只有童话故事里才有如此被一个女同志就追赶得气喘吁吁的狼。但是，从另一方面倒可以见出狼的知趣、识大体与通人性。
　　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狼是群居动物，并且仍然处于母系社会。“雌性在任何土狼家族里都是主心骨，不管是姐妹、姨姑、母亲和女儿，都生活在一起，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一些雄性成员才被允许徘徊在四周，以尽到做父亲的职责。”它们以捕食野生小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偷食人类豢养的禽畜那都是偶尔为之。夏季丰茂，是狼群里的青春时节。雌狼情动于衷，发为远声，招引夜幕下的郎君们竞争上岗，与之恋爱交配。“这种野兽遵守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居于统治地位的母土狼及其幼崽声威显赫，当一群土狼开始撕扯某种食草动物时，一头身材健壮的成年雄土狼会在这头母土狼最矮小的一些幼崽面前投降。”并且，“这种等级制度是世袭的：原来处于女家长位置的土狼的曾孙[女]在部落中仍处于控制地位，而那些原来处于底层的现在仍然在底层，几十年后仍然如此。”(11)这种情况虽然主要是对非洲土狼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但其他狼群的生活状况应该基本与此相类似。所以，狼群按照自己的社会秩序生存繁衍着，用自己的声音表达着生命的喜怒哀乐，与人类相戒相随，相游相戏，共有一方蓝天，共享有一方水土。狼群，它们也是大地上的一道风景!
　　洒满了月光的院子里，一团一团的人围坐着，不倦地谈着闹着，他们忘记了一天的辛苦，也忘记了又将来到的第二个辛苦的一天。直到吹过了熄灯号才不得已地互相道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学校又回复到原始的寂静，孤零零的圆月挂在高空，远远的山上不时有几声狼叫，或是狐狸的叫声。宇宙在等着，等着太阳出来，等着太阳出来后的明丽的山川，和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骚动啊!(12)
　　这是1939年秋收时节，处于热烈亢奋中的知识青年参加集体生产运动后，表现出对生活的无比热情。狼群退让了，远远地点缀着延安的夜空、陕北的月色。
　　在这里，冬天的深夜，当雪地映着黑天，当北风吹过山岭，一阵尖厉的叫声，以颤动的但并不孱弱的旋律，随着夜风的节奏传到你的耳朵。
　　这声音给人以一种这样的感觉：想小心地听完它，同时又觉得从耳朵一直钻到心脏，像一股寒森森的利剑，它所要求的乃是弱小者的生命。有房子，有灯光，听了这声音虽不至于实际的害怕，但有时也可以引起人的一些本能的恐惧。
　　如果当时恰巧送一个朋友出去，你一定会叮嘱他：当心狼吃了你呢!如果房子里正有三四个人在谈着话，一定会有人把所谈的话停了下来说：“你听，狼又在叫了。”于是谈话就会立即转到狼的身上去。
　　……再有人就谈到，说二年三年以前，我们住的这带地方还是很荒凉，冬天夜半走路，常常会遇见狼的。而现在，连狼的叫声也渐渐远了。
　　我常常想起这些事情，当一个人听完了那拖长的、凄厉的狼的叫声，我体味那位朋友当时危急的窘态。我想像着在暴风卷着狂雪的山野里，狼眼(大概总是发阴沉的绿色的吧)闪出那荧荧的光焰。那光焰带着残酷的、凶狠的闪烁，穿过搅卷着雪片的旋风……
　　那，那正是饿狼的神气呀!
　　但是，我也能作这样的最后而肯定的想法：狼是有狼的世界的；人的世界在扩大，在狼是要悲哀的。(13)
　　这是延安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篇对狼没有多少成见，直接以个人的心理感受描写狼的文章。它出现在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之前，社会舆论环境还允许人们对狼表现出个人的观感与态度。经过整风审干运动之后，革命队伍里就绝对不允许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合拍的个人观感出现，哪怕是关于狼这类野生动物。
　　1946年5月，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李国芬、刘建章、郝显德等八人提案《积极提倡奖励打狼，以免伤害人畜案》。提案认为：“边区各地多山广林，一年四季狼豹三五成群伤害牲畜很多，甚至吞噬小孩亦屡见不鲜，尤以延长、固临、志丹、甘泉等县为甚，如不积极打杀实属有碍人财两旺。”因此，他们提议：
　　一、积极发动军民打杀，并请神枪手协助清除。
　　二、由边府明令规定打狼奖励办法，并布告军民周知，应以打狼一只奖米伍斗为宜，应责成各级政府认真奖励。
　　三、奖励所需之粮应由边区政府指定粮食局支付之。(14)
　　此项提案在参加会议的170名议员中，以101票通过。(15)随后，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号召各级政府积极打狼，“希各县根据各地具体情形接令之后，拟定奖励办法，并督促各乡切实提倡执行，以免对人畜之损害。”(16)
　　一年未到，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此项命令曾一度中断执行。但1949年后又恢复执行，陕西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打狼英雄。到1990年代初，整个商州地区只剩下15只狼。“狼是吃黄羊的，可狼在吃黄羊的过程中黄羊在健壮地生存着……老一辈的人在狼的恐惧中长大，如果没有了狼，人类就没有了恐惧嘛，若以后的孩子对大人们说：‘妈妈，我害怕，’大人们就会为孩子的害怕而更加害怕了。”(17)这正如恐惧是一剂苦药的话，那么，维持人类健康成长却必需这剂苦药。遗憾的是，我们过于向往甜蜜的生活，我们不习惯与对手，与强大的对手和平共处地生活，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能容忍那种有强大对手存在的世道。
　　于是，狼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革命队伍这样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对手。
　　二
　　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因为虱子不是以革命队伍的对手状态存在着的，最多是讨厌的小人，可以豢养，用以考验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人生程度。
　　虱子是陕北老乡们的家中常人，身上尤物。高建群的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的主人公杨作新，陕北人，中共早期党员，小的时候经常蹲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捉虱子。
　　父亲杨干大一个人盘腿坐在油灯跟前，脱下身上的老羊袄，正在逮虱子。这是他除了劳动外，唯一的一件嗜好。他身上的虱子真多，一窝一窝的，有些虱子简直成了精，会长上翅膀飞，像小妖似的。杨干大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尽管就着油灯，尽管他的眼睛快要碰到皮袄了，可是眼睛只是象征性地看着，他不是用眼睛在瞅，而是用指头在摸。好在这皮袄就是一个生产虱子的宝库，所以两个指头一捏，总是擒来。抓住一个了，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挤，“啪”的一声，虱子的肚子破了，指甲盖上留下两滴鲜血。还有些虱子吃得过饱，挤时声音清脆，如果脸凑得太近，会有血星溅到脸上来的。杨干大挤虱子，挤到高兴的时候，会捉住一个，填到自己嘴里，“嘎嘣”一声，咬出响；他说这虱子是一味中药，大补，本来就是自己身上的血水子嘛。(18)
　　这虽然是小说家言，但完全可以视作生活纪实。如此有滋有味的捉虱子情景，比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阿Q与王胡，蹲在江南水乡绍兴城里冬天的矮墙根下，晒着太阳，半天才捉出一只虱子来的捉虱子比赛要精彩多啦。
　　陕北农家虱子多多，是由于缺少水源，冬季难得沐浴。习以为常，相习成风，老乡们对虱子也就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经过长征的革命队伍进驻陕北延安，在这里建立了“三三制”工农民主政权，“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19)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相生相伴了。对此，革命队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晚年回忆，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创造出各种名言警句在队伍里传布，在江西时，“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参加战斗。”“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20)这在革命队伍里，一直被理解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21)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斯两小虫，都是人或其他哺乳类动物的体外寄生物，生有刺吸式口器，吸食血液，传播疾病。它们都没有翅膀，头小肚大，跳蚤身体扁平，善于跳跃，其跳跃距离为身长的一百倍，是昆虫世界的跳跃冠军。
　　一年后，当时的斯诺夫人，出身高贵的尼姆·威尔斯女士到延安采访，被安排住在没有被日本飞机炸毁前的延安古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改设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她对革命队伍里的这些寄生物们特别敏感，想方设法，又无可奈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就表示出自己的十分惊叹。陕北的“跳蚤却似乎有着某种撑杆跳的器官，因为它们跳的尺寸是没有限度的”。她辗转难眠，不禁感叹：“啊，大自然的芸芸生界，岁月不能使之枯萎，习俗不能使之陈腐!”(22)直到晚年，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她把随身带来的帆布床和睡袋放在土炕上，“帆布床的四条腿下面，垫着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以此希望能防止寄生物们的侵扰，可是跳蚤竟然有能耐跳上去。“我用石灰粉填塞了所有的缝隙，但是，砖铺的地板上，仍然栖居着各种昆虫，有相互争斗的，也有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每天晚上，我把凉皮鞋‘束之高阁’，每天早晨把它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有没有虱子和跳蚤。”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她不能避免被跳蚤和虱子袭击。作为一个贵族身份的知识女性，清洁卫生是她的生活习惯，并且她有关于西方中世纪鼠疫灾难的常识。
　　传播鼠疫的是跳蚤，而不是老鼠。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地球上仍然流行的地方已为数不多了，而陕北便是其中之一。我的地板上尽是跳蚤，并且群聚在一起，对外国人颇为多情。中国人没免疫，然而，祖祖辈辈任凭虱叮蚤咬，在他们的血液里产生了一支坚强的抗体大军，保护他们免遭疾病的侵害。我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经毁灭了基督教人口的一半，于是，注意讲究清洁卫生，便在欧洲风行起来。而这一点，似乎在几个世纪之后，还没有传到中国。那年夏天，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的那个院子里没发生鼠疫。不过，有一人得了伤寒，一人患了严重的痢疾，还有许多常见的小病。(23)
　　做客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再怎么难熬，这些革命队伍里的外国朋友迟早都离开了延安。随后，对革命队伍里的寄生物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原来生活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
　　1937年8月，从上海到西安，经徐明清(徐一冰)介绍奔赴延安的江青(蓝苹)，开始被安排住在延安城里的招待所，接受政治审查，处于苦苦等待中，9月遇到受组织调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徐明清。她们曾经在上海就相识，彼此之间非常亲近。这次见面时，江青对徐明清谈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是：“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24)
　　1938年10月，时年23岁的华君武从上海来到延安。他生在杭州，曾在上海银行供职，到延安后一直在鲁艺工作。他记忆中已经改制为鲁艺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西侧有两排石窑洞，中间一块空地既是篮球场，又是露天会场。“大家自带小板凳在那里开了许多内容的会议，也可说是一种户外课堂，印象很深的是地上的跳蚤太多，开会时‘千军万马’都钻到裤腿里去了。”(25)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付办法。据傅连暲的女儿傅维芳回忆，“当时我爸我妈管托儿所，所里的很多事情都来找我爸。我爸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卫生处长。我是最早到洛杉矶托儿所的，当时只有七个孩子。在洛杉矶托儿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上小学，就是保小。”“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26)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当年的延安中学学生回忆：“冬天没条件洗澡，夏天只能在延河里泡泡，加上窑洞里潮湿，身上长虱子、生疥疮的很多。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27)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1939年春，延安大生产运动掀起后，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学员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特别是菜地的劳动，正是促使你从思想上解决‘脏’的问题的一个物质力量。要种菜非同粪水打交道不可，掏粪、担粪、泼粪，随时都有可能，或者简直不可能避免地会在你身上、脚上、手上溅上粪便，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马列学院这次种菜，在这方面给我们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第一次打开了解决‘脏’的问题的大门。刚开始还不很习惯，硬着头皮干下去，几次以后就无所谓了。”“在生产上有这个问题，在生活上也有这个问题。窝窝头上叮满苍蝇，炕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28)用农业生产体力劳动，从肉体上到精神上改造知识分子，重新塑造合乎规范的人生，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队伍在延安的一大发明创造。
　　1940年底开始，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的同学被抽调参加陕甘宁边区乡、县、边区三级政府选举工作。丁雪松被派遣到绥德市参加此项工作，晚年她回忆说：“陕北农民习惯睡大火炕，全家男女老少睡在一个炕上，女学员也只能客随主便，挨着他们家的女孩子睡在一起。当地人又不讲卫生，难得洗一次澡，和他们同睡一铺炕，自然很快传上虱子。你的毛巾和牙刷，他也随手拿起即用。但是想起临走时，领导的谆谆告诫：要深入群众，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嫌脏，不要怕长虱子，又都强忍下来，慢慢发现了农民勤劳、朴实的那一面，从而端正了态度。”(29)
　　三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曰“抗战虫”、“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30)，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至今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基督教会所统治的中世纪衰亡于这些被誉为“上帝的珍珠”的虱子们。但虱子横行，鼠疫蔓延，却曾导致欧洲大陆许多城市人死城空。延安革命队伍里对于虱子的礼拜加封，是自然环境上的陕北缺水，难得沐浴；社会条件上的戎马倥偬，不遑洗涤，“能把抗战的精神动员到每一只虱子的身上”(31)，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更往前一步，把虱子当作对知识分子人生改造的精神考验，却是荒唐的。
　　1941年2月，延安中央医院陆续收到一些高烧不退、病情严重的病人。经检查，“有的患伤寒，有的患副伤寒甲、乙，还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到6月底这类病人就有27人，内科应接不暇，7月临时成立传染科。“8月份，传染病人便突然增加，统计8月入院各类传染病人达15人，9月17人，10月更猛增至57人。小儿科收治的传染病患儿，还不在此数。”当时该院病床总数仅有100余张，伤寒流行使得传染科、内科，甚至办公室都住上了病人。住院病人以延安大学和中央党校最多，分别为37人和12人。“由于预防措施没有跟上，中央医院工作人员染病率甚高，虽然还作过预防注射，护士患伤寒者竟达19人，占全院护士的四分之一还强，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一时无法进行。”(32)在这种情况下，经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医院从延大和党校抽调徐洲等18人紧急充任护理工作。病情大约到年底得到控制，但此后仍时有发生。
　　经过这次伤寒流行，中央医院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教育，延安革命队伍里逐渐注意消灭虱子。《解放日报》附设“卫生”专版，介绍虱子的种类、特性、消灭的办法。“团体灭虱就非用灭虱器不成，同时要设立澡堂子。灭虱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大蒸笼，或是用四块木板连成四方箱形，下用一铁锅烧水，将此箱形物套座[坐]在锅上，箱上盖一毡，把衣服挂在箱内壁上，即可用蒸气[汽]灭虱了。”“不过灭虱、防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常洗澡，常换衣服，总之，讲个人卫生是最好的办法了。”(33)可惜的是，这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当时最难办到的事。
　　1942年，“今年据我们从延安的各医院中调查，回归热、斑疹伤寒的病例仍是不少，虽然没有到流行的程度……”(34)
　　1943年3月，《解放日报》记者张沛受命到安塞县陈家洼采访，“和杨朝臣一家睡在一铺土炕上，被‘革命虫’(虱子)咬了几口。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回到延安以后，我赶写完《劳动英雄们的节日——杨朝臣、张万库给奖大会特写》那篇文章，突然发起40度的高烧来，住进了中央医院。连续14天，高烧不退，昏迷了过去，危在旦夕。”经何穆博士诊断，“确诊这是死亡率很高的流行性斑疹伤寒。病危通知书送到了《解放日报》社。”(35)后经几位同志轮番献血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保住性命。
　　延安是革命大本营，和平环境，医疗水平相对先进，前方阵线的情况就严重得多了。1946年冬，在延川县拓家川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医院(后称第五后方医院)收容了数百名从吕梁战役撤下的伤病员，中央医院派出外科主任周泽昭率领的手术队前往援助。据医生们回忆，他们在医护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虱子。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衬衫更换，一身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晚还要靠它取暖。我们进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束手。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火烤。我们把伤员身上已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
　　上石膏的伤员，石膏里面也生了虱子。我们就把棉花塞到石膏口上，虱子便钻到棉花里面，然后拿去烧掉。(36)
　　这么多、这么难以对付的虱子，这么艰苦的野外环境，疾病传染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物质上消灭不了的敌人，革命队伍依然用精神的力量对付之。
　　1948年春，由中央医院部分改编的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一所三连在宜川秋林，接受数百名瓦子街撤下来的伤病员。其中大多表现为发高烧、畏寒、全身疼痛、恶心、呕吐、腹泻、肝脾肿大，身上有出血状皮疹，个别的还出现便血、黄疸。这是明显的回归热特征。而回归热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要制止回归热的蔓延，首要的是断绝传染源——灭虱。”“范医生出了个点子：砌一个大锅台，装一口大锅，四周砌上1.5米高的围墙，锅里注满水，上面装上木架，把伤病员衣被装进去，顶上盖严，用大火烧水，蒸两个小时，取出晾干，把死虱甩打掉。与此相配合，更换铺草，给病人洗澡、洗衣，单衣服直接用水烫，把换下来的铺草烧掉。工作人员也照此法灭虱。”(37)这样才基本上控制了病情的局部蔓延，也考验了这些读书人出身的白衣战士们。
　　①孟于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6日，北京梅地亚中心。
　　②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7月初版，第72页。
　　③方文：《奔向延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91—92页。
　　④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25—126页。
　　⑤赵炎：《五老祝寿》，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94页。
　　⑥陈明：《回忆与怀念》，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8—319页。
　　⑦侯波、徐肖冰：《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53—54页。
　　⑧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37—438页。
　　⑨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册，同前引第438—439页。
　　⑩王颖：《红摇篮》，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70页。
　　(11)[美]纳塔莉·安吉尔：《野兽之美》，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1、169页。
　　(12)丁玲：《秋收的一天》，见《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35页。
　　(13)陈企霞：《狼叫》，《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2月2日。
　　(14)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8、59页。
　　(15)参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273、362页。
　　(16)《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令各级政府积极打狼以免伤害人畜》(1946年5月17日)，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同前引第58页。
　　(17)贾平凹：《怀念狼》，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2页。
　　(18)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70—71页。
　　(19)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第187页。
　　(20)[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66—67页。
　　(2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9页。
　　(22)[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81—82页。
　　(23)[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85、286页。
　　(24)见徐明清：《我的青年时代》，收入《史林撷英》，上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1998年1月编印，第81页。
　　(25)华君武：《“鲁艺”漫忆》，见《补丁集》，同前引第12页。
　　(26)王颖：《红摇篮》，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02页。
　　(27)李伦：《情系黄土地》，见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当年延安的中学生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77页。
　　(28)王惠德：《忆昔日》，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同前引第71—72页。
　　(29)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00页。
　　(30)[英]伯特兰·罗素：《婚姻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33页。
　　(31)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4页。
　　(32)杨先彬：《我在传染病科工作》，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166、168页。
　　(33)克雄：《谈虱子》，《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0月15日。
　　(34)《扑灭虱子》，《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0月15日。
　　(35)张沛：《望八抒怀》，见《新闻生涯六十年》，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1页。
　　(36)范泗水等：《奋战拓家川》，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280页。
　　(37)方一：《同回归热作斗争》，见《白农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