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延安生活的环境地理，审视这些被改造、被重新塑造的人生记忆法则，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延伸。
　　关于宝塔山延河水的万千说法
　　宝塔山、延河水、延安城，作为空间地理存在，与作为中国现代革命象征符号，其间相距甚远，甚至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它们都是一种真实历史存在，前者属于客观真实，后者属于主观真实。从客观真实到主观真实，其衍变升华轨迹镌刻着此后历史震荡对于当事人的精神烙印。
　　一
　　宝塔山、延河水都是因为延安城而走进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进程的，姑且先说延安城。
　　延安，原名肤施。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原先驻防的东北军受命撤离肤施，向西安一带结集，按照东北军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由工农红军接管肤施。12月17日，黄春圃(江华)率领红一团进驻肤施。
　　据江华回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为了防备蒋军向他们进攻，东北军、西北军要向西安周围收缩兵力，他们来电要求我们去延安接防。”12月15日，在保安的周恩来通知安排他带人立即赶赴肤施。当时红军主力部队西征后部署在环县、定边、盐池一带休整待命，江华将保安城能够拉出来的兵力陕北红一团和原张圆焘的手枪连都带上，当天奔往肤施，夜宿肤施城北门外。这时，东北军撤离后，肤施城里还有国民党绥德专员、肤施县长及其部下百余人把守。16日，“我们决定，如果明天国民党地方部队仍不撤退，即武力强占。当晚，我派一部分部队占领东门外(应当是北门外——引者注)的清凉山，一部分部队占领南门外(应当是东门外——引者注)的宝塔山。天亮后，发现城内军队已全部撤走，绥德专员也连夜逃往绥德了，我们即从北门入城。”①
　　对于红军接防肤施城，当时有一位刚从上海经西安到肤施任教的青年教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留下自己的记录。他于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抵达肤施。“驻在此地的军队，12日夜里，向南撤退了。”17日中午，“红军的代表进城来”。“进城来的红军，衣服褴褛，实在不成样子。他们把住的地方安置好了……到处乱跑。看到可以走的人家，他就走进去。我们学校里也来了一些，一进门来，他就笑嘻嘻的[地]说：‘你们还怕吗?现在不要怕了!’”②
　　江华率领红军进城后，随即报告中央。“根据军委命令，成立了延安城防司令部，白志文任司令员，我(江华——引者注)任政治委员，在白志文未到职前，由我代理司令员之职。不久，杨虎城由省里派来一位新县长，名马豫章。城里工商各界还组织了维持会，为我军筹粮筹款。”③和平接管，当事各方都堪称客气礼让，古城面貌得以完整保存。鉴于肤施古城各方面条件较之保安都优越，中共中央又派出以王观澜为首的接管工作团到延安，具体落实各项接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决定进驻延安。1937年元旦过后，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黄霖带领警卫部队到延安，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进一步准备。
　　1937年1月10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住了六个月的保安，启程前往延安。经过4天的跋涉，于1月13日傍晚，中央一行经安塞，沿延河支流杏河川，从延安西北川、蓝家坪、杨家岭的小路走过来。先期到达延安的红军指战员、城里市民，还有从附近甘泉、富县等地赶来的群众代表，在接管工作团、中央警卫团和延安抗日救国会领导下，组成欢迎队伍自城北门一直排到大砭沟口。
　　当晚，毛泽东借宿在抗日救国会住地罗廷桢院(今延安地区药材公司)，一周后移住凤凰山下李建堂的石窑里，直到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来轰炸，再迁至杨家岭。
　　在日本飞机轰炸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住延安城内北大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稍后更名为“陕甘宁苏区政府”、“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住南街沿山处，中央组织部住凤凰山麓南山下，红军大学(稍后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住东门城内府衙门，中央党校住城外桥儿沟天主教堂。
　　次日，延安抗日救国会在城东门内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会后，还在“仙园饭馆”(今延安影剧院对面)设宴，为中央领导同志接风洗尘。
　　东北军主动撤出肤施，向红军拱手让城。1935年9月，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成立红十五军团。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与十五军团会师。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东北军，加强配合原西北军，共同对付共产党红军。9月15日，国民党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军部及一一〇师、一二九师(欠一个团)驻守肤施。但在随后的崂山战役、榆林桥战役中，红军重创东北军，使得甘泉、洛川、肤施的东北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孤立状态。为了争取东北军，红军采取围困、贸易、交往的策略，肤施城就这样曾被围困过。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张学良派人通过在上海的宋庆龄结识刘鼎(阚尊民)，商讨“联共抗日”方略。1936年4月9日，经由杜重远、董健吾、刘鼎联络安排，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城内基督教教堂④秘密会晤，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问题。
　　同年6月，途经肤施到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现，“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东北军驻守延安不久，就遭到红军的围城反封锁。“红军对延安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⑤不仅延安城如此，东北军在西北地区“剿共”的其他地方情况也基本上是这样。经过多次磋商，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并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
　　张学良把他的东北军集结在西安周围，并请求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主力同样调向南面，以便共同抵抗南京军队将要发起的攻势。在军队的转移途中，张学良放弃了一些到目前为止由东北军占据的城镇，其中有通往西安的公路两侧的城市延安、甘泉、富县和洛川。红军部队随即开进这些地区……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所控制的地区，没放一枪一弹就一下子扩大了几万平方公里，居民几乎增加了一百万人口。⑥
　　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政治斗争取得军事胜利的一个典范。
　　二
　　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总部进驻肤施后，将“肤施”改名“延安”。
　　其实，“延安”、“肤施”都是该城古已有之的名称。但现在共产党接管后更改名称，沿袭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其称谓，以划然区别于此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称谓。
　　秦一统天下后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此地为高奴县，隶属上郡。南北朝时期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设东夏州。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东夏州为延州。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制，以州统县；大业三年(607年)，复改州为郡，废延州，设延安郡，郡治肤施，下属肤施、丰林、临真、延安等11个县。其中延安县，原为广安县，因避太子杨广名讳而改为延安，但其辖地在今延长境内。尔后几经变故，至清实行省、道、府、县四级行政体制，肤施县仍为延安府治，归属于陕西省延榆绥道，道治所驻榆林。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废延安府，肤施县隶属陕西省榆林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道，肤施县直属陕西省。
　　大约在1923年前后，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先后来到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任教，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1925年春，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在肤施正式成立，教员中秘密建立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并于同年12月25日组织“非基运动周”，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主要由省立四中学生和部分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四中出发，经过大街，高呼口号：“收回教育权!”“反对文化侵略!”“打倒基督教!”“呼声震地，两旁观者鼓掌欢迎。嗣[后]大队到县署，要求县长三大条件：(一)废除从前延安和外人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杀了外国教士[后]所割让地方)；(二)收回教育权(教会所办的小学校)；(三)出告示禁止人民入教。县长都一一允诺，大队认为满意。退出后即将基督教会包围，强逼会里的教徒搬出教堂，随即会同县署人员将教堂所有物件——除私人的外——全行检查，同时把门窗也一一封锁，移交县署负责管理。”⑦
　　另有传说，游行队伍涌向城内的基督教堂，“撕毁了耶稣像，砸了教堂的大钟。随后，游行队伍来到凤凰山下的城隍庙，捣毁了一部分塑像，并将在凤凰山下居住的耶稣教徒曲前，痛打一顿。”城隍庙墙壁上被写上标语口号：“打倒基督教，捎了城隍庙，西山放大炮，曲前该倒灶。”⑧过激行动受到地方军警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1O余名党员群众被逮捕。但运动很快得到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声援和支持，1926年1月该联合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援助延安非基大同盟宣言》，迫使军警释放逮捕的运动组织者和积极分子。
　　经过这次斗争后，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1926年夏，中共延安特别支部成立，未几又相继成立中共延安区委、中共延安县委。1935年5月，陕北红军在肤施县境内北部地区设延安县，7月在南部设肤甘县、东南部设红泉县，9月撤分肤甘县，改设肤施县。这样，时至1936年底红军接管该城，中共中央进驻后，将城区设为延安市，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撤并肤施县为延安县，隶属延安分区。
　　延者，长也。延安，寓意长治久安。
　　肤施，肤肉恩施，典出佛教故事。相传尸毗王传教来延安，住清凉山上，偶遇苍鹰追捕鸽子，鸽子求救于他。经过一番食物链的两难辩论后，他割舍肤肉喂食苍鹰，以此解救被追捕的鸽子，化解纷争，息事宁人。割舍肤肉后，他到延河洗涤筋骨，故尔延河曾经名为“濯筋川”。又见山下有一眼清泉，他取水可以使伤口愈合，故名“定痂泉”。尸毗王的慷慨付出，得到更高法力者如来的补偿，以水洗之，肌肤复生如初。
　　肤施、延安，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虽然有区域的差异，但它们在历史上的交替出现，标明当时当事者分别汲取不同的历史资源，打造各自的现实理想。
　　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古城城墙完整，依山傍水而筑，气势堪称巍峨。该城始建于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历来都是边塞要镇，代有增修，设置三门，东胜门临延河支流南川河，正对嘉岭山(宝塔山)，另有小东门曰津阳门；北安定门临延河，正对清凉山；南顺阳门沿南川河而立，视野开阔。城西凤凰山，天然屏障，未设正式西门，只在北门西角留一巷式拱洞，称小西门，与西沟相通。城墙全部为巨块面石垒砌而成，内部填土夯实，城墙截面呈梯形。据方志记载，延安市区曾先后建有府城(西城)、肤施城(东城)、围城(府城北门外)、高奴古城等五城，素有“宝塔钟声三川闻，肤施鸡鸣五城应”之美誉。⑨“清末民国初，延安老城共有6条大街30多个小巷。”⑩经历过东北军驻守、红军围城、东北军撤退、红军接管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到中共中央进驻之初，古城街市未变，但惊惶未定的本地居民只有3000人左右。“包括士、农、工、商各界，大都在城内居住，东关、北关很少住人，只有南关热闹点。……当时社会风气极为腐败。明妓、暗娼就有几十人，烟片烟枪亦有五百余支。”“城内大量的是农民，城周围二十多里路外很少有村庄，漫山遍野，荒草丛生，有人居住处，才有小块耕地。”(11)虽然城里早有共产党活动，但对于这新来乍到的红军部队，居民们仍然心存戒备，更何况国民党早有宣传诬告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呢。
　　红军进驻延安后，为了团结抗日的目标，没有像以往那样打土豪分田地，斗劣绅分财产。“但是，许多豪绅心里还是怀疑，而且还是很恐怖。”他们担心“先甜后辣”，现在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将来辣的时候，要给你下不了台。对于一般没有多少家产的居民来说，最担忧的是自己家里的女人们。因为“说到‘共产’，就会连[联]想到‘共妻’”。街头上一时之间几乎见不到本地的女子。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女战士只有50人，她们穿着仪表与男同志完全一样。她们要在这“没有女人的城市”里做妇女工作，开始是很困难的。她们走到人家里，去拍婆姨的房门，里面就要问：“是男的还是女的?”这种场面对于有过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她们来说，也许并不稀奇。直接做妇女工作有困难，她们就从男子方面去攻关。文化界、各机关、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以及红军士兵，都被动员起来去说服他们家里亲戚朋友的妇女。经过一个多月以后，开民众大会时，就有了当地婆姨们参加，许多妇女组织也相应成立起来，街头上刷满了诸如“反对童养媳制度”、“反对缠足”、“妇女要参加社会工作”等标语口号。“另一方面，在这一段时间，‘办喜事’的人家特别多。这也就是怕自己的妇女被别人来‘共’去了，就率性给她早一点结婚。结了婚，就可以保险了。”(12)
　　受谣言和恐慌影响，最初一个多月里，延安城很是冷清。中央警卫团生活供给颇为困难，“我们就靠从保安搬迁时带来的黑豆、高粱、荞麦为主食，而且定量一减再减，以应付长期战斗的需要。”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只有四分钱的伙食标准。四分钱里还有两分钱是苏区票子，而当地只流通国民党的那种票子，苏区票子老百姓和商人不要。这样，我们每天的油、盐、米、柴、菜五大项，都得靠这二分钱来开销。”(13)冷清了一个多月后，街市逐渐变得热闹起来。“街上，挤满了行人，卖杂货的小摊子，出现了三百多个。饭馆，也有了五、六家。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本地商人们的脸上也都绽露出了谨慎的笑容。革命队伍里的供给制生活，在居民们看来是非常有趣的。“他们的办法，没有薪俸，任何人都没有薪俸。除非是在外面请来的专门技术人员，如医生、无线电教师等，才有点薪俸，但数目也很少。”“吃饭，到粮食部去领粮食。小菜，每天每人发三分钱。什么人都一样，就是有些受特别优待的人，每天也只五分钱。”这里两处引文数字的出入，也许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差异。但在当时，红军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都表现出安然的喜悦。“三分钱在此地值十二个铜板，连油盐在内，究竟买得到些什么?”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贫困清苦，可是对于曾经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们，这已经是近乎“天堂”了。“现在，有房子住，有小米，有萝卜白菜，差不多等于到天堂了。”(14)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对延安的最高礼赞。但出于旁观者的记录，更多的可能是偶然的口头赞叹，没有更深的理性内涵。对延安作更热烈更崇高礼赞，要等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大批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成为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他们只在刚进延安时称颂“天堂”，以后，尤其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反而倾向于突出强调当年延安生活如何清苦的一面。相反，那些抗战后奔赴延安的新知识分子，则是刚开始带着挑剔，甚至是批判的眼光看延安，尔后，尤其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却越来越推崇延安，神圣自己曾经在延安生活的情感经验。
　　曾经跟随中共中央一起长征，再一起进驻延安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在其晚年回忆中说：
　　延安位于一块平原上，有三个河谷在这里相接，四周黄土丘陵起伏，与保安真有天壤之别。城的周围有坚固的城墙环抱，城墙在北端蜿蜒向上，越过一道道山梁。延安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许多房屋，主要是那些最宽敞和最漂亮的，都空无一人，因为这些房屋的住户是大地主、国民党官员、高利贷者和商人，他们早已偕同家属搬走了。因此住房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也分到了一座房子，房前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哈特姆博士和我住在一起，在此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
　　根据粗略估计，这座城市的居民还足有三千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我们看到这种已经不习惯的热闹的民间生活，感到趣味盎然，但或多或少总有局外人之感，因为我们身无分文，衣食住行一向由地方苏维埃的主管部门以及军队后勤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以后几年也没有改变。(15)
　　这与前有拦截，后有追兵，雪山草地，戎马倥偬，不遑起居的长征途中生活相比，确实有近乎“天堂”之感。可是，当时这份真实的喜悦情感，后来却被掩藏起来，用突出苦难来增加革命成本的阐释力量。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外联络处秘书、延安交际处主任的金城，晚年回忆自己随中共中央初进延安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时延安城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从南门到北门，南北向一条；从东门到凤凰山麓，东西向一条。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我党政机关所在地，房屋结构和里面的设备比较简陋。唯一的一所好房子，就是坐落在十字街口东北面的外国人所造的天主[基督]教堂。(16)
　　这与李德的记忆是距离甚远的。
　　四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再一次携手合作。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八路军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划定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陆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共计4.2万余人，并接受国民政府提供的军备薪饷。(17)同时，大批热血知识青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招引下，历经艰险，奔向延安。先后有将近两年时间，古城一度日渐繁荣起来。
　　1937年5月至9月，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以斯诺夫人的身份，来延安采访，继续斯诺从保安开始对中国革命队伍的观察报道。在她当时写下的文字中，“延安是个古城，在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流动的临时中央政府之前，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四周是逝去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片荒芜残寂，但是意料不到，延安却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风景如画的小城。群山似冠，它是冠顶的一粒明珠，各处山头则布满了射击工事和瞭望塔。古城四周有一条浑浊的小河，缓缓而流，起着天然壕沟的作用。”因为有了薪饷和外援，革命队伍里供给制生活较从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大生产运动还没有出现，人们暂且享受着相对宽松自由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所有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也是非常值得惊奇的，她惊叹：“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只是以英雄气概代替了田园风味。这里的生活则简单到无法再简单。个人的私产几乎不存在，物质需要缩减到了最低限度。粮食、衣服和棉被一律由国家发给，住处由当地人民提供——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不受干扰的私生活就是在最有条理的中国家庭也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从放在桌子中间公用的碗里夹菜吃。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人们整年都在亲密友好的精神下吃着家常饭。”(18)有饭吃，有衣穿，分配平均就算公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社会理想，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身边的社会现实，确是令人兴奋激动的。
　　以后，她又到访延安。她一生都关注着中国，关注着延安。“在我1937年访问延安之后的十年期间，一篇全新的民间传说和民族神话，在延安窑洞里、在延安的山沟里诞生了。一种新的宗教，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了。”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延安，就像一颗镶嵌在城墙里面的明珠，成为群众山之冠。城内大理石牌楼雕刻绚丽，横跨在窄狭的街道上。在一座座有围墙的院落里，盖着砖窑瓦房，然而里面却住着头等重要的人物。”初来乍到的青年学生多穿长袍，参加革命队伍成为公家人，无论男女都穿统一的制服，“极端的、清教徒式的节制和严格的道德观念，是争取民众的纲领计划的组成部分。……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19)她试图在整体上能够把按延安的心跳脉搏，将毛泽东放置在中国历史传统的大背景下去解读。她笔下的延安没有被拔高，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即将被神圣化的浓烈情氛。
　　1938年8月，以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身份到延安的陈学昭，她在当时陆续发出的长篇通讯中，真实记录了延安城里的繁华、热闹和诱人魅力：
　　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
　　走在延安街上，自南至北，一条短短的大街，挤着无数的人，有着无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口音。延安是这样的挤满了人，简直是水泄不通。在星期日，每一个街角，每一间屋子里，都挤满了人——连在乡下的人也进城来了。冲在这样一个人潮里，我有点着急，不曾习惯，而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有点害怕被它展[卷]了去。
　　陈学昭出生江南书香门第，来此之前，她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回到祖国，没有参加社会工作，始终保持着国外生活习惯。到延安生活采访过一段时间，她逐渐习惯了这里的热闹和拥挤。
　　走在延安街上，现在我的胆子大了，也不再感到不自然了。在汗气熏蒸的人群里，我也挤来挤去地挤往我所要去的地方。天气非常热，我的毛衬衫一天湿几次，也只好随它去，那间房间里是不能揩身的，不过还好，晚上，天凉下来，我的毛衬衫也就自然而然的[地]干了。我开始张大眼睛，望着街上，贪心地看，好像要把一切吞下去。哦!真快乐，延安的街；真激动，延安的街!人们三三两两搀着手走，虽然有点妨碍交通，但延安是一个青年的城市，她微笑着，好似说：“一切请原谅罢!”人们的嘴巴几乎只只都在动，不是吃，就是说，通常是兼吃兼说；花生摊，香烟摊、与小吃摊，小馆子……接连不断。红头大苍蝇从这个摊头飞到那个摊头，像行人一样，总是不断不停。几块红烧猪头肉，发出诱人的香味。
　　我想我所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罢。在延安的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感情事情，你尽讲，大声地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钉[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延安的街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一个乞丐。(20)
　　这是一块属于叛逆者的黄土地，这里正在努力创办民主模范的抗日特区，这个时期国共两党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局面刚刚形成，这个时期中共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制，延安的政治空气对于一般人来说确是民主的、自由的、进步的、抗日的，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住在山上，消息可不大灵通。特别延安，这个城市，它是天天在变，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改良，几天不进城，你就会起一种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觉。它虽依然满挤着行人，堆积着牛粪、马粪……还有那些诱人的小食摊，可是墙头有了新的壁报，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俘虏多少……标语、街头诗，还有边中附小的宣传队的唱歌……偶然有人聚在街头，有的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有人会回答你：“哦!一年前还糟，你没有见过一年前的延安，现在好多了!”又有人回答你：“三个月前的延安也不是这样，现在比三个月前好多了!”总之，它是天天在改进的，还有希望!!如果你要批评，旅客、参观者，那么请你留心一点，慢一点，请你别性急，慢慢的，你看，什么地方是可以批评的。也有许多事情他们已经努力在做，或者正在开始努力做，还没有发生期待的效果，可是，他们并没有把需要做的事情漏过。(21)
　　陈学昭曾经先后三次到延安，其中这第一次是以做客的记者身份，基本上保持着一个自由言说的叙述立场。她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这一份被真实感动的情感，在当时几乎所有到过延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里，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的。
　　1938年11月16日夜，距离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前四天，何其芳写下了饱蘸浓情的报告散文《我歌唱延安》，盛赞两个月来对于延安的感受：“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首先要大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因为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过于热烈激动的心情，是很容易忽略生活细节的，而更倾向于情感的概括、提炼、升华。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像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简短到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
　　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
　　包括着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一个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22)
　　几年后，作者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介绍自己来延安时的情况说：“我那时是那样的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即萧伯纳——引者注)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致敬。我写了《我歌唱延安》。”(23)
　　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没有娼妓，没有乞丐；可以自由言论，可以自由进出……面对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现实，奔向延安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们都主动放弃了自己原先所持有的批评权利，甚至为自己曾经所抱持的批评态度而感到愧疚。这是在当时一种非常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心理。
　　形成这种精神心理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构成这些奔向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成分，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1937年9月，在延安和抗日前线采访过半年多时间，因为受到政治怀疑而被迫从延安退回到西安，并因为受伤暂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三个星期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注意到，“办事处院子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反映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每次火车载来一批批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他们面无血色，苍白消瘦，坐牢苦状表现无遗。很多人有肺病、肠胃病、精神分裂症，他们希望能坐上一趟大车到延安去恢复健康，能上抗大或陕北公学去学习。”(24)
　　1937年春，以天津联合通讯社社长的身份到访过延安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里夫(Earl H．Leaf)观察到中国革命队伍里的这种现象。“当我在中国赤都——延安府——的时候，我曾经跟许多知识分子、教育家和学生分子谈过话，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是当政府或地方当局所指使的清共工作，把他们的亲友们在革命运动或救国运动中被捕或受刑以后，才使他们坚定了对于急进主义的信仰，更进而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说1919年青年运动爆发以来的中国革命史有过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这种对于‘危险思想’或急进运动的残酷而异乎寻常的毒刑，结果反而是在这种高压手段之下的残剩者的心灵中灌溉了社会主义的种子。”(25)我这里关注的不是种子应当不应当萌生，而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身世里，奔向延安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普遍精神心理，以及这种普遍精神心理对于延安历史记忆将作什么样的更改与变形。
　　五
　　延安最值得称道的，显然不是物质生活的粗略温饱与安定，而是革命真理，是担当天下，重拯乾坤，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豪情和愿望。
　　从保安到延安，很少写诗的丁玲，1937年7月赋诗称颂延安，“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 但／街衢清洁 植满槐桑／没有乞丐 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 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七月的延安 太好了／但青春的心／却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26)叛逆逃亡者曾经仇恨交集的心灵在到达延安后，都被革命燃烧起来。
　　延安，“你是真理的标志，你是光明的象征!”“延安的空间，每日振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各种的声调腔音，还不时有异国人在欢笑，呼叫，畅谈。不同国度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省县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地方的人到这里来了!……容纳全世界最进步的人们，创造着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力量，铸成了人类最完整的思想，给日本帝国主义敲着丧钟，给世界法西斯掘着坟墓；为新中国而歌唱，为新中国而呼喊，为新中国而战斗；是个最灵敏而威严的大脑，延安，在铁样的山流之中，被铁的人流滋润着。”(27)
　　“革命的圣地——延安。”(28)
　　这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延安的一个共同心声，1939年7月被如此完整地表达出来。当这个核心意象出现后，迅速传播，不断重复，并被扩展延伸。
　　从七月的圣地
　　——延安出发
　　通向理想的彼岸
　　因为你是历史最
　　鲜明的路碑
　　因为你的进程
　　就是人类永恒的进程(29)
　　我要歌唱着，
　　我找到了好的生活，
　　而且我找到了理想和工作，
　　像一个寂寞的多思索的孩子，
　　在他的童年的甜蜜的睡眠里，
　　找到了那黄金的王国。(30)
　　从“乐园”、“真理的标志”、“光明的象征”，到“革命圣地”、“全国青年们心上的圣城麦迦”、“人间极乐世界”(31)、“黄金的王国”，几乎所有表示崇高神圣的词汇都被派上了用场，借以表达他们对延安的礼赞。
　　六
　　可是，现实中的延安城，自从1938年11月20日遭到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后，就逐渐变成一座废城。
　　在日本飞机轰炸的前几天，就有日本侦察机掠过延安的上空，还散发传单。当初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以为是苏联飞机，有人还拍手欢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32)以前延安见识过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以及苏联飞机，都是非常友好的。只有经过长征的同志们才知道飞机轰炸的残酷，他们告诫城里的居民和青年学生，介绍一些简单的防空常识。居民们看到中央机关还在造房子，也就没有怎么当作一回事。
　　11月20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机关学校普遍放假，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都照例涌进城里，逛书店，会朋友，买零食，下馆子……将近晌午时刻，忽然有7架(一说9架)日军飞机扑向延安上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掷重磅炸弹，并用机枪进行扫射，致使弹丸之地的延安古城顿时成为一片火海。爆炸声、枪击声、飞机的轰鸣声、民众的哭喊呼叫声，扰乱了古城往日的安详、热闹和秩序。“这天上午，许多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和机关干部到位于城内凤凰山的光华书店购书，一些炸弹集中落在这所书屋附近。刹那间，书屋成为一片瓦砾，周围死伤学员、干部七八十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李德的翻译也在此次轰炸中遇难身亡。”(33)据当时在抗大学习，这一天恰好也在光华书店买书的张沛晚年回忆遭遇轰炸的情景：
　　那是礼拜天，延安有个旧城，我们从城外抗大窑洞到城里，一是去买书，那时候书店在城里；二是去下馆子，有人到延安时身上还有些钱，抗大当时吃得很差，所以礼拜天到城里下馆子吃一顿，平常也不放假。去的时候一切很正常，到上午11点、12点，日本人来了9架飞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9架日本飞机来这里扫射，轰炸延安城。我那时候正好在光华书店买书。书店设在山坡上，我就赶紧跑到窑洞里躲起来，所以我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后来我出来，回到抗大时才发现，同我一起进城的那个江苏同乡也被炸死了。那时抗大每个队都有一个相当于现在的俱乐部那样的“救亡室”，每一个救亡室里面都停着几具尸首。(34)
　　第二天，日军飞机继续轰炸，主要炸弹都集中倾泻在凤凰山麓附近。毛泽东借住的李家院子几孔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躲藏其中的30多位八路军干部战士全部牺牲。在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轰炸使延安古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据林伯渠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紧急电函报告，11月20、21日连续两天，日本飞机在延安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35)
　　飞窜延安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来自日军在山西运城修建的军用机场。(36)第一次轰炸得逞，日军飞机便持续轰炸。当时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反击能力，原先住在城里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办事单位，都陆续搬迁到城外依山挖掘的窑洞里。城里住居的市民也都基本搬出去，在南门外形成一个新的集贸市场。
　　1939年元旦、春节，日军都出动飞机轰炸延安。因为有了防备，所以损失很小。时在延安的陈学昭写道：“1939年的第一天，早上9时左右，日本鬼子来了七架轰炸机，投了几十个无结果的炸弹，走了。给我们拜年。在炸弹声中我们过了新年。阴历年夜的上午他们又来掷了几十个炸弹，敌人以为最懂得中国人民的心理，他们以为那天老百姓为预备过年，拥挤在街上，一定是没有什么戒备的，而且又新年一号来，旧历年三十来，以为这是最好也没有了。谁知警报放得早，大家都跑走了，他们依然没有达到目的。”(37)等飞机逃逸后，大家都纷纷从窑洞里赶出来，寻找飞机投弹爆炸后的弹坑，拣拾弹片，作为上等的好钢材，卖给铁匠铺或边区农具厂(即兵工厂)。这也许是日军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情。
　　此后，日军飞机骚扰不断，持续至1941年10月，共计轰炸17次，投弹1690枚，炸伤184人，炸死21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过街戏楼10座、牌楼10座、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基督教礼拜堂1座、基督教房屋94间、天主教房屋75间。另外，还炸死牲畜197头，毁坏粮食34.5万余斤。此外尚有其他损失，以可计价格的物品计算，共计经济损失折合边币28.2126亿元。(38)其中：
　　1939年3月10日，日军出动14架飞机数次轰炸延安；
　　同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0架飞机，投弹50枚，炸伤5人；
　　同年9月8日，日军出动飞机64架次，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30余人；(39)
　　1940年、1941年日军各出动飞机轰炸两次，“投弹百多枚，炸毙马和驴子五六匹”。(40)
　　遭遇轰炸后的延安古城，毁坏严重，城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热闹。人们都以集体为单位四散到郊野山坡上开凿的窑洞里工作或学习，延安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
　　1938年12月，结束了在看花宫赵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的秦兆阳，获准到延安鲁艺美术系继续深造，与其他同志一起，十几个人在黄土高原上走了10天左右。“记得是中午进的延安古城。许多房屋被敌人的飞机炸烂了，极少店铺，也极少行人，一片战时景象。负责带队的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农民出身的小青年，突然抖擞精神大喊起来：‘大家他娘的唱个歌，唱《壮丁歌》。一二，唱!’”于是，十几个人扯开干涸的嗓子，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好铁要打钉，／好男好当兵，／保家乡，杀敌人，／发动游击战——争!”(41)是抒发激动的心情，也是表达对于日军轰炸延安的愤慨。
　　1939年2月1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抵达延安。在古城南门外，他们受到有组织的一千多人的夹道欢迎后，穿过延安城时，天色已晚。“我们走在绵延一英里长的队伍里，穿过被炸弹摧毁了的城区。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日本人炸毁了，居民们都以城市周围黄土山坡上挖掘的窑洞作掩体。夜幕降临，山坡上窑洞居所里的灯光渐次闪亮，层层叠叠，让我们觉得这是浓缩了的香港。”(42)
　　时至1944年春夏之际，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记录下的延安城，“日本结束了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片瓦砾堆的废墟了”。同时，他又发现已成废墟了的延安旧城周围的无限活力：
　　延安的毁灭既未驱走共产党政府，也没赶散延安民众。他们只逃到延安城外，在延安峡谷侧面的数千尺的峭壁上凿深深的洞以安居。所以今天的延安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怕轰炸的洞穴城市。洞穴一层层地排在悬崖上，每个洞穴都有一个弓形门，每个弓形门又皆以一道扶壁互相隔开。由洞穴前的雄壮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险阻的小路从一条层道通到另一条层道，把上下的层道联结起来。每个洞口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以养鸡养猪种菜或作儿童们底[的]游戏场，间或那里更有一条晒衣服绳子。从上面向下望，可以看到在悬崖下的峡谷里有很多妇女在延水岸旁洗衣服。(43)
　　这种别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对于一个初次到访者来说是颇为诱人的。参加这次记者参观团的另一位国内记者赵超构(林放)，在为重庆《新民报》所写的连续报道中记载：
　　小小的肤施县城，廿九年受过敌机的轰炸，现在只剩下一些墙脚屋基，满长着青草。延安人彻底放弃了县城，把市面移到南门来，就是如今所称的新市区。……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合用，却是粗糙。就是最繁荣的新市区，也处处出现一个未成熟的都市的面目来。
　　商店的货物似乎很丰盛，但只限于日用品的若干种，窗框的装饰，纯粹是摇鼓担式的老手法。
　　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这一点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城市。
　　惯于享受城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阴。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44)
　　记者的眼光是挑剔的，也是比较客观的。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后的延安古城荒废着，却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延安城，在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在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一代人笔下，却是另一番令人惊奇的景象。
　　七
　　冼星海是延安群众歌咏运动的一面旗帜。1938年11月3日，他与钱韵玲结伴从武汉经西安到延安，旅途上结为秦晋之好。冼星海到延安后出任鲁艺音乐系主任，与塞克合作创作《生产大合唱》，与光未然合作谱写《黄河大合唱》，1940年5月接受任务远赴苏联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不料归国途中受战事影响，客死他乡。钱韵玲带着女儿冼妮娜，一直在鲁艺过着集体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她到北京，到杭州，虽然另有新的生活，但始终牵念着冼星海的命运浮沉。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演出《黄河大合唱》，她满怀激动的心情写下回忆延安的文字：
　　延安!多么庄严美丽的古城，我们朝盼夜想的革命的母亲啊!毛主席在这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这里的天是碧蓝蓝的，地是金灿灿的，红光满面的青年，吃着香喷喷的小米，伴着清粼粼的延河，学习革命的真理，研讨解放的道路。到处是歌声，到处是笑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45)
　　这是客观真实的延安，还是主观想像的延安，很难区分。曾经跟随民众剧团工作，又在鲁艺学习的诗人侯唯动，1993年出现在他笔下的延安，竟然还有“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延河圣水”(46)。
　　1940年由党组织安排进入延安，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并接替丁玲出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舒群，1955年与罗烽、白朗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历经磨难。延安成为他磨难中百般回忆、紧紧攥牢的精神皈依。一种喧闹亢奋的文体，理想与现实不分，过去与现在不分，描写与抒情混杂，叙述与歌唱混杂，整体虚拟，局部真实，人物用化名，故事是写真，呓语式地出现了。
　　延安，有玉液琼浆之水，翡翠宝石之山，革命辉煌的灯塔之乡；凭它，仅仅凭它照耀全国人民希望。(47)
　　水，是仅有的这条延河水。两岸结着细薄的冰溜儿和冰碴儿。中流浮动着一层隐约的寒气——圣洁的气息、革命的气氛，顺流而去，流到黄河、渤海、太平洋去，散发到全国、全世界去。
　　山，却是重重的山，望不尽的山。山，山，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吕梁山、太行山、五台山、泰山、大别山、桐柏山、茅山、五指山、长白山……山，山，山，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六盘山、岷山、大雪山、娄山、闵山、白云山、武夷山、井冈山、岳麓山、韶山。韶山，地灵之峦，人杰之巅。(48)
　　在舒群的系列文章中，作为回忆主体，作者的姓名，《杨家岭夜话》是“任正真”，《枣园夜宴》是“大舒”，《在天安门前》是“疏麇”，《胜似春光》是“殳宭”，并特自加注汉语拼音“shu qun”，暗示人们这其中活动着的背影就是他自己，而介绍其他历史人物如凯丰、何克全、朱光等，都用真实身份和姓名。这种不能公开光荣历史面容的写作背景环境，改变了书写的文本，也改变了书写的对象。
　　八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长河里，从来没有哪一段河床可以像延安这样，人们对其记忆的色彩光辉、形态大小，与现实生活中享受的政治待遇、物质利益的机会成本隐约地画上了等号。
　　延河水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基本上是清澈的，枯水季节行人可以跋涉过河，但河湾低洼处有较大面积的积水，夏季涨水季节较平时水位高，水质泛黄，但都不影响延安古城居民的生活日用。1939年的机关生产运动，1941年底开始的全延安、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劳动竞赛，延安周围山地几乎被全部垦翻一遍，本来就不甚丰厚的植物受到毁灭性破坏。延河水变得浑浊起来，流量减小，枯水季节部分河段干涸，洪水季节泥沙俱下，凶猛肆虐，狰狞狂暴。
　　整风运动中从前线回到延安，在蓝家坪“文抗”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刘白羽，第一次见识延河洪水，他几乎被惊呆了。后来他将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写进自己的小说里。那是一个炎炎夏季里的星期天中午，担任抗大学生小队长的陈文洪赤裸着上身，灰布军裤挽到膝盖头上，站在河中心的一块大青石上洗衣服。
　　忽然，一股闷人的热气从河面上升起，使他呼吸有点困难。便直起腰，用带泡沫的手臂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放眼望时，大吃一惊。原来靛蓝的天空突然黑得像锅底，只见一只苍鹰在飞腾旋卷的乌云里急急打了一个斜歪就无踪无影了，河边的石块发白，马兰花在颤抖，一阵狂飙突然从天而落。
　　大西北高原有时是温情的，有时也是狂暴的。现在，在你还来不及思考的时候，这险象环生的一幕已经降临眼前。
　　陈文洪抱起湿衣服，立刻就往岸上跑，刚上岸，就隐隐听到一阵可怕的声音，回身一看，河的上游，山洪像千万垛山崖陡壁直压下来，墨黑的旋流带着无穷的吓人的威力。与此同时，整个天空和地面都变得昏暗沉沉，好像整个天穹突然奥变，从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发出一种说不清的可怖的轰响。延河原来只是一条曲曲小河，而转眼间，大水已经淹没两山之间整个广阔的平川，沿着整个广阔平川，遮天盖地，狂泻而下，两面光秃秃的山夹着一片汪洋汹涌的黑流。(49)
　　山洪裹挟着泥沙石块，急剧地怒吼、旋转、奔流，冲击着成群的牛羊、巨大的树木和桥梁、屋顶，横扫而下，势不可挡，毁墙破屋，伤害人畜，在所难免。直到晚年，他还记忆犹新道：“这是多么无情的浩劫呀!它摇天撼地，一扫而光。待到山洪过去之后，你到河边去看看吧!河流中，河滩上，兀立着多少断崖裂石呀!难怪延河里到处是奇形怪状的石块、石峰，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移动的，只有大自然狂暴的力量才能留下这些石的密谷、石的森林。清清的河水就从这森林中曲曲折折向前流进。”审干抢救运动中，他本人差一点就跳山崖自杀。运动过后，痛定思痛，他觉得“这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正是延安的心灵”(50)。
　　延河，早在战国时期叫区水，西汉时称洧水，南北朝西魏时名清水，尔后曾一度被称为濯筋川、筋水，只到近代才被称为延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称清水的时间最长。可是，因为流域内大范围的植被遭到破坏，裸露的黄土地不能涵养夏季骤降的雨水，就造成泥沙俱下，瞬间狂潮的可怕景象。这在1944年春夏之际来到延安的孙犁笔下也留下记录。此后，清清的河水对于延河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想像。
　　与延河水相关的还有宝塔山上宝塔的位置问题。
　　由于观察者的角度、立场和心态的不同，延安宝塔在不同时期的图片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姿态和风格。该塔又称岭山寺塔，高9层，始建于唐代，最初是佛教精神的产物，为锁骨菩萨舍利塔。金大定九年(1169年)，嘉岭山上建岭山寺，以此塔为寺院标志塔，并予修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又对该塔进行维修。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学理论，其所处的是一片风水宝地。延河及其支流南川构成一个“丁”字形水系，穿行在几座不高的山岭之间。宝塔就矗立在两条河流交汇点之东侧的嘉岭山眉额之间，隔延河与其北面的清山相对，隔南川与其西面的凤凰山相望。居东镇西，襟山带水，温暖地怀抱着曾经坚固的延安古城。这里的山脉都是黄土高原经过流水、河流长期切割后形成的，嘉岭山与清凉山其实都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无论是从风水学，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宝塔都不可能建筑在一个制高点上，而是坐落在嘉岭山脉当中的一个并非最高的小山坡上，这样才有遮掩，有呼应，从而获得几分安闲和从容，几度沧桑，几番风雨，千百年来默默地守望着延安、陕北这片黄土地。
　　1937年初，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刚进延安，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生活相当困难。“只要一看到野生没主的动物，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大家便打起主意来。”中央警卫团二连战士奉命在宝塔上修筑防御工事，中间休息时大家结伴看宝塔，发现颓废的塔内楼梯板已经被人拆走，只剩下几根横梁，从塔底可以一眼看到顶，塔顶上是野鸽子的世界。“当时正是阴历二月，山上的蒿草又干又枯，战士们割了一大堆蒿草，堆到塔底，等天黑了，野鸽全进了塔，就突然点起火来。不一会，烟和火直冲塔顶。栖在塔内的野鸽，遇到这突然的袭击，都惊飞起来，扑棱棱、乱哄哄地乱飞乱撞，有的熏死，有的撞死，有的吓昏了头，顷刻，野鸽像下冰雹似的往下降。战士们乐得手舞足蹈，又喊又叫，纷纷到火堆边去抓鸽子，有的战士一只手就抓了五六个。不一会儿就装满了13条布袋。有的战士还脱下罩裤来装。最后用7匹马驮回了这些战利品。”(51)同年1月至9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和国内记者范长江等先后到延安采访，带有照相机，也都没有拍下凸显宝塔的照片。
　　1938年秋天，为防空安全起见，宝塔曾一度被计划拆除。
　　早在红军和中共中央进驻之前，延安北门外延河边就建有一个简易的机场，但没有完备的导航设施。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苏联的飞机，从重庆来的国民党飞机，都是靠山上的这座宝塔作航行标志。在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腾代远主持的防空安全研讨会上，有识之士提出，“如果没有这座高高挺立的宝塔，敌机就有可能找不到延安，延安就会免遭敌机的骚扰和轰炸”。沿着这个思路，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很多方案。有的说用爆破法，既省时又省事。可惜宝塔巍然，塔高44米，塔基周长37米，没有那么多的炸药。有的说组织人力，挖掉塔基，让塔身倒塌。几次开会，议而未决，殊料日本飞机就扑过来了。“之所以能使这座始建于唐、重修于明的宝塔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并非因为它作为文物和历史的见证，也并非因为没有找到拆除宝塔的最佳办法，坦率地说，是因为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来得太快了。”(52)先有日本飞机轰炸，后有国民党飞机轰炸，宝塔都奇迹般地存留下来。延安革命队伍自从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再没有讨论对宝塔的处理问题了。
　　宝塔的位置被凸显出来，同样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出现的事情。他们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安为净土，为圣地，跪拜黄土地，亲吻延河水。“像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觉，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脸。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53)
　　此情此景，圣地净土，本来就具有点染山水作用的宝塔，也就招徕了更多崇敬的眼光。而尤其是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都要放弃一切个人思想杂念，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地位基本已经确定。
　　但古城早已被炸毁，延河水也变得浑浊干涸起来，唯一可以作为延安标志性建筑的宝塔，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理所当然地在逐渐提高，提高，再提高。陕北传统的剪纸艺术，就具备了随心所欲地重新安排山河的审美匠心，摄影技术和素描技巧更满足了人们对于宝塔崇敬心理的需要。于是，在随后的图片中，原来位于宝塔东面和北面明显高出于宝塔的山影被隐去，宝塔成了一个时代图片构图的中心。
　　这种图片上的延安宝塔，已经上升为革命时代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图腾，复归于并超出于其当初设计建造时的宗教情感寄托物。
　　九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再起纷争。延安不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骚扰轰炸。1946年8月2日，国民党派出7架飞机轰炸延安；同年11月11日，国民党飞机2次盘旋骚扰；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1架轰炸延安；同年3月13日，国民党出动飞机50架次对延安实施狂轰滥炸。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终于侵占觊觎已久的延安城。未几，时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职的沈醉，从西安飞往延安去巡视。据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说：“一下飞机，那座象征着延安的宝塔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她是那样雄伟，那样挺拔，仿佛是一个威武不屈的巨人。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预感到，延安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胡宗南目前虽占驻了延安，但也不过跟我一样，是个匆匆过客。”(54)这是他后来接受了的思想，还是当时的思想?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他笔下的延安城，似乎也多了许多明显的溢美之词：
　　我们爬上宝塔山，延安城的景物尽收眼底。这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古城，一半蜿蜒在山上，一半坐落在平川。城边，那花岗岩筑成的城墙，从东边的平川一直爬上西边的山峦，如巨蟒，似蛟龙，又像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城墙内，是一片星星点点、错落有致是窑洞和灰黑色波纹般的瓦房，还有那独立在城中心的城隍庙和钟鼓楼；城墙外，则是起伏的山峦和清凌凌的延河水。此时，太阳已经落在了西山之巅，它慷慨地把那金色的余晖洒向人间，把城墙内外的房屋、河水、山峦都涂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整个延安城就像一桢金碧辉煌的巨幅油画。(55)
　　这与其说是历史回忆，不如说更是现实政治表态。延安古城自受日军飞机长时间轰炸后，就成了被放弃的废墟，始终没有进行修建。加之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破毁不堪。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恢复肤施称谓，再度设置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同时大事修筑工事。“除了边府礼堂和军委礼堂，其他礼堂全被拆毁，还拆了不少窑房，把材料都用去修工事。……所有门窗全部破坏，一部分门窗用于烧火，一部分用于修工事。我们辛勤修建了几年的机关、学校、礼堂等建筑物，都被敌人破坏了，真是满目荒凉，令人愤慨。”(56)其中，坐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是为召开中共七大而专门修建的，历时两年，1943年竣工。国民党军队就将其全部拆毁，“现在只有礼堂后面的一堵墙是原来的，礼堂却是我西北野战军1948年4月收复延安以后，照原来规模和里面的内装修形式，重新修建的。”(57)延安古城修建工作要到1950年才开始，1953年修建速度加快，重新有人住居热闹起来。
　　倒是胡宗南攻打延安时，似曾一度踌躇满志，让自己的夫人叶霞娣在西安鼓动陕西省主席熊斌，酝酿将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不料具体经办部门省民政厅方面将定夺大权推诿给中央政府内政部。他们夫妻又托毛人凤、唐纵出面，活动到南京有关方面，终究未能如愿。1948年4月22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
　　①江华：《红军接收延安城防的回忆》，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588页。
　　②角麟：《速写陕北九十九》(又名：《从上海到肤施》)，上海：少年知识出版社1937年5月初版，第90、96、98页。
　　③江华：《红军接收延安城防的回忆》，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同前引第588页。
　　④该教堂毁于日本飞机轰炸中，一说是天主教堂，疑有误，应当是基督教堂，详见下文“反基督教运动”。也有可能是1925年底的“非基运动周”后，基督教退出肤施，该基督教堂由天主教会接受，改为天主教堂。待考。
　　⑤[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27—28页。
　　⑥[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253页。
　　⑦《团绥德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第八号)——关于各地非基运动》(1926年1月7日)，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卷，第299—230页。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1年11月。
　　⑧姬乃军：《延安史话》，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40—141页。
　　⑨《延安市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1页。又见清嘉庆本：《延安府志》，卷四十九《工略》。
　　⑩《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89页。
　　(11)张汉武：《延安回忆》，见《延安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6年11月，第46、47页。
　　(12)角麟：《速写陕北九十九》(又名：《从上海到肤施》)，同前引第107—108页。
　　(13)黄霖：《延安轶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1O月版，第38、111页。
　　(14)角麟：《速写陕北九十九》(又名：《从上海到肤施》)，同前引第108、105页。
　　(15)[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同前引第259—260页。
　　(16)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页。
　　(17)此间，就陕甘宁边区行政归属问题和边区政府主席人选，国共双方展开激烈争论。蒋介石最初打算在宋子文、于右任、张继三人中选派一人出任边区政府主席，后接受康泽意见，推举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丁惟芬(丁惟汾)，都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最后，国民政府接受中共意见，由林伯渠出任边区政府主席。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驻延安观察员，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亦恢复设立。1940年初，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所属部队，“护送”边区境内的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人员出境。
　　(18)[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56、57、60—61页。
　　(19)[美]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我在中国的岁月》，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53、303页。
　　(2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7、14、15页。
　　(21)同上，第25—26页。
　　(22)何其芳：《我歌唱延安》(1938年11月)，《文艺战线》(延安)创刊号(1939年2月)。
　　(23)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1940年5月8日)，见《何其芳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83页。
　　(24)[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71页。
　　(25)[美]里夫：《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初版。
　　(26)丁玲：《七月的延安》(1937年7月10日)，见《一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九)，生活书店1939年5月再版，第162、165页。
　　(27)师田手：《延安》(1939年)，见《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58页。
　　(28)竹君：《山中一夜》，《新中华报》(延安)1939年7月21日。
　　(29)朱子奇：《我歌颂伟大的七月》(1941年6月)，见《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63—164页。
　　(30)冯牧：《当我走进了人群》(1941年)，见《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第115页。
　　(31)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同前引第9、38页。
　　(32)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75页。
　　(33)王光荣：《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纪实》，《党史博览》(郑州)2003年第2期。[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同前引第299页。关于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情况，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1938年11月30日有简短消息：“本月20日清晨，敌机7架轰炸延安市，死伤30余人。”
　　(34)张沛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4日，北京和平里。
　　(35)《陕甘宁边区政府急电——为敌机轰炸延安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1938年11月25日)，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99页。
　　(36)参见《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大后方城市示意图》，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51页。
　　(37)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同前引第165—166页。
　　(38)《日寇轰炸延安损失》，《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3月10日。
　　(39)《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9页。
　　(40)李述：《愉快的心情》(1941年12月)，见《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同前引第293页。
　　(41)秦兆阳：《回首当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7—88页。
　　(42)B.K.Basu：“Call of Yanan:Story of the Indian Medical Mission to China 1938—43”，p.115.New Delhi:All India Kotnis Memorial Publication Committee(ALKMC)，1986.
　　(43)[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重庆：学术社1946年2月初版，第19—20页。
　　(44)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第57—58页。铁匠铺之多，是因为大生产运动方兴未艾，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后，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尤其是开荒种地的农业生产劳动，而所有劳动工具都依仗铁匠们的手工敲打。在南泥湾垦荒的三五九旅战士们，干脆自己动手打铁，制作生产工具。
　　(45)钱韵玲：《忆星海》，见《黄河大合唱》(修订本)，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3月版，第75页。
　　(46)侯唯动：《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见言行：《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传》序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6页。
　　(47)舒群：《在天安门前》(1984年6月)，见《毛泽东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69页。
　　(48)舒群：《延安童话》(1955年初稿，1978年改定)，见《毛主席故事》，同前引第36页。
　　(49)刘白羽：《第二个太阳》，见《刘白羽文集》第2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10—211页。
　　(50)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见《刘白羽文集》第9卷，同前引第350、349页。
　　(51)黄霖：《延安轶事》，同前引第47页。
　　(52)参见苏北编著：《毛泽东遇险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6、257页。
　　(53)朱子奇：《在诗的圣地》，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52页。
　　(54)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沈醉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28页。
　　(55)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沈醉自述》，同前引，第228页。1938年10月24日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八大队第五队学习的于蓝，次日就从招待所搬到学校女生临时宿舍。“我们搬到城里，谁知这个城里的新宿舍更为奇特，就是城边的旧鼓楼，由于历史的变迁，鼓楼早已没有了，只有四根柱架还保留着而已。我们一班同学登上鼓楼，上边原来的框架中间用席子在四周钉上，就是墙壁了，这样睡在里边可以有个遮挡。”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7—38页。这是日军飞机轰炸前的鼓楼状况，经过日军和国民党飞机轰炸后，该鼓楼始终没有修建过。沈醉到延安，是在此之后的1947年3月。距离这个时间最靠近的是1946年7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采访，她所见到的情景是这样的：“我们在一条浅河旁的崎岖小路上颠簸行驶，从远处可望见一座城市的废墟。延安曾经有过城墙。……当日本人在这里施行狂轰滥炸时，除了那座宝塔以外，什么建筑物也没有留下来。延安人放弃了那堆堆瓦砾，在山崖的黄土中自己挖窑洞住，就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当地农民一样。”[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6页。
　　(56)张汉武：《延安回忆》，见《延安文史资料》第3辑，同前引第78页。
　　(57)陈其：《重回延安》，见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