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中文化单位和学校均为“重灾区”，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高级干部的学府中央党校也不例外。我们在搜集有关审干抢救运动史料的过程中，曾多次听到过中央党校的传闻，但一直没有与当事人进行过交流，也一直未能找到过当事人有关这方面史实的笔录记述。记得笔者曾几次见到丁玲的爱人陈明，问起过此事。饱经沧桑的陈明总是摇头、摆手，最多就一句话：“一场运动嘛，多数人受到冲击，那也是正常的。”当我们再追问他们自己的经历，他说：“受过审查，但没什么。”说完就再什麽话也没有了。我知道这个“没什么”的含义，这是相对他们後来遭下放、关监狱、进牛棚等等遭遇而言的。既然他们不肯直言，我们也只能作罢。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书稿已基本完成，但中央党校作为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中的一块“重灾区”，一直是一个空白。於是，我们继续寻找。最近，我们终於找到了曾志的一篇回忆录——《我在延安整风前后》。尽管文中所谈是她个人在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的经历，但透过曾志之这“一斑”或许可以见出中央党校在这场运动中的“全豹”身影呢!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生於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份子家庭。她从小聪慧体壮，性格倔强，6岁上学，13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6年8月，年仅15岁的曾志，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後，第二个培训中共的农民运动干部的场所。同年10月，曾志在衡阳农讲所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曾志从农讲所毕业後，任衡阳农协妇女部干事和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同年5月，“马日事变”後，曾志参加了“长沙暴动”，并受上级指示，执行了暴动的联络任务。1927年8月，曾志转到郴州做地下工作，任中共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参加策划了“湘南暴动”。暴动後，她与红七师党代表蔡协民结为革命伴侣(1933年蔡被叛徒出卖，在漳州英勇就义)。1928年4月，曾志跟随红七师上了井冈山。4月22日，在龙岩市朱德、毛泽东的两支队伍会师後，曾志担任了红四军後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1929年1月，曾志跟随毛泽东的部队转战江赣各地，到处撒播革命火种。1929年9月以後，她历任中共闽西团转委书记，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和福霞中心县委书记等职。期间，曾志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女性，在斗争中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各种艰巨任务。有人说她像《水浒》传中的孙二娘，有人说她是井冈山上下来的女豪杰。
　　1937年9月，曾志决定去延安，在途经武汉时，与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获释的战友陶铸重逢，两人组织起一个小家庭，结为终身伴侣。经党组织同意，她留在武汉，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和汤池训练班支部书记，在鄂豫边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2月，曾志被调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妇委秘书长。现在我们将曾志《我在延安整风前後》中有关审干抢救运动的内容照录如下：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要求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然而在审干中却一度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记得那是在整风後期，大家正联系实际，联系自己，学习党的文件，忽然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那里传来了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阴风。
　　1942年初，新组建的党校开学，我调党校一部学习。记不清是在党校一部附近还是南门外附近的一块坪地上，有天晚上，搭起了台子，架著好几盏汽灯，我们都去听了“失足青年”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告。有位青年叫张克勤，20岁左右，在台上大讲他怎样被国民党利用，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带著任务来到延安混入革命队伍，讲得有鼻子有眼。还有一位女青年叫徐曼丽，大约还不到20岁，她说她也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是打进革命队伍来搞破坏的，她边讲边哭，并大喊大叫说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看到台上的报告人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们也都情绪激昂，信以为真。
　　以後，这样的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
　　之後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一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的经历，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著报告人，进行分析研究，寻找疑点，然後在小组会上向报告人提出质疑。如此反复多次才有可能得出结论。这样，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
　　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次审干的重点。
　　有一次党校一部又举行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动员大会，校长彭真、教务主任黄火青都参加了，会议好像是由一部主任古大存主持的。谁作动员报告忘记了，主要是动员失足的人自首坦白。讲到党内成份不纯时，特别提到：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所有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紧张起来了。
　　危拱之，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长征女干部，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听了报告，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後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面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危拱之从此有些自暴自弃，精神也有些失常，乱駡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著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
　　她的问题一直过了两年才得到甄别，认定她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她谈话，当面向她赔礼道歉。後来，危拱之同志调东北工作，不知怎么真的疯了。解放後她在武汉住院，我去看过她几次，她不说话，只把笔记本给我看。厚厚一本，写得乱七八糟，完全不知所云。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革”初期，危拱之同志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女领导干部，落得个这样凄惨的结局，真正匪夷所思。
　　由於动员大会把河南省委定为“红旗党”，河南的党员便都成了假党员。因此，我们小组审干工作首先就从河南学员开始。
　　小组里有位姓苗的青年，是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才二十三四岁，在家叫他小苗。小苗报告了自己经历後，大家马上对他采取攻心战术，鼓励他尽量多交待，然后就夜以继日地轮番向他进攻，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了国民党CC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
　　小苗成为“解放战士”後，又参加了对他人的审查，他变得分外积极，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
　　没过多久，轮到我在小组里报告自己经历了。我的经历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游击队和根据地等公开环境里工作过，另一方面又在白区和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於是小组自然将我列作了审查重点。我明白：我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环境极为复杂，经常要与社会各界人士来往，也难免要与国民党的人甚至特务打交道，所以，对我这段历史作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我不应该抱抵触情绪。我告诫自己：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不管如何逼供，都要讲真话，即使把我打死，也不能说半句不实之词。第二，态度要冷静，绝对不可与同志们对立；对别人的偏激与过火行为要谅解，要有受委屈与皮肉受苦的思想准备。第三，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非曲直终会水落石出。
　　我从祖父母、父母亲与我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回忆起，一直说到来延安前在荆(州)当(阳)远(安)的工作，我一段一段交待，尽量具体、仔细，大概花了五六天才报告完。最初小组同志只是听，偶尔询问一两句，待我交待完了就让我休息了几天，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
　　一星期後，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我也必须反复回答。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家的提问，有则说有，无则说无，绝不信口开河。这样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么，於是认定我属於顽固不化份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所提问题都是事先作过分工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甚至揪头发踢腿。比较有“创意”的办法是把板凳翻过来，逼我坐在一条凳脚上。他们认定我是因怕死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认定我在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做地下工作是特务活动，硬说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给我的名片是特务介绍信，连我在襄樊平林店被国民党便衣扣押又旋即释放的事也不相信，认为此事有重大嫌疑。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铸(陶铸时任王稼祥同志的政治秘书，後又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虽然我也被车轮战搞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但脑子再糊涂，有一条却是认准了的：绝对不说瞎话，无论别人怎样软硬兼施，武攻文诱，始终坚持：记得就是记得，不记得就是不记得，没讲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对我的这一态度，有的同志很恼火，他们对著我大喊大叫，駡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駡我不要脸，脸皮比城墙还厚。说别人受审查还掉泪，你却一滴眼泪没有。说我们这样气愤，你却还在笑，分明是死心塌地要跟大家作对!
　　其实，我有时笑一笑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有的同志长期在军队里工作，过於缺乏社会常识，比如硬说火车只能跑平原，不能盘山行驶，比如硬不承认世上还有什么名片，一定要我承认名片就是特务证，等等。解释、辩白不通，只有一笑了之。
　　我当时身体并不好，有突然晕倒的毛病。我最怕晕倒过去被别人说成耍死狗，到那个时候，他们再把我拖来拖去，我就非死不可了。所以我在被逼供时总是尽量控制情绪，一休息下来，又尽量想一些愉快的事，并抓紧时间睡觉，以便养精蓄锐，准备应付下一轮围斗。这样，我终於坚持下来了，竟没有在会场上晕倒一次。
　　全支部对我的车轮战也没有取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後来只好又请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强将来助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他们认为我是死顽固，只好把我先放在一边了。
　　这以後我倒轻松了，没有了车轮战，甚至没有人再来过问我，我便在一旁看著人家批斗和被批斗。
　　在一部我与叶群俩人同住一间平房，那时她与林彪结婚不久，同志向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汤匙，从来未见洗过，吃过饭就撂那儿，下一顿再拿来装饭菜。学校的厕所很远，她说有病，不愿去，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菜碗接尿，然後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哄哄。可气的是，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脸盆里撒了尿，我问起，她倒承认得很乾脆：“是我尿的。”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还用新毛綫打草鞋。她的行动显得很反常，很怪诞，我十分看不惯。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
　　50年代，叶群常去广州，并在市教育局挂名工作了一段，与我接触较多，之後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多次见面。久而久之才感到此人并不简单。初识她的人，都以为她为人直爽、生活朴素、学习也很刻苦。例如她自学俄语时，请了个白俄保姆，天天用俄语对话，房间挂著俄语单词条子，口袋装著学习卡片，坐车、休息，甚至上厕所都要念几句，给人一种孜孜不倦的印象。其实叶群这人善耍手腕，爱讲假话，很有心计，後来就连林彪也被她弄得服服贴贴，对她言听计从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地位上升，她野心更大了。记得1966年国庆节时，我因是人大常委，发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她说，她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观看广场游行和群众晚会的。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她说：“还没到时候!”这句话，她是脱口而出的，但恰恰暴露了她的野心。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後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因我属於被审查对象，所以“九条方针”的文件从未学习过，至今不知其详。但我知道，我能活著度过这一关，靠的就是这“九条方针”。因为，按过去中央苏区肃反的作法，我早就脑袋搬家了。有了中央的方针，党校一部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敛。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
　　我与叶群的家都在王家坪。她回家，我总让她去看看我的女儿。
　　我最想念的就是女儿亮亮了。
　　亮亮的大名叫陶斯亮，她爸爸起的。“斯亮”大概就是“这儿最光明”的意思，是纪念宝塔山下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
　　整风开始，亮亮一岁多。我被审查前，每星期都回家，审查一开始便不许回家了，而此时陶铸同志又化装去晋西北进行敌後武工队的工作调查了，需要第二年才能回来。家里的男保姆是个战士，30多岁，对孩子算是有些感情，但管教方法不对。比如他去担水、打饭，就用绑带把亮亮的脚拴在床脚上，哭也由她，闹也由她，撒尿拉屎也由她。我怕女孩子穿开裆裤不卫生，就让她穿实裆裤，孩子小，大小便有时会拉在身上，男保姆就用小板子打她的手心。裤子一脏就打，所以孩子很怕他。
　　有一天，叶群从王家坪回来告诉我：亮亮病了，发了烧。我只好请求支部让我回去看一下，支部居然同意了。我回到家见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就急忙带她去看病，喂她吃药。第二天中午，我正陪女儿在床上休息，叶群进来了，说是支部要她来看看我、陪陪我的。以往我回家从没有什么人来陪我，显然是让她来监视我的，不外是怕我自杀，怕我找人串通。女儿退烧後我就回党校了。
　　此後，经支部批准，女儿每星期都可以来我身边过周末，周六下午由男保姆送来，周一接回去。女儿来，是我这一周的大事，每周六天一傍晚，我总是早早坐在半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女儿。我不眨眼地远远望著王家坪的渡口，眼看著保姆背著亮亮上了岸，然後让孩子下来走一段，又背一段。一近党校跟前，我便飞奔下山，亮亮也老远便叫“妈妈”，我们母女俩那个高兴劲，那种幸福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描述。
　　春节过後，大约是3月份，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入了党校临时支部，从而离开了原住处，迁往新住地继续接受审查。新住地在一部後山，新开了一条巷道般的山洞，直通一部。此处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口处筑著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的坚固土墙，墙上插著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著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这里名为临时支部，实为监狱。新搬来的一部学员有70多人，都是所谓有重大问题的。70多人中有20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七大”代表，因“七大”延期召开就进了党校接受审查。临时支部的书记最初是耿飚，他上前綫後继任书记是聂鸿均(聂鸿均是1935年陕北肃反时的主要执行者——笔者注)。
　　70多名学员分作七八个小组。审查方式是：小组学员互相审查，即“有问题的”审“有问题的”。每个人又重新报告一遍个人经历，然後在小组里互相提问、批斗。我属於“死顽固”，大约他们估计不容易突破，所以在一年多里始终没有轮到我。
　　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是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与以前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駡、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份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於分析，只一味抱著“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次用绳子只吊著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
　　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鬥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上吊自杀的好像叫部风平(中共四川工委书记，七大代表——笔者注)，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
　　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这是每个被审查者都必然要遭受的。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駡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慄。
　　可是偏偏我这个“顽固份子”在临时支部里没有再被批斗逼供，也没有参加审查别人，一年多里我都是作记录，那一豆昏黄的小灯，使我的视力下降了许多。不开批斗会时，我就翻来覆去地“啃”马列学院读过的理论书。我排除了一切烦恼与痛苦，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不至活得太沉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活下去，要健康地活下去!因为我明白：再大的冤屈，总有澄清洗雪的一天，但如果经不住批斗，身体垮了甚至死了，那么冤屈就可能永远成冤屈了。因此，我时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自己，敦促自己多吃、多睡，努力排除干扰，学习马列理论。总之，我的心绪一直是较为平静的。
　　例如：我与危拱之同住一个窑洞时，她同一名比她年轻的干部恋爱，半夜三更两人还在窑洞里说说笑笑，搂搂抱抱，甚至在床上滚来滚去，我都能视若无睹，照样看书睡觉。後来我与宋维静同住一个窑洞。由於她曾被长时单独关押，受到刺激较大，已几乎失语，与我同处一室后开始是断断续续说一些，後来变成整天含糊不清地叨叨，还经常神魂颠倒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我也照样泰然处之，看书学习和睡眠都不受影响。
　　由於这样，在这一年多里，我的身体反而比以前还要好些。
　　1944年初，大概是因为中央下达了甄别决定的缘故，临时支部的批斗有所缓和，又过了一段，批斗审查就基本结束了，党支部的工作转向甄别。此时支部书记聂鸿均已调走，由我们小组的范式人同志继任。范式人原来也是重点审查对象。他刚入党那会儿，敌人想抓他没抓到，便抓走了他的姑父，并告诉姑父家的人，只有范式人前来自首才能放人。范式人经不住姑母等人的苦苦哀求，後来果真去自首了。他一自首就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时一位老同志的表弟偷偷告诉他，自首并不会减轻刑罚，只有翻供，坚决不承认才是出路，这样他便推翻了自己的口供，於是又被解往福州监牢关押。1932年，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蔡廷锴、蒋光鼐在福州反蒋，发动“闽变”，释放了政治犯，范式人才获得自由，回到闽东。
　　在临时支部的小组会上范式人解释说，当时他入党才几个月，还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幼稚想法，甚至幻想自首了便可以回家当教员，这都是不懂党的纪律的缘故。
　　大概当时范式人已过甄别这一关了，所以要他当了支部书记。
　　在这次审干中，“逃跑问题”又是审查我的重点。这个问题，正是范式人1938年首先向中央长江局提出的，现在范又担任临时支部的书记，我当然就更不容易过甄别关了。
　　范式人同志继任书记不久，校部通知，要各支部总结审干经验，范传达这个通知後，便讲了许多成绩，并宣布整个延安审干都没有“逼供信”现象。临时支部各小组对校部的通知和范式人的讲话讨论得很热烈，此时肃杀的恐怖气氛有所缓和，越来越多的同志敢讲话了。讨论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赞成审干中没有“逼供信”的说法，我们说，其他地方有没有“逼供信”我们不知道，但临时支部却是典型的“逼供信”。范式人说：“你们这样讲就是反对中央总结审干经验，就是反对中央精神。”面对这样吓人的帽子，大家没有被唬倒，我说：辩证法是讲“一般与个别”、“普通与特殊”的。全延安的审干是不是都有“逼供信”我们不清楚，即使大部份没有“逼供信”，那也只是“一般”和“普通”而不是全部，至少我们临时支部就是例外，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个别”和“特殊”。临时支部审干中的“逼供信”，大家分明都是亲眼见著、亲身经历著的，又都是刚刚发生的，怎么可以死不认账呢?这种睁著眼睛说瞎话的作法，根本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范式人同志坚决不同意临时支部存在“逼供信”的说法。我们气极了，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志跑去找彭真校长汇报，但走到半路硬是给支部派去的人给拽回来了。
　　後来才知道，所谓的总结审干经验，和抢救运动一样都是康生他们搞的。
　　不久，支部把审查我的结论交给我看，结论把我的经历写了一大篇，结果认定：离开闽东苏区是逃跑行为，与任铁锋的关系、荆当远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务嫌疑，最后结论是把我的问题挂起来。
　　我早就料到我不会有好结论，但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却是始料未及的。於是我便根据这份结论的内容，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一项一项地进行辩解反驳。我还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我又去找教务主任，他说：是啊，这些问题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我请他为我说几句公道话，他很客气，可也不肯表态。
　　碰了这些钉子，我便不再找人了，挂起来就挂起来吧!延安通讯与交通都不方便，全国又分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後区，到处都在打仗，目前要弄清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革命总有胜利的一天，我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我不断勉励自己：革命是自觉的事，决不能因这个审干结论而消极、悲观，我还要像在荆当远工作期间那样，用事实来证明我的无辜和清白。我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只有更加积极努力，自觉为党工作，才能不愧对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历史。
　　包括审干在内的延安整风，是我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伟大政治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对实现党内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後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整风提出了“惩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与过去“左”倾路线占上风时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是根本不同的。通过这次整风，党内达到了空前团结，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得到了空前加强。
　　整风後期出现的抢救运动，以及抢救运动中严重的“逼供信”和假坦白现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给整风运动特别是给审干工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但这一错误在延安整风中，毕竟是局部和支流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否认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就。
　　好像是1944年下半年，已经延期多年的党的“七大”终於进入正式筹备阶段了，中央成立了几个大区代表团，开始审查代表资格。整风审干中有遗留问题的代表都由各代表团负责甄别。
　　我虽不是代表，但我是华中的干部，所以华中代表团的领导对我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也进行了考察和甄别。
　　华中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同志，钱瑛同志也是领导成员。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在高压下没有讲过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70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4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是难能可贵的，代表团领导因此推荐我为“七大”候补代表。这样，“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结论便成了我在延安审干中的最後结论。结论大意是：从我入党到离开闽东之前，以及离开闽东之后，工作一贯是积极的，表现是好的；但因病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的错误。
　　华中代表团正式选举行代表时，陈毅同志为我作了介绍，肯定了我的长处，但也指出因病离开闽东苏区是一个错误。大多数代表投了我的赞成票，我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但毕竟有一个“错误”尾巴，所以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可以说差一点落选。①
　　关於中央党校审干抢救运动时的恐怖气氛，薄一波也有敍述，他於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党校一部学习。跟他一起去的母亲住在深沟的一个窑洞里，一天母亲对他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麽回事。”薄一波写道：“我於是向深沟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著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的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员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份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我初到延安时，还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况。我进中央党校後，校方给了我一个好差事，让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甄别平反工作。当我开始甄别平反工作时，就马上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著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如武竟天、宋维静等。”因此，薄一波在评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时说：“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②
　　林彪对自己的老婆叶群在中央党校被隔离审查采取了一种“山大王”或者说军人的态度。那时他刚从前线回来，对审干抢救运动还采取观望态度，得知叶群被“抢救”，“他阴著那张瘦削的脸找到康生，把马鞭子朝桌子上一摔，说，这个样子不行吧?老子在前线打仗，有人在後面想搞掉我老婆。康生连连道歉，说手下的人不懂政策，做得过份了”。接著一声令下，把叶群放了出来，她的问题不再调查，也没人敢再审查，并给她做了个“历史清白”的结论。③
　　建国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他的夫人李蜀君就没有那么幸运。李蜀君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曾两度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为了撬开她的口，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刺指、皮鞭打得她浑身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她始终没有屈服。被保释出狱後，历经三年，苦苦寻找，才找到中共地下组织。1940年，李蜀君被中共地下组织送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任干部科科长，并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女大副校长的柯庆施相识、相恋并结婚。中国女子大学并入延安大学後，李蜀君调到中央党校，抢救运动中，柯庆施先被关起来，接著李蜀君也被污蔑为“特务”、“叛徒”，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李蜀君悲愤无比，并彻底绝望。一个深夜，她留下厚厚一叠申诉材料，然後跳井自杀。④
　　郭霁云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秘书长，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妇女干部，在审干运动中，她曾得到过康生的亲自“关照”。
　　郭霁云来延安前做过国民党的中校，见过宋美龄，非同寻常的经历使成了特大号的“嫌疑犯”。审干开始不久，已调中央党校工作的郭霁云忽然接到一封康生的亲笔信，是领导把她叫到窑洞里，沉著脸转给她的。郭霁云十分纳闷，她从未和康生有过什么来往，更无直接的工作关系，那么大的领导干部怎么想起给她写信?
　　康生为什么特别关注她，这个谜郭霁云到现在也没揭开。
　　康生的信如下：
　　郭靖(郭霁云当时的名字)：
　　你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你应该懂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否则，一切後果由你负责。
　　康生
　　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郭霁云不寒而栗了。
　　果然，审查组迅即对她展开了强大攻势，严刑拷打，昼夜逼问。
　　有人点著她的鼻子威胁说，中央决定要拿几个人头示众，起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就看你的态度了，坦白了就给你鸡汤挂面吃!
　　郭霁云震惊之余，不禁悲从中来。自祖母去世後，几年来父母一直要求到延安来，和女儿一起参加抗日工作。前不久接到家里来信，说父母很快就要启程了。她想，如果这几天自己被杀掉，父母来延安听说女儿居然是特务，将会给亲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又有谁能向父母说清楚?现在不能死!她要活著见到父母，把这件事向双亲说明白，以後，冤死屈死她都不在乎了。
　　郭霁云含著眼泪，违心地写下假坦白书，承认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过後她又悔恨莫及，偷偷给毛泽东写了上诉信，不幸被监管人搜走。就在此时，年过半百的父母来到延安，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0万元法币交给了女儿，让她捐给党组织(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每人每月的津贴费合3元法币)。
　　组织的回答竟然是：不能收，你父母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也不能管。
　　郭霁云愤怒了。即开始向能够找到的每位中共领导人申辩、抗争。林伯渠、彭真，刚返回延安的周恩来、邓穎超，她都谈了。直至1945年5月，彭真亲自批准了给郭霁云做的结论：“历史清白，没有政治问题。”
　　郭霁云擦乾眼泪，平静地给康生复了一封信，并把康生写给她的信寄还给他：
　　康生同志：
　　我的结论做出来了：历史清白，没有政治问题。你的来信特此退回。
　　郭靖
　　万万想不到，二十三年之後，“文革”浩劫中，在批斗郭霁云的大会上，造反派突然当众宣读了康生当年写给她的那封威吓信!郭霁云目瞪口呆。她完全不知道康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把他的信塞进她的档案里的。这位当时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实则为中共党内最大的阴谋家，做人竟然坏到这种程度，行径竟然卑劣到这种程度，对已历尽劫难、见识过许多整人嘴脸的郭霁云，依然是难以想象的。
　　她因此差点儿被造反派活活打死。⑤
　　① 原文载《中华儿女》1998年第9期。
　　②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③ http：//hrbsl.cn 2007-03-16
　　④ 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
　　⑤ 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