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保安机关，主要是中央社会部、军法处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审干期间，延安各单位审查出的重大“特务”和“特嫌”份子，大多数就被关在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军队系统的则被关在军法处。在这些地方被关押的所谓“犯人”，除少数真正的特务外，多数都是被冤屈的干部、学生和群众。但由於这些保安机关是专门与敌特做斗争的，因此，被关到这些地方的人，不懂组织上认为他们是确切的“特务”、“特嫌”，就连普通的群众也认为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特务”、“反革命”。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关於这些机关的材料，笔者在调查延安审干运动的过程中，也曾注意收集研究过。但是由於这些机关工作性质的特殊，许多材料是不可能公开的。因此收集这些机关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工作。由於材料收集的困难，所以我们五法对这些机关在延安审干运动期间的全貌进行客观的描述。但是通过一些当事人的点滴回忆，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冰山中的一角。本章就是我们通过当事人的一些回忆，整理出来的有关地区保安处、中央社会部所属西北公学及中央警卫团在审干运动中的一些情况。通过这些文字，可以使读者对这些当时颇为神秘的而又令人恐惧的地方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并对这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从而更加深入地对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理性的思考。
　　凤凰是尊贵与吉祥的象徵，绵亘於延安城西南方向的凤凰山，气势挺拔，飘洒俊逸，从顶峰向南北两方伸展著的两条陡峻山梁，犹如金凤凰展翅，凌空飞翔。
　　延安的凤凰山中外闻名，这并非因为它有什么奇丽的自然景观，而是因为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来到延安後的第一个住地就在凤凰山麓的凤凰村。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负责间谍与反间谍工作的陕甘宁边区情报和专政机关——边区保安处也设在凤凰山麓。这，自然就为凤凰山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审干运动期间，一向被视为边区安全盾牌的保安处，忽然成了成千上万受审干部心头的一座大山，成了恐怖和耻辱的代名词。“送你去凤凰山”和“到凤凰山也不怕”成了审查干部的人施加压力和被审干部表达清白的口头蝉。
　　审干期间，康生亲自控制保安处，将保安处变成他实现个人野心、为所欲为的工具。据审干期间在边区保安处工作过的师哲回忆：
　　整风学习中，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我自认为在苏联15年，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层。我觉得保卫工作能接触各种人，能了解干部和中国的社会，就向任弼时同志提出到保卫部门做实际工作，他同意了。於是1943年1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任局长。调去之前，康生找我谈话，他认为西北的干部不纯，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个社会部，想把我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肃反”。虽然当时我对他的意图并未看破，但我认为西北已经有了个保安处，不应该再另搞一套，没有答应他。但他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是搜集敌方情报的中心，所以实际工作还是要听他的。保安处处长是周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康生给他的电话指示，然後通过我去执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处的对敌斗争全部在一局)。
　　这年4月的一天，康生要周兴和我带了边区干部中坐过监狱和“历史不清”的名单去见他。康生在名单上圈了200人，叫我们把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来，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单中有“师树德”的名字，我随口说出“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过名单，把师树德的圈抹去了。我说：“有问题应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摆，嘴里“嗯嗯”著，然後在“师树德”名上点了一点(这是送行政学院审查的记号)。我有点茫然，也有点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据还是随心所欲，於是我问：“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干脆：“有材料还要审问?”这似是而非的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又说：“一下抓这么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下。”他说：“想办法!”我们领了任务，便向下布置执行。
　　康生利用了这样一个时机，藉口“为了整顿後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於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260人，中央社会部也抓了100人，绥德专区抓了100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後还在扩大。①
　　师树德沾了哥哥的光，免受了一场牢狱之苦，可是师哲的前妻却未能得到丈夫的荫庇。师哲的前妻当时在延安县川口区担任副区长。1920年代中期，师哲被冯玉祥派往苏联留学後，好多年杳无音讯。师哲的前妻多方打听，终於打听到师哲可能在延安的消息，她就带著女儿来到延安。到延安後，因为没有找到丈夫，她就回到西安寄居在省政府任职的一位亲戚家里。後来打听到师哲确实在延安，她又带著女儿来到延安。到延安没多久，师哲与她离了婚。审干一开始，这段经历就成了她“特务”活动的“铁证”。在曹轶欧的主持下，她被打成了“特务”，备受折磨，九死一生。②
　　康生对於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同事，特别是了解他底细的人是决不心慈手软。师哲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受命於康生伤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建国後，他也重蹈了他所整过的那些同志的覆辙，陷入了康生的魔掌。1962年，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师哲被捕入狱，罪名是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将刘少奇打倒了，他的罪名换成了与刘少奇一起反对毛主席；林彪事件发生後，他又和陈伯达弄在一起成了苏修特务。就这样颠来倒去，沉冤牢狱长达15年，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康生曾亲口说过：“师哲活著进去，绝不能让他活著出来。”③
　　保安处的审讯科长布鲁(陈泊)，是个很有才能的反间谍专家，曾破获过很多有影响的国民党特务案。可惜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对那些被抓到保安处错误戴上“特务”帽子的革命同志也像对待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破案技术高，枪法也好，审干中，他充分地发挥了这一技之长，审讯“犯人”时，桌子上摆著一支明光闪亮的手枪，如果审讯对象不“坦白”，他抓起手枪，右手一挥“啪啪”两枪，一颗子弹给你的右耳带过一股冷风，另一颗则贴著你的左耳呼啸而过。神经衰弱者，立刻会吓昏过去。
　　还有一次，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喊得口干舌燥，勤务兵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端著杯子问那个犯人：“你到底坦白不坦白?”“我不是特务，没啥可坦白的，你就是把我枪……”还没等“犯人”说完，一杯滚烫的开水泼到了他的脸上，那个“犯人”惨叫一声，用手捂住了脸……
　　行政学院赵一峰的神经错乱，也可以说是布鲁种下的罪孽。赵被抓到保安处以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布鲁起火了，竟然从厕所弄来一勺大粪往他嘴里塞……
　　尽管如此，布鲁仍然得不到康生等重要人物的信任。布鲁曾在海南、苏门答腊、新加坡和上海进行过十几年的地下工作，而且两次被捕入狱，左手又有伤残(没有手掌)。康生曾声言，布鲁的断手很可能是敌人搞得“王佐断臂”的苦肉计，不可信用。不过，布鲁毕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而且刚刚破获了一起延安最大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案，名声赫赫，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因此，康生没敢抓他，只是把他下放到离延安一百多公里外的绥德分区保安处，名义上是副处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了。就在布鲁心情沉重地与新婚妻子吕璜依依惜别的头一天，吕璜也被送到中央社会部接受审查去了(後面还要讲到)。
　　1951年1月，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广州布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的布鲁(此时已改名陈泊)与广州布公安局副局长陈坤一起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宣布隔离审查。1953年3月8日未经审判即以“国际间谍”、“包庇重用反革命”，“严重违法乱纪”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年，刑满後又无限期地羁押在劳政农塲，直到1972年惨死在农塲，是建国後公安系统与潘汉年、杨帆案同样驰名的大冤案。几十年来，他的妻子吕璜含冤忍辱四处奔走，不断地向公安部及中央申诉，结果也被开除党籍。直到1981年，他们夫妻的问题才得到平反昭雪。④
　　关於师哲、布鲁，我们不想多说什么，他们的经历本身就包含著很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对於我们解读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於保安处关押的审干抢救运动中“抢”出的所谓“特务”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上一章武衡的回忆中已经有所感受。而当时而北党校“抢”出的著名“特务”张宣的回忆似乎更具体生动：
　　走进一座平房，两个押送人员把我交给一个人。屋里还有三四个人，门外有武装守卫，门内的人搜查了我的全身和行李，搜去了裤带、缝衣针和一根别针，据说是防我自杀。笑话!还搜走了S为我抄写了十几首外国名歌的小本子。这本子的封面是她用染成红色的纱布精心装饰的。他们给我一根粗粗的草绳系著裤子，我两手抱著剩下的一点行李，头上被人用一件黑色大衣罩了，要我跟著走。黑夜里，我只能看见前面人的脚，沿著小路，爬上土坡，转了几个弯，进了一处高墙围著的院子。院子里的哨兵用马灯照著，开了一个窑洞门，让我进去。这就是保安处的看守所，也就是正式的监狱。
　　小小的窑洞内有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窑的後部是一面横亘於两墙之间的土炕，炕上，头朝外睡著三个人。他们在被窝里，只是回头看著我。押送我的人站在门外对我说：
　　“不许互报姓名，不许互通案情。他们都有号数，你是四号。二号是组长，窑内的纪律由他告诉你。不许违反所规，否则加重处理。”
　　门“咔”地关上，又从外面下了锁。我这是进了正式监狱了，可能比党校内的独居监好一点吧。一个献身革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进革命监狱呢?漫漫长夜好似一面密密的网，好似一条深黑的隧道。我已经在里面熬了三个月，现在我第二站又开始了。何时是了结啊?
　　炕上的人给我挤出一条空位，我就靠著边墙睡下去。
　　天微明时，哨兵敲著门上方的小窗(小窗平时由一块小木板遮住，以免“在押人”窥视外面)，呼喊起床。接著有人进院来，按次序给各窑送一盆冷水洗漱，然後又在同一瓦盆内倒了供全窑人一天喝的开水。最後是开饭。每人按次序把自己的土碗从窗口送出去，拿回来一碗小米干饭，上面浇了汤菜。这一份饭我是够吃了，大饭量的就不够，有时可以得到一点补充，否则就指望小饭量的同伴调剂了。
　　饭後，窑内又平静了，大家坐在炕上，有人养神，有人低声谈话，有的人抽菸。“在押人”大半是单身；即使有家庭，家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即使家庭知道，一般也不许探视或送东西。他们哪来的菸抽呢?原来，他们抽“代用品”，这就是糜子草，这种草在垫炕的乱草中可以寻到。据说抽起它，心想是菸，它就是菸味。不过，火柴是专用於点灯的，两三个月发一盒用。煤油定量，不能点长明灯。囚犯们都是读过历史的，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复古”——“钻木取火”。这里无木可钻，也没有可以钻木的硬物，“在押人”发明了替代办法：从棉袄里扯出一点棉花，放在一对烂鞋底中间，用力搓这两只鞋底，以此取火。这是一种重活。汉子们接力搓鞋底，常常搓得满头大汗；最後才可望闻出一点焦糊味，看见一缕轻烟，向冒烟的棉花吹气，这才得到一点明火。赶快用草绳或破布接上火，就可以抽一次糜子草菸过瘾了。
　　上午有一段“放风”。保安处所在的凤凰山，是延安城的西山。上午，太阳从东面照来，虽然被土墙挡了一截，但送来的还是光明和温暖。“在押人”们对放风都极为珍视。早饭后听见北面的窑洞门响，就知道放风开始了。一个窑洞大约放风20分钟吧，不久就轮到我们。前面窑门一关，我们的窑门随即打开，四个人鱼贯出去，组长在前，值日在後。值日提着陶制大罐(全窑人24小时的大小便已把它装满)，倒入厕所。我们在院里活动，都不许谈话，以免别的窑内的人听见声音，识别出熟人。当然别的窑此时都是闭门关窗的。
　　我们窑内的“一号”是一个臃肿的中年汉子，须发长乱，看似浮肿。这人极少说话，偶然说一句，听不出是哪里口音，倒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他性情温和，对人友好，时常帮助别人。他的被子很特别：睡觉前展开，人仰躺上去後，手拉被子两边，交叉覆盖在胸前。被子两边各钉有一排带子，他把它们一对一对结起来。一床被又铺又盖，拴成筒状，好似睡袋。很久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朝鲜同志，已关了很多年，後来平反释放了。“二号”是个年轻人，江浙口音。他身体较好，能干较重的活、爱说话，像是读书不多。他也关了不止一年了，很留恋家人和外面的世界，有新人进来他总想问问外间情况。“三号”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戴近视眼镜，像是个知识份子。他很懂监狱纪律，循规蹈矩，情绪稳定，看来也是个“老犯”。这人长期犯鼻炎，按照医生建议，他养成了每天清洗鼻腔的习惯，用一只搪瓷盘，装上水把鼻孔埋进去，吸一次水，再喷出来，如此反复几次。他说清洗几次，可使鼻腔保持半天通畅。有一回我感冒後鼻腔不通，就学他洗鼻子。开始感到很呛，慢慢习惯了，觉得呼吸特别舒服。於是我也从此保持这个习惯，直到现在。
　　我进来几天之後，晚上又送来一个人：穿军装的，东北人，满脸胡子，矮个，三十大几岁。这人高喉咙大嗓子，用浓厚的东北口音发牢骚。他不守监规，自称是保安处警卫连连长，老红军。“老子管犯人管了多年，今天你把老子当犯人关起来，你妈的巴子!”他吵出来，我们也就敢问他了。问他进来的原因，他不说。但有时他就駡出来：“说老子纪律不好——你好!老子就是爱喝点酒，爱找个女人吧，你们都比老子乾净?不要逼老子说出来了!”哨兵都认识他，有时他吵的声音太大了，哨兵揭开小窗盖子看一看，也不大敢说他。这人的确是满脑袋女人。他兴致一来，就教我们唱东北情歌。又爱讲“荤”故事，讲得结过婚的人特别沮丧。他几次叫哨兵给他传话，他要找领导谈话。有一天，哨兵带他出去谈话，後来就取走了他的衣物。他恢复自由了。原来是罚他禁闭十天。
　　这位连长进来时，原来的“三号”就调出去了，连长顶了三号。他走之後，又送来一个新人，仍顶三号。这是我的一个老乡——下川东(大概是涪陵)人。他的身体匀称，肌肉发达，灵活矫健，就是嗓子有些哑。他在这个闭门关窗的咫尺窑洞里，仍然每天锻炼身体——作一种自编的操，不占地方，不用器械，无须技巧，而颈、肩、臂、腰、膝、踝、脚都参加了运动。我看着好，就参加了他这个无名的体操，并且在以後坐办公室或书房中继续进行这种运动，直到现在，得益不少。离开保安处以後，我和这个同志多年都有往来，知道他当时叫寒十坡，真名陈宗凤。全国解放后他在兰州军区任文化部副部长，80年代离休。
　　虽然窑洞内间或有人关进来，我们也能感知外界的些微动静，但是，老号不敢多问，新号更不敢多讲，窑洞以外的大千世界到底在朝什么方向变，就简直不知道。当时唯一传播消息的媒体是报纸，而在押人不许看报。甚至有时被押出“审讯”，朝桌子上摊开的报纸瞄一眼，人家就立即拿走报纸，还厉声问：“看什么!”这种聋瞽的生活真难过，而到6月为止，我已经这样过了半年多了。
　　大约7月初，保安处给我们发来一本小册子，叫我们学习。自从去年12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得到“学习”任务。小册子的题目是《抢救失足者》，是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系统各机关干部大会上作的报告。它现在是中央和边区两大系统干部学习的主要文件，而且是紧急学习文件。康生在报告中说，经过三个月来的“抢救”，已有450人“向党坦白”。他说，胡宗南军队正在向边区进犯，边区军民已进行紧急动员，大战难以避免，因此党中央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时间”，否则大战一发，这些人就性命难保了。他又警告说：“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与发下文件同时，看守所院内和窑洞里风声日紧，日夜有人们的匆促脚步声、开门上锁声。
　　一天早饭後，哨兵忽然打开我们的窑门，叫我们出来站在院子里。出乎我们意料外的是：别的窑门也都打开了，从那些门里走出许多平时不许见面的别的“在押人”。这些人一个个脸色苍白、麻木，不知所措。院里院外增加了武装人员。本院“在押人”约四五十人都出来了，看守人员发令，让我们一组接一组，成一路纵队，在两旁武装押送下走出院门。出了这个院子，同别的院里的“在押人”队伍会合。逐渐加长的队伍走到山下，立定，听一个干部讲话(我听不见讲的什么)，然後上大路朝南走，一直走到边区政府礼堂。在礼堂肃静的空气中，我们被指定坐在一排排长板凳上。抬头看到，主席台上贴的一行大字：“边区系统抢救大会”。
　　这种“抢救大会”已经开过一次了，那一次，保安处看守所在押人只去了一部份，听高岗杀气腾腾的讲话，说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已经遍布全边区。他举了几个例。其中之一就是“混进党十几年的老特务张宣”。他批评党员们“警惕性差，麻木不仁”，任凭特务到处破坏。现在党中央给大家敲起了警钟，务必把一切暗藏特务清查出来，并给予出路。抢救大会就是一个公开的范例，坦白从宽，回头是岸，把愿意改恶从善的特务抢救过来。大会之後，各机关单位都要行动起来，抢救你们那里的失足者。
　　参加那次大会的人，後来在看守所认识了我，对我这个年轻的“老特务”感到很吃惊。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第二次大会，保安处的在押人几乎全部来了。今天高岗没来。主持会议的人号召：“各单位的共产党员要带头坦白。”我听到这话大为惊讶，因为在这里，共产党员和特务几乎成为同义语了。在这种号召下，各单位与会的人就互相“格吵”起来，互相动员邻座：“你坦白嘛”，“你该坦白了”，“请带个头吧”……於是有人申请“坦白”了。主席就大声询问：“是哪个特务系统?”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有CC、复兴、汪(精卫)特、日特、德特、意特、乃至英特、美特。报过名的各品种特务都被请上主席台，在台前一列长凳上就座，胸前被戴上大红花，以示“坦白光荣”。这一天，约20个人享受这种荣誉。其中一个是我的四川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正在边区法院工作的某某。他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地下党员中唯一获得这种“光荣”的人。这位擅长演说的同志在大会上还作了“坦白报告”，他说：“和我一起进入边区的伪党特务有一百多人，我们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但现在看来，都不过是‘玻璃缸里的王八’，自以为人家看不见，其实党早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这个同志後来平反後，工作有成绩，也受过不止一次的政治折腾，同志们早已原谅了他这一次不光荣的“坦白”。
　　这一天，保安处也因这位某某而露了脸。回去就把他从窑洞里调出来，参加直属於侦讯科员杨刚的一个“研究组”。保安处长周兴趁热打铁，第二天又召集看守所的在押人大会，让一个陕北老赤卫队、老乡长贾志洁在会上“坦白”。老贾一派陕北农民干部本色，“坦白”时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说他被境外的国民党“突击”成了特务。他是用陕北的生动口语进行演说的能手，难怪周兴看上了他。加上他的哭使得全场动容，收到良好效果。周兴当即走过来同他握手，鼓励他，安慰他，并且讲话说：“贾志洁毕竟是农民干部，经过土地革命锻炼的老革命，坦白交代得多么真诚!你们都要学习他。党的宽大政策不会亏待贾志洁，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向党坦白交代的人。”
　　贾志沽的“坦白”也使我感动。在此以前，我一直认为康生之流是在无限夸大敌情，贾志沽的事例使我考虑到另一方面：一个苏区的乡长、老赤卫队员，竟然一夜之间被境外的敌人“突击”过去，埋藏在党内多年，这的确是很可怕的。那么，荒唐的“抢救”不是也有一点理由吗?大约一年之後，贾志沽编到我所在的小组。我谅解他，尊重他，彼此逐渐接近。那时，大家早已学习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於“甄别是非轻重”的报告，言论禁忌比以前少了。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提到贾志沽那次在全体大会上的“坦白”，不料他又哭了起来。他说，他那次“坦白”是假的，是被迫编造出来的，因为当时感到十分委屈，所以止不住哭出来。今天他又哭，却是一种深深的悔恨，一种对自己的谴责：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怎能这样说假话，欺骗党?
　　一年时间中贾志沽的两哭说明什么?它说明，要顶住以党的名义，用封建专制的方法，“群众性强制”的手段推行的错误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是使革命者万分痛苦的，是对共产党员纯沽党性的严重扭曲。它还说明，即使像我这样身受其害、并不轻信的人，在这种有系统、大规模的骗局而前，也有时会受到蒙蔽。
　　贾志洁平反後到了延安大学工作，我和他此後有了长期的接触，觉得他吃苦耐劳，搞总务工作称职，所以1950年我到兰州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时，就把他调到那里当总务处副处长。1952我受到陷害，离开民院以後，老贾继续在那里工作。在二十多年中，他升任处长、副院长。1982年，我又一次得到平反，回到民院担任党委书记、院长，同老贾又共事一年。贾志洁77岁时离休，80岁时因心脏病半夜突发逝世。这个同志的一生，证明“审干”和抢救运动是何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
　　当然，工农干部被“抢救”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保安处，在枣园，在各单位被关押逼供的，绝大部分是知识份子。
　　保安处的“在押人”从参加“抢救大会”开始，原来的高度保密状态就降了一级。回来以後又降级，逐渐到了半自由状态。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年时间。开始，监窑的门打开了，院内可以见面、来往，哨兵退在院门外。以後门外的哨兵也撤了，在凤凰山环抱的山腰上有几个岗哨监视着看守所各个院子。我们经允许可以到别的院子去。後来，保安处利用“在押人”中男女艺术人才丰富的特点，为保安处及其上级提供文娱和宣传服务，建立了由“在押人”组成的宣传队。这时，宣传队员可以整队下山。再後，亲人可以来保安处探视，个人也可以请假外出，只是晚上必须回来。这些逐步开放、逐步增加的自由度，是随着保安处任务的变化而实行的。
　　从边区系统“抢救大会”回来，保安处就要扩大大会的影响和“战果”。各个院子的“在押人”奉命举行院内的“抢救大会”，斗争本院的重点对象。参加这种斗争会的“特务”和“准特务”们都是整风中的过来人，都有被斗的经验，知道应该怎样“斗争”。他们是愿意为党、为保安处立功的，他们斗争起自己的难友来，精神十分饱满，火力特别强烈，自然也就会有某些“战果”。一两年後，时势变了，这些人敢於说出自己当时的心情，差不多都有如下想法：我自己不是特务，但特务肯定是有的，危害极大。我以外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特务。不然党怎么会把他们抓进来?党是实事求是的，一时冤枉个别人固然难免，但冤枉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众多的特务面前，只有听党的号令，勇往直前斗争他们。在这些特务面前，我也不可暴露我的非特务身份，以免被他们钻空子，助长他们抗拒交代的气焰，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就在诸如此类善良而糊涂的动机下面，院子里的斗争会开得热火朝天，口号、呐喊、训斥之声，不绝於耳。保安处审讯科派到各院组织领导的人员非常高兴。各院调出“坦白”较好的人组成“研究组”，每天开夜车写简报、整材料。这些人作为审讯科某个科员的耳目和手足，有时也起某种“智囊”作用，替他们设计对那些斗争对象如何进攻，得到“战果”(即压得对方“交代”问题)以后，又怎样“巩固战果”(即防止翻供)等。到了半夜，这些人能够和审讯人员一起享受“夜餐”。通常是半个美孚油桶的葱油汤面，比窑洞里的饭食香多了。
　　在我住的这个院子里，我所得到的“殊荣”，就是第一个上这种斗争会，斗争的火力比西北党校白天大会大大地加强了，也比那时夜间的“突击”更加震动耳膜。“在押人”中那位边区老诗人高敏夫义愤特高，冲上来一耳光打出了我的鼻血。杨刚兴致很好，称这是“高级形态的斗争会”。可是，它的结果也还是与西北党校一样，也就是没有结果。
　　我也参加过斗争别人的大会，其中印象较深的是斗争胡采的大会。大家分析，他是从蒋介石庐山训练团出来的大特务，他不承认，於是满场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觉得可笑吗?自己也都是“敌人”呢!)有人从院子里拾回一块半截砖，准备“砸烂他的狗头”。不过，这种话可以喊，这种事还是不允许做的。
　　保安处为了组织这种“群众性”斗争，就要调整在押入的组织管理。关起四五个人一窑的小门是不行了，需要实行第一次的解密。为了调整组织单位，就要在院内各组中间交流成员；还要打开“院”门，在几个“院”之间实行交流。保安处看守所各院分布於凤凰山前一大片坡上，占了好儿层窑洞，各院编了字号，有“保”字号、“看”字号、“纪”字号、“严”字号等等。经过调整，各号都有了特色，例如“看”字号关“女犯”，“纪”字号关“大特务”，“严”字号有惩戒性质，其他号则比较一般。不过事实上，从打开院门以後，除了“严”字号外，都不兴关门了。
　　1943年冬到1944年春，“抢救”的锣鼓停了，边区的生产运动开始传入我们这些坐吃公粮的人群中。看守所把我们组织起来纺毛线，织毛毯，制肥皂，上山开荒、烧木炭，为此还盖了两间工厂，又对各院、组成员按生产能力和产业进行了一些调整。
　　1944年开始甄别，1945年平反、释放了一批人。因为当时抗战进入反攻和胜利阶段，各敌後根据地急需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也就被调出去工作，留了个“继续调查”的後遗症。保安处的在押人数逐渐减少，便接收了一批原来关在枣园的中央系统的人来补充。这些人不享受我们的半自由，仍然关在锁了门的窑洞里。我们也不能去他们那个戒备森严的院子。当时我们以为这一批人大概是甄别出来的真特务了。但若干年後知道，其中就有我的朋友于炳然，还有後来被错杀的王实味，至少这几个人不是特务。
　　经过近三年的厮棍，我们这些“在押人”渐渐互相熟悉了。我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被编在“纪”字号，成为“大特务”之一，所以对於一些“大特务”更加熟悉，其中有些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同志。“大特务”中，有一些是已经在保安处关押多年的“老号”。其中，钱维人同志是使我最为惊讶的。三年前我在宜宾做地下党工作时，读到过延安出版的党内刊物，就对延安破获“大特务钱维人”的报导印象很深。据报导说，他是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混入党内，当了边区公路局长，利用职权大肆破坏边区建设，被捕后供认不讳，被法院判处死刑。这真是一篇使地下党员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好教材。但我在保安处和他见面了，有段时间同住一窑。我既知道他没有死，又了解到他不是特务，他是受了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罗织陷害。三年之後他被平反释放，先和我一起在延安大学教书，后调回公路战线，恢复了党籍。1978年、1979年我到北京，几次在医院和交通部内他的宿舍见到他。他已经患了晚期肠癌，在病塌上向中央赶写揭发康生罪行的最后申诉。次年，他逝世了。1980年，中央做出了开除康生党籍的决定，其中有几件罪行材料，就是维人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凝同志(她也是当时保安处女监中的“老号”，平反後和维人结婚，1988年逝世)提供的。当我在保安处第一次见到这个“大特务”、死刑犯钱维人时，我惊讶极了。相处之後，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受了这麽大、这么久的诬陷迫害，对人还是那么和善，那么体贴，那么诚恳，显示出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人品。他的身体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脸色苍白，皮肤浮肿，动作迟缓，平时戴个大口罩，两个膝盖用破布烂絮包成水桶样粗。这些都是长时间蜷伏在潮湿的土窑内不见天日的结果。
　　“大特务”老号中的奇人还有蔡子伟同志。他是陕西地下党和苏区知名的领导干部，1936年被高岗诬为“右派”，也是判了死刑，在《新中华报》上公布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在保安处见了他，也是十分惊讶。我原不知道这件事，却从较长时间的相处中认识了这位革命长者。他是蓝田人，大高个儿，络腮胡，胸无城府，对人非常热忱，好交朋友，侃侃而谈，笑声朗朗。边区政府把蔡子伟、钱维人关押多年，这两件坏事也有好的、值得嘉奖的一面，就是终於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把这两个好同志保存下来了。子伟后来和维人先後平反释出，调到延安大学。子伟作高中部主任兼支部书记，领导并很好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任过西北农业部长、国家农林部副部长，约在70年代晚期退居第二线，後来离休。子伟十分喜爱劳动。年近80还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拿条帚、铁锹，从事园艺和清扫。
　　“老号”中的奇人还有林里夫同志。他1929年在日本东京入党，曾被捕入狱，後被驱逐回国。他曾任北平西城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到延安後任陕北公学教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秘书等职。後被批“右倾”，关进保安处多年。这个同志爱好理论，常思考各种问题，有鲜明的个人见解。他的个性强，形象也很有特色。我见到他时，他瘦得活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与其他“老号”面有菜色大不相同的是，他全身金黄发亮，这是他刻苦锻练，抓住太阳拼命晒的结果。“解密”以后，他发现太阳对在押人价格低廉了，就在院内找了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地上翻来复去地曝晒夏天的烈日。全身起泡了，脱皮了，又长出新皮了，新皮镀成了金黄色，而且全身浑然一体，连裤带的影子都没有。这个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很大。别人谈论说，毛主席制止了高岗杀人，停止了康生“抢救”，还是比较英明的。他说：“什么英明!就隔一个窑洞，把千百个党员和群众打成特务，他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耿直、毫不世故而略嫌急躁、固执的同志。这副可贵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坎坷的一生。解放後他当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被打成了“右派”。70年代，有同志去看他，见他和老伴带着八个儿女住在一间小屋里，大人小孩睡架子床，衣食非常粗陋，室内凌乱不堪，口里仍然评陟世事，无所避忌。1993年6月我到北京见了他，他已84岁，发胖，思维明晰。祝他和他的一家活得痛快些!
　　与我差不多同时被抓到保安处的，有一批甘肃地下党的骨干，他们是抢救运动最早的受害者。这个运动就是康生利用年仅19岁的甘肃地下党员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受不了刑讯逼供折磨，制造出甘肃“红旗党”的荒唐案件而开始的。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从此甘肃地下党大量骨干被捕，其中不少关进了保安处。这里有孙作宾、李铁轮、陈成义、万良才、马尔沙(牙含章)、王君浪、霍克(贫进民)等同志。这些人中，除李铁轮平反後去了山东，再未见面之外，我和他们都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友谊最深的是孙作宾同志。他为人十分正直、诚恳、朴实，为党做地下工作多年，其中包括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这时却被诬为“特务”、“兵痞”，抓了起来，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刘杰同志长期分离。後来放松一些，允许刘杰探监。老孙不满地说：“老婆又不是看的。”後来才允许她每星期六来留宿一次——这在延安叫做“过礼拜六”。作宾和我此後在50年代，70、80年代有过多次的密切接触。
　　“纪”字号的“大特务”中，有一位白面书生，他是浙江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叫黄先河。在十年内战中，他和粟裕大将一起领导过四明山的红军游击队，粟裕是司令，先河是政治部主任。这个同志性情柔和，态度腼腆，说话不多，谁也难於看出他的红军指挥员身份，当然更不会认为红军里有这么一个暗藏很深的“敌人”。但是，以康生为代表的中央“学委会”把这个“敌人”“洞察”出来了。当然，黄先河坚决拒绝这种诬陷。但是他有一个大“弱点”，就是他的爱妻陈雪莹。这是一位年轻、美丽、温柔而又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学委会”发现，这是他们进攻黄先河的突破口。她因为丈夫而被捕到了枣园。经过专业人员百般审讯，她只承认黄先河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游击队的好领导和她的革命引路人。审讯人员说，黄先河都已“坦白”了特务问题，承认她是他的“特务下级”，但是小陈坚信先河，绝不交代“特务”。末了，审讯人员宣布：“抗拒从严，判处死刑”，把她拉到山坡上，从後面开了一枪。枪是朝天打的，但小陈应声倒地，昏迷过去。从此，她神情恍惚，说话缺少伦次。她仍然坚决否认先河和她是“特务”，却认为走到她面前的生人都是特务，怀着阴谋诡计，要伤害先河和她自己。黄先河被抓到保安处以後，无法处理陈雪莹的枣园便把她也解到保安处监狱里来。陈雪莹知道先河也在这里，精神有所好转。1944年保安处在看守所中成立秧歌队，陈雪莹被编了进去，常在歌舞队员中出现，先河看到她也感到放心，但从她总带一些忧郁和麻木的神态中，先河知道自己连累妻子受了大的刺激。但在这里，夫妻间也不能交谈，只能“目成”。後来，他们夫妇都“甄别平反”了，回到了抗日前线，又迎接了全国解放。但是，陈雪莹的病却随着形势的好转而加重。因为，在新环境里，她接触的生人更多，於是她那“被特务包围”的疑心更重了。她开始怀疑“特务”在她和先河的饮食里放毒，就不吃别人(哪怕是集体灶上)的饭菜，不喝别人给的茶水。各种中西医都解除不了她的心病。以後发展到，她怀疑“特务”毒化了空气，连门也不出了，客人也不见了。当黄先河从外面回家，她也认为他带回了“特务”的毒素。她因此不让先河出门。这一点办不到，她就舍弃先河，回到她唯一能够信赖和依靠的姐姐远在上海的家，终年足不出户、只吃姐姐亲手做的饭，姐姐也为她谢绝各种交游。1981年，我见到独居多年的先河同志，知道陈雪莹这时已经骨瘦如柴了，仍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特务”的破坏阴谋。陈雪莹同志可算是毫无私心地坚持反“特”的一名共产党员了，但她却成了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物。
　　以上是张宣发表在2000年第4期《红岩春秋》中的长篇回忆文章《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中的一部份。张宣从1943年3月到保安处监狱，直到1946年2月平反出狱，整整三年时间，亲历和目睹了抢救运动期间，边区保安处和保安处监狱中发生的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奇事、怪事和悲惨之事。张宣在回忆文间中还写道：“近年，当时同难的晓晨、高梅同志和我共同回忆，保安处当时关押的人，现在或亡或存，解放後职务或高或低，包括後来运动中捱整而死者，姓名、职务可查的，尚有195人。当然这远不是当时在押的全部。”限於篇幅，我们不能全部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原文认真地读一读，相信读完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回忆文章，任何人的心里都是不会平静的。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盛况空前的秧歌运动曾使保安处红极一时，当时延安的秧歌队最火的是“鲁艺家”，其次就数保安处秧歌队，这个秧歌队当年扭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所到之处，无不“人潮如涌”。与“鲁艺家”不同的是，这支秧歌队全部由“犯人”组成，胡河是队长，迪之、程之等等都是其骨干。胡河离休前是北京京剧院的院长，1938年16岁时加入共产党，上中学时由於不满学校的反动教育，在重庆加入了著名的“怒吼剧社”进行抗日宣传，随後又同剧社的4个年轻人从重庆到成都想奔赴延安。因为当时形势紧张，成都地下党劝他们回重庆，其他三个都回去了，胡河没有走，留下参加了旅外演剧队在川西北进行抗日演出，演剧队当时挂的是刘湘的名义。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为了保护革命力量，成都党组织决定转移一批党员骨干，此时恰好阎锡山在四川招收政工干部，成都地下党组织了这次招收工作，乘机把一大批党员招进，共招了350人，其中一半是党员，在宝鷄征得延安的同意，这批人就直接到了延安，进入泽东青干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胡河被分到青年艺术剧院，1942年审干开始，由於他的特殊经历，很快就被打成特务关进军法处，一年後又转到保安处。1943年秧歌运动兴起後，保安处领导就让胡河组织保安处秧歌队，人员调遣训练全都由他负责。於是，胡河就认真地将其作为党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来完成。好在保安处关押的人才有的是，加上严格的训练，保安处的秧歌队一出演就名扬延安，随後他们就到处表演，一般老百姓也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是“犯人”，除不能与外边的人随便交谈之外，秧歌队队员倒也没有受太多的限制，所以大家扭得很认真，也很放松，胡河的队长也一直当到1945年9月，他完全甄别平反後，奔赴东北解放区。
　　1993年，延安大学五十五周年校庆时，71岁高龄的胡老率“老校友母校回访团”回访母校，在和师生联欢的篝火晚会上，胡河曾忘情地带著一帮老校友进行了精彩的秧歌表演，并和青年大学生一起围著篝火扭了很久很久。一招一式，仍然是专业水平，那气氛，那激情，仍然是当年的风釆。笔者有幸目睹了他五十年後的表演，并由衷地相信，五十年前，风华正茂的胡老所率的保安处秧歌队，一定是名符其实的“火爆”。当年这些戴著脚链跳舞的人们，竟能跳出那样一份潇洒，那样一份豪气，真令人叹为奇观。
　　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同边区保安处一样，也是当年延安审干的反省机关，只是被审查者的所谓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乎略轻一点。曾任西北公学副校长，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总参政治部顾问的李逸民回忆道：
　　审干开始不久，历史比较复杂，社会关系又搞不清楚的怀疑对象就被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到反省机关进行集中审查，我校是集中点之一。各单位审查出来比较严重的人，一批批来报到了，有的带著行李，有的没有带，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到来，有的实际上是逮捕来的，说是来学习的，可是，谁都明白，灾难在等待著自己。
　　随著人员一批批的到来，材料也一批批转来了。一下子，我校集中了300多人，增加了三个班。再看那些材料，有的比较复杂，有的也就是一些小事。
　　接著就要进一步审查了。一天，李克农同志把我找去，说：“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很复杂，怎么办呢?我和康生同志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帮助你工作。”增加领导力量，我当然很高兴。後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是白区来的，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康生、李克农对我也产生怀疑，但这时还未说破，名义上是派吴德来帮助我工作，实际上是让他一面工作，一面监视我的。不久，又派来了李世英同志。
　　我们学校500多人，只存下20来人没有被“抢救”了，前面已经说过，我本人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已被打上问号，主要因为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坐过10年牢，另外来延安以後，在一起工作的两个同志在被“抢救”中“坦白”时涉及到我。但是窗户纸还没有捅破，一面让我参加学校的抢救运动，另一方面又派吴德来学校负责全面工作，实际上是来监督我的。这时我心里矛盾极了，自己背著很沉重的包袱，觉得如果积极参加运动，也许被人怀疑是假积极，但如果不积极，更会被认为有问题。矛盾的心理，思想的负担、痛苦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能向谁诉说呢?
　　不久，我爱人也被怀疑了，她在北平参加过学生运动，加入民先组织，1937年又加入共产党，在绝大部份人都有“问题”的情况下，她又怎能逃脱厄运呢?此时她正怀著孩子，生活需要我照顾。一天，吴德通知我说：“李逸民同志，李克农等同志的意见，你应该和爱人分居，因为她有问题。”我只好说：“可以的，不过现在不行，等她生了小孩，我一定让她去接受审查。”事情暂时搁下，等她产假满后，运动已基本结束，开始搞甄别了，她总算躲了过去。
　　在这个运动中，许多单位发生了死人事件，我们学校死了两个人。人们也在暗暗顶著运动，例如有一个叫王演的学生，每整一次，他就写一条鲁迅语录，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就是不“坦白”，我们觉得他是个“顽固份子”。有一天他跳崖死了，他那个班的同志故意把他埋在我和吴德的窑洞对面，以示抗议。
　　随著运动的发展，我逐渐对它发生了怀疑，能有这么多特务吗?我们的做法对吗?但只能是自己脑中思考的事。一天晚饭後，毛诚同志来到我的窑洞，欲言又止，我看出她像有事的样子，就问她：“毛诚同志，你好像有话要说，你就谈吧!”这时，她才说出别人都不敢说的话来。她说：“李校长，我看目前这个运动有点问题，哪有这么多特务啊?”这事我心里已经想了很久了，但对谁也没说过，也不敢说，经毛诚同志这一谈，我才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於是我们俩谈开了，从运动的方法到具体人，什么都谈。最後她提出让我是否找康生反映反映。我说：“毛诚同志，现在我没法找他谈，一方面是我已成为怀疑对象，一谈更使他怀疑；另一方面他根本不会听我的。你能否找他谈一谈?”她也表示为难。就这样，我们议论了一番，谁也不敢去找康生，因为我们知道，找他谈这些，自己被怀疑是小事，他是根本不会接受的，说不定还会把运动搞得更大，以显示自己是正确的。怀疑的人岂止我们二人，只是都不敢说出来而已。
　　我自己的问题一直拖到七大召开前夕才得到解决。
　　运动中，我渐渐地被靠了边，到七大召开前就什么也不让我参加了。我是七大候补代表，别人都发了七大文件和学习材料，而且每天有半天时间集中学习，而我不仅领不到文件，学习也不能参加。这时自己的思想负担大极了。
　　七大召开前夕，康生在杨家岭召集枣园的干部汇报工作，我也参加了。许多同志提出七大以後要离开枣园到根据地去工作，我因为背著包袱，坐到角落里没有发言，被康生看到了，他点著我的名说：“李逸民同志，你还没有讲话，别人都说要走，你怎么样?”我这时才开口负气地说：“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我不参加七大了，我现在就可以离开，请你批准。”
　　他一听我话里有文章，就说：“你现在就要走，好啊!你既然说起来，咱们就把问题说开。”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几份材料，说：“你既然说要走，这里有几份党校写的材料，你先看，我再发表意见。”我仔细一看，一份是董启文同志的，他在抗大做过我的助手，运动中被整成“复兴社份子”，还作了典型发言，末了问他还有什么好朋友没交代，他说：“还有李逸民同志，在抗大我们关系最好。”就这一点，他们就在材料上批上我是领导董启文的；还有一份材料是一个叫黄振球写的。1942年我去枣园时曾找他谈过话，想让他和我一起到枣园工作，他不愿意，後来也就算了。运动中，他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说：“李逸民同志曾找我谈过话，不知什麽意思。”意即我勾结他；还有一份是我在监狱的难友张惟桢同志写的，说我在狱中表现好，而张自己被打成“叛徒”，所以我也被怀疑上了。这时才真相大白，就这三份材料，使我差点失去参加七大的机会。
　　我看完以後，康生发表了一通议论，最後说：“我们枣园的同志都是审查别人的，自己被怀疑一下有什么不好啊?”我说：“我的历史过去没审查过，现在全面审查一下很好，有什麽问题提出来，我可以找人证明。”他傲气地说：“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也没有时间听你报告。”其实，我的问题这时已有李富春等同志组成的七大代表审查委员会审查清楚，不久，李克农同志的秘书罗青等同志给我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并由李克农同志通知七大秘书长任弼时同志，给我发了文件，问题总算解决了。
　　当年曾被送入西北公学接受审查的布鲁的夫人吕璜曾于1997年9月在延安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她回忆道：
　　1943年夏天，西北公学已抓了1000多人。西北公学的校址在枣园的後沟，前面是中央社会部，沟掌是社会部的监狱。被送到西北公学的人，虽然名义上还不是关监狱，但和坐牢也差不多，进去的人都要被搜身，连缝衣用的针都被搜走了，而且整天都有积极份子监视著，没有行动自由。记得这一年8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开会，这是一场坦白大会，会址在後沟里的一个礼堂旁，这个礼堂旁有一块不小的平地，但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特嫌”份子，於是周围的山坡上也站了不少人。大会开始前，从後沟掌的监狱里被押解出200多名犯人，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实味，紧跟其後的是吴奚如、于炳然，他们都带著脚链手铐。这些人每过一个，会场的人就高呼“坦白从宽”之类的口号。
　　坦白大会由李克农主持，他首先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自动坦白。李克农讲话後，一批人被积极份子推拉著上了主席台开始坦白，不长时间，主席台上就站满了人。我抱著孩子站在主席台下的第一排，我扭头一看，身後稀稀拉拉的已经没多少人了，人都被拉上了主席台。不知是因为我抱著孩子，还是别的原因，积极份子没有拉我上台。李克农眼看著主席台上已经站不下人了，於是他走上前宣布说，不是自动上台者可以下去，自己先反省，反省好了，再上台来坦白。听了这话，台上的人你看我，我看著你，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敢动。这时站在台边一位姓王的学员，因为他是被积极份子们强拉上台的，加上离台下近，所以哧溜地溜下了主席台，蜷缩著身子蹲在主席台前。那些积极份子发现後，马上又连拉带打地把他重新拉上了台。当时他的脸色死灰死灰，非常难看。过了一会儿，他在台上撑不住了，要求上厕所，说是上厕所，其实哪里有厕所，跑到山坡上看不见人的地方就能大小便。在积极份子的押解下，那位姓王的学员上山後，乘著积极份子不注意，突然转身跳下了几十丈的山崖，当即就摔得七窍出血，悲惨地死了。当时的场面十分骇人。
　　在西北公学被关起来的日子里，我最欣慰的是我的孩子反而比自己带著好了。因为当时西北公学有100多位女学员，而且大都有孩子，而在西北公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学习任务，除了交待问题就是生产劳动。被送到西北公学审查的有1000来人，这些人住的土窑洞并不是事先就挖好的，而是去一批自己给自己挖一批窑洞。住的问题解决後，又在附近的山坡上开荒种地，自己给自己解决吃的问题。我们这些带孩子的人，在生产劳动中自然有很大的拖累，就是想表现都表现不成。於是学校决定办幼儿园，吴德亲自担任园长，园址就在枣园沟口。过去我自己带孩子时，由於工作忙，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像麻杆一样。放进幼儿园才半年，孩子一下就长胖了，也长高了。我心想，我自己的冤屈在孩子身上得到了补偿，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1944年4月份，我的问题由叶帅夫人曾宪植亲自做了结论。结论是既无政治问题，也无历史问题。於是，我就被从西北公学放了出来，重新回到了边区保安处。由於我的丈夫布鲁此时在绥德分区保安处，所以我又被派到绥德保安处，去做绥师审干运动的总结工作去了。⑤
　　中央警卫团虽不是保安机关，但它却是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担负特殊使命的保卫部队，这支部队理应受到高度的信任，但在审干运动期间，就连这支部队也能审出大量的特务，实在是天下奇闻。诚然，李逸民、吕璜的回忆，师哲、布鲁的奇特经历，以及张宣在保安处监狱的所见所闻使人心情沉重而又难以置信。而原中央警卫团干部王真，一位归国华侨的坎坷命运，却更使人备感心酸。
　　1940年，侨居泰国、有著优裕生活条件的王真离家出走，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经昆明、重庆等地辗转来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那年他才22岁。1941年，王真从陕公毕业，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担任文化教员。中央警卫团是直接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部队，能在这里工作，在政治上无疑是被高度信任的。因此王真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工作积极主动，热情高涨，意气奋发。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943年夏秋，审干和抢救运动的狂飙巨澜竟然也不放过中央警卫团这块净土。1000多人的中央警卫团，共有30多位干部，其中20多人被打成“特务”、“特嫌”，还有2人甚至被送到军法处，占到了干部总数的80％以上。王真因为是归国华侨青年，所以自然被打成“外国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当时在延安的归国华侨青年几乎全被“抢救”。如1942年春，中央成立了由朱德、叶剑英领导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海外工作委员会抽调延安各单位的30多位归侨青年，举办了海外工作研究班，准备培养一批海外工作骨干，然後再派出去开展工作。可这个班刚成立不久，就遇上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结果这个班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打成特务，最後还是叶剑英亲自给他们甄别平反的。
　　中央警卫团政治部有位秘书原是张学良的通讯员，“西安事变”後，张学良的部队选派了一批军官来延安要求中共培训。学习中一部份人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主动留在了延安，政治部的这位秘书就是其中之一。审干运动中，他却被指控为“张学良的特务”，原因很简单，既是张学良的通讯员，当然是张学良的亲信，前程锦秀，有著灯红酒绿的生活，可为何要留在延安?为何要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惟一的解释就是为张学良、为国民党搞情报，搞破坏。这位秘书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道不明。他愤懑、委屈、痛心，满腔热情，一片赤诚，抛弃常人难以抛弃的荣华富贵投身革命，竟落下如此下场，遭到如此的践踏，他的心碎了，乘著看守不留神，把自己运动员的体魄(他是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打中锋)和自己的千古奇冤一齐吊上了一棵小树，用宝贵的生命来表达一个热血青年的清白与忠诚。
　　中央警卫团竟抢出如此多的“国民党特务”，不能不引起分管中央警卫团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他的极大怀疑。中央警卫团如果有这么多的特务，中央的安全、党的领袖的保卫岂不成了儿戏!於是，他将被打成“特务”的王真等20多人全部找去谈话。
　　李克农用怀疑的眼光望著他们问：“你们真是特务?!”
　　大家你望著我，我望著你，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说是吧，人人都清楚，自己的确不是，再说能到中央警卫团工作的都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说不是吧，自己又都是亲口承认过的，於是大家谁也不说话。
　　具有丰富反间谍和政治保卫经验的李克农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心思，而且作为中央社会部领导，他也压根儿不相信，中央警卫团会有这么多特务，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央社会部岂不成了饭桶?而谁都知道，中共的政治保卫部门历来都是强有力的，是赫赫有名的，令敌特们闻声丧胆的。於是他和蔼又不失严厉地说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过去说错的也可以改嘛。”
　　听了这话，大家悬著的心才落了地，纷纷吐出了自己的满腹苦水，李克农听完之後，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指示中央警卫团停止抢救运动。
　　由於李克农的明察秋毫，王真免除了牢狱之苦，他不仅很快被平反，而且还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股股长，政治生涯似乎又开始充满光明。然而，命运的捉弄，却使王真建国後再次饱尝了人生的磨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王真从太行山来到了首都北京，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应该说他的华侨身份，在这样的部门工作是如鱼得水的。然而平静的生活仅仅过了十年，灾难就再次无情地光顾了他。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以及8月2日到1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然而7月14日，彭德怀元帅的一封给毛泽东的“万言书”，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随後反右倾的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300多万干部和党员遭受到重点批叛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王真又“有幸”成了这300多万中的一个。他在中联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并受到了严厉的处份。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多舛的王真再次遭人污陷。有人别有用心地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撕破了的毛主席语录，然後将他骗出，当他走到门口时，立即就有一群人围住了他，说他撕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怀有恶毒的雠恨心理。加上他1943年在延安的这档历史遗案和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下动机结果都有了，他被毫不犹豫地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被押送北大荒劳改了三年。在延安侥幸逃脱的牢狱之苦，现在终於补上了。
　　1970年，王真所在的北大荒劳改队宣布撤销，上级对他们这些劳改人员的处理是有家回家，无家的回单位。王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了婚，带著两个孩子走了，所以他无家可归，只好回中联部。可是劳改队的“犯人”都被接光了，中联部仍未来人接他。他万分焦虑，连向中联部发了三封信人催问，全部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得已他斗胆给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康生和陈伯达写信(康生当时在中央分管中联部工作)，没想到康生竟然收到了信，而且还在信中做了批示，要求中联部派人将王真接回北京。中联部接到康生转来的信和批示後当然不敢怠慢，很快派人将王真从北大荒接回北京。
　　回到北京，中联部政工组负责人找王真谈话，对他说：“关你去北大荒劳改看来错了，但查清你的问题需要时间，现在部里也不好给你安排工作，你还是到部里的‘五七’干校先待一段时间吧。”
　　就这样，王真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出了北京，虽然这次比较温和，但却再也未能回去。
　　中联部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周口地区任丘县，到干校後王真万念俱灰，很快就与当地的一位妇女结婚成家。“五七”干校撤销之後，领导上又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回部里也不好工作，又在这里结婚成了家，乾脆就留在这里退休吧。”
　　被政治运动折磨的似乎已经麻木了的王真，什么也没有说，也无话可说。於是他就死心塌地地留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如今还平静地生活在那里，由县民政局发工资，在县老干局过组织生活。
　　也许，他在北京的两个儿女能给他凄凉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和安慰吧。他的儿子已是北京一家饭店的总经理，女儿在北京民航工作，1988年他参加“延安大学老校友回访团”，从北京到延安的费用就是儿女资助的。只有说到他的这两个儿女时，王真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才露出一丝温馨的笑容。⑥
　　①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师秋朗整理)，红旗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② 1988年9月22日师秋朗采访录。
　　③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师秋朗整理)。
　　④ 参阅蒋巍：《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学林出版社2003年8月版。
　　⑤ 1997年9月22日吕璜访谈录。
　　⑥ 1997年9月21日王真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