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窑洞城走去
　　我们一行人乘大卡车从西安出发，往延安行进已经是第三个早上了。昨天傍晚一到洛川歇宿，客店的伙计们就管我们叫“同志”。城门上白粉写着“坚持抗战到底”和小字“第八路军炮团政宣。”(离城三四里许扎有八路军炮兵团。)这里的一切已经完全不象三原客店中正堂壁上贴着“莫论军情”字条，更不象出西安城、过咸阳桥都要受检查、呕气那种样子了。
　　早已进了“陕甘宁边区”啦!第三天离延安更近了。车上三十几个人都感觉得可以自由呼吸了。鄜县城外五里有个合作社，我们停下来吃早饭。只见正屋墙上挂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相片，两边对联写着：“以抗战而设立合作，为生产以巩固后方”。
　　吃了早点，上车再前进。路上小平同志摆开了龙门阵，说在某某地方，一次朱德同志召集当地上层人物来开会，讲共产党八路军主张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士绅们当场提出了二百多个问题。有人问：“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绅士还有没有地位?”朱德同志答：“将来人人个个都是绅士。”由于合作社那副对联，小平同志又说出某地某人作的另一副对联，按汉文拆字作对习惯是这样的：
　　列为无产者，
　　宁不革命乎。
　　在快到达洛川的路上，我们看见大约有八十多个青年男女，背着背包，往北方走去。他们都是到延安去进抗大的(这两年以来，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有两个青年女子是新四军介绍来的，走路到洛阳，搭“寻常快”到了西安，由西安又走路去延安。她们已经走了八天，两脚都起了泡，借了点钱，留下在洛川。晚上我们同车的两位见了她们，商量好今天搭我们的大卡车同走。车行不远，路上又遇见两男两女，我们也让这两个妇女搭上了车，虽然司机不大愿意。
　　过甘泉，墙上满是标语口号：“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但也还看得见原来写的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陕特剧团)，但看了“加紧自卫军的军事政治训练”(八路干校政宣)；“边区农产品竞赛展览会”的布告，“抗敌画报——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肃清汉奸托匪!”等标语，明显地看出，这里已经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巩固的地方了。
　　到了七里铺(这里有兵站，有“交通大旅社”)，通过少陵川，车上的人突然大声喊道：“看!延安的宝塔!”大家抬起头来，只见秃山群中一座宝塔屹立在蓝天下，蔚为壮观。越走越近了。这时谁都抑制不住心中的快乐。车上青年、壮年、老年不觉齐声唱起歌来。从新四军来的王胜荣同志到过苏联，会唱许多那边的歌子。他告诉我，《祖国颂》、《我要飞到东方去》等歌已普遍了全中国。新四军曾开办了一个训练班，三千人，他们都会唱。他们已经毕业，分配到各地工作去了。
　　在车上无论男女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灰布绑腿，头戴灰布军帽，但额前钉着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是因为那时共产党和国民党讲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于是大家都算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我穿戴的那一套衣裤是在兰州我军办事处发的。穿了十来年的西服，现在改装，顿觉得一身都轻。右臂上还钉了一块小小的长方形黄边白底两层布的臂章。上写“陆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萧孝山，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佩用”，臂章里面也有“军字第33号”和“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等字样。
　　进了窑洞城
　　1939年4月29日，从西安开往延安的大卡车走过十里铺、七里铺的时候，我们知道，离延安只有十里、七里路了，飞快就要到了。在车上向前望去，只见前面山山之间立着的那座宝塔，特别显眼。这就是延安南门外东边的宝塔山。车上人人兴奋极了，高兴得要跳起来。大家的身子都向前倾去，以为这样更接近目的地——延安一些。
　　宝塔越来越高越大，延安果然就在眼前。这时车上反而沉静了一会，大家仔细观看前面车两边的一切。稀疏的房屋，山上一排排的窑洞，有门有窗；山下的“大路”尽是土路，车子走过，尘土飞扬，几分钟后才“镇静”下去。卡车进得延安城南门(城墙和城门还留着在)，只见城内瓦砾成堆，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或商店——大家因为日本鬼子几次轰炸，都搬到城外去住窑洞了(这个空城以后日本鬼子还来炸过几次，结果只多了几个弹坑，丢下些没有炸开的废铁，给军民做犁、耙、菜刀……用)。城内一条直通的石路还看得见。车子沿着这条仅存的街道往北走，一直开出北门。然后又走一二里地。只见右边流着细水的延河，左边山上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在这些之中，有一座高大的建筑，那时叫“组织部大礼堂”。礼堂前面有一块空坪，卡车到了这里停下。这时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从礼堂涌出的人群中，首先看到李富春、王若飞、许之桢……许多同志。他们都和我热烈拥抱，问这问那。肖劲光同志奇怪地问我：“还回那边去吗?”我大声答道：“我现在回来了，我不走了!”一同下车的邓小平、邓发同志熟人更多。另一些同车的王胜荣同志和他的爱人赵明珍、美术家蔡若虹和爱人夏蕾，以及其他几个青年男女，到了这里都下车提着简单的行李前往招待所。提我的行李箱子的时候，我对富春同志说：“送到‘鲁艺’去吧……”他犹豫了一下，立即首肯。
　　人群散了，大家开完会之后各自回去休息和吃晚饭了。这里下午六时开晚饭。我和邓小平、邓发同志被引到山上中央组织部几间窑洞去。上得山来，还没有进窑洞去之前，只见身体魁梧的毛泽东主席从左边窑洞走来。富春同志上前去告诉他是谁们到了，并说了我从前的名字，现在叫什么……毛主席说：“那还是一样。”一面说，一面走近我，我也加快脚步迎上前去，两人紧紧地握手了。主席头一句话：“啊，十多年不见了!”我问他身体好吗……于是两人一同步入陈云同志(那时是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是副部长)住的窑洞里。邓小平、邓发同志已经坐在里面，这时起身和毛主席握手。主席和我只得坐在一条长凳上。陈云同志用他特有的几个小口洋磁缸子给每人倒了杯茶。毛主席从衣袋里拿出“红锡包”香烟待客，亲自敬每人一支。“最后一支给你。”我说：“你自己呢?”我要还给他那支敬我的烟，他不肯收，笑说：“我将乞诸其邻。”别人都舍不得拿出主席亲自敬的那一支香烟。最后还是陈云同志给主席另外一支抽了。
　　为什么碰得这么巧，我们一到延安，下得车来，就见到了尊敬的、渴望已久的毛主席呢?原来他这天下午在大礼堂开会作报告，正是开完会，毛主席讲完了话，散了会之后，到上面窑洞里坐坐，休息休息。我们的大卡车恰恰在这个时候开到了。
　　在陈云同志这里，大家嘻嘻哈哈，没有中心题目地谈了一顿之后，毛主席提出：“先在这里坐坐，然后过河到我那里去吃晚饭。”大家很赞成，都起身走出窑洞，几个人一同下山，来到主席专用的汽车前面。这是延安唯一的一部汽车，车身比小卧车略长，黑颜色，没有车盖，原来是一部救护车。除司机旁边可坐一人外，车上挤着可坐五六个人，主席的警卫员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路途很近。下山不远就过河，这时水浅石多。过了延河再往东北方向走一小段路，就到了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在满山是窑洞的山脚下，一小排窑洞，门窗俱备，和其他首长的住窑一样，挂有白布门帘——这就是我党、我国人民伟大领袖那时的住所。主席让客人先进门去。第一间是客厅和食堂，旁边一间是书房兼寝室。窑洞每间宽一二丈，长三四丈，高亦约三四丈。“天花板”是穹形的。墙壁用石灰刷白了。屋子里桌椅俱全，方桌、长凳……下得车来，小平、邓发同志各自找自己的住处和熟人去了。一时都回到毛主席这里。方桌上已摆好了碗、筷、杯盏。开饭了，主席邀我坐在他的左手边。席间谈笑风生，毫无拘束。主席敬客人的酒，红葡萄酒，主席不时开玩笑，他的话总是庄中有谐，谐中有庄。我说了几个外国的事。主席笑道：“这是洋新闻。”我索辣椒。主席开玩笑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吃喝之际，毛主席又记起二十年前他和我一起在渤海大沽口本想看海，但冬天已经结冰，我们就在冰上走了很远的故事。主席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八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吃过晚饭，大家散去了，主席邀我进他的书房兼卧室去。只见靠窗一张长的书桌，上面摆着纸笔墨砚和书报。点着洋蜡。一张木床放在土炕上。床上叠着白布被子，花布被心。蚊帐是挂起的。一切是那样俭朴，而又那样整洁。我第一次相信路上听人们说的：窑洞里夏凉冬暖。这时外面颇热，但在里面非常清凉。书桌里面一把硬椅是主席的座位；对面还摆着一把椅子。但我们这时都不靠书桌坐下。我在靠壁的椅子上坐下来。主席便坐在靠床的凳子上。他又敬了烟、茶——这是饭后必需的。窑洞里开着留声机。放旧戏唱片。这是当时在延安他唯一的娱乐。主席说，唱片是昆腔。我对他说，在外国多年，但音乐还是喜欢京戏之类……他说，那很好。又随便谈了一会，我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起身告辞。主席问我去哪里?我答：“去鲁艺。”临别时主席从书架底下取出一听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在我的大衣口袋里。(延安这时期缺纸烟。)我这时才觉得，远道归来，没有准备一点礼物送主席，很是抱歉!也因为我在国外得到的几块美元，在新疆、兰州、西安早花完了。
　　走出窑洞，天上星星高照。我和主席作别时，他对我说：“你来，下午来!”(主席通夜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上午才睡觉。)我们握了手，他又两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还是和青年学生时代的样子)。我也向他一鞠躬。主席叫我乘他专用的汽车到城北门外的山下，由警卫员提马灯和我的很重的皮包，一直送到山上沙可夫(“鲁艺”副院长)的窑洞里才转身回去。
　　这一个下午和晚上，我实在太幸福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五·一”、“五·四”在延安
　　我回到延安正是1939年“五·一”前夕。在毛主席处的那个晚上，就见有人来向他请示“五·一”举行群众大会时间问题。因为延安这个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日本侵略军对它特别注意，白天可能派飞机来轰炸。在我到达这里之前不久，日本大批飞机就来轰炸过一次。当时许多机关人员都住在城里，轰炸的目标是明显的。自从那次以后，全都搬到城外山沟里来了，日本飞机要炸也不过是把城里的残砖破瓦再弄碎一些罢了。人、畜是安然无恙的。可是现在“五·一”要集合上万的群众开会，万一日本飞机来炸，我们岂不要冒损失的危险?于是延安所有的集会都在傍晚举行。
　　这次“五一”群众大会是在当天下午六点开始，在城南门外一个操场里集合的。我和许之桢、赵毅敏、沙可夫诸同志分别骑着马，出城南门，来到广场。只见群众有组织的队伍布满了一地，共约有一万人。延安各学校的队伍都打着旗帜：党校、抗大、陕公、鲁艺……最惹人注目的是本地群众的队伍。这里有延安妇女联合会的五十人，有些是小脚；有边区自卫队——他们手持红缨枪，头戴草帽。还有印刷工人队，边区机器厂工人队——这就是延安——边区的无产阶级，总共不过几百人，他们挥着红绿白纸小旗，上面写着“抗日救国”等口号。晚上八点才正式开会。人民爱戴的领袖毛主席也来了，并且讲了话。大家一看到他就拍手欢迎，听了他的讲话又很兴奋地鼓掌。大会上还有两个讲话的。然后举行“总动员”宣誓，这是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把“五·一”作为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日”，边区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也举行动员宣誓。实则是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便是游行。散会的时候月亮已经上升了。在这里我又遇见了许多老同志，第一次参加延安的群众大会，觉得非常兴奋。
　　“五·四”，今年是“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又是第一次举行“青年节”。“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三月里就决定把“五·四”这天作为“青年节”；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也决定把五月一日至七日作为青年周。
　　既然是“青年节”，所有的“小鬼们”今天都离开工作去参加大会的活动。照顾我的那个小马一早就去参加秧歌舞和合唱练习了。非常好，我昨夜二点才睡，今早无人敲门，睡到八点才起来。
　　第一件事是去看青年展览会。离鲁艺不远有一排窑洞是青年机关，在一间较宽的茅屋里陈列着许多展品：照片啦、文件啦、刊物啦……都有。我注意到一个图表：全国有四十六个青年团体；陕甘宁边区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有十六万五千五百零六个青年会员。墙壁上贴有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题字。许多年之后，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自己写的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诗句的气概伟大雄豪，书法遒劲活跃，真是诗如其人，书如其人。
　　因为是“青年节”吧，鲁艺今午“会餐”，就是说，吃的比平常好一些。就在山下露天坪中，每八个人一堆，围着一桶烧肉，一桶腌白菜煮肉汤，吃小米饭。我挤在一堆人里，和大家一样，自备有洋瓷缸和勺子——前天在合作社买来的。这里每个人的洋瓷缸有很多用途：喝水、漱口、洗脸、盛饭和菜……都用得着它。行军的时候更少不了它，拴在腰带上或挂在背包上，时刻不离身。
　　傍晚六点钟的时候，我和大家去抗大第五大队的坪场参加青年节大会(说明一下：我初到延安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有意义，身体、心情都好，什么会议都愿意去参加，去听，去看，何况是青年的大会呢)，又遇见了许多熟人。会场里席地坐满了人。将近七点大会开始了，毛主席也来了，全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的讲了一番话之后，就请主席讲话。他讲了大约一个小时，生动、通俗、严正，不时讲些古话、笑话，引起会众大笑，足见深入人心。我后悔当时没有把他的话全都记录下来，现在只能在《毛选》第二卷525——533页读到主席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五四运动》，那天的讲话大意和文章差不多。“……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这也就是主席那天在大会讲话的主要意思。
　　这篇讲话的全文后来在《毛选》二卷525——533页发表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
　　庆祝大会完毕之后，在坪中举行了焰火晚会。这也是使人难忘的景致。晚色已经涂上了清凉山、宝塔山……场中几处却燃烧着熊熊的野火，照得通红。游艺节目开始了。鲁艺演出了陕北民间的秧歌舞和《生产运动大合唱》。我第一次看见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自己在指挥。火光照出他的中等身材和黄色短褂。曲调富中国民歌风味，听起来悦耳。此外，还有抗大、党校的歌舞。一会大家唱起《快乐的孩子们》来。歌词译成了中文。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我早退。在回鲁艺的路上还听得见场中的歌声和看得见那里的火光。
　　第一次听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纪念鲁艺周年的晚会还继续地举行着。5月11号晚上在组织部大礼堂表演的全是音乐和唱歌、唱戏等节目，大小十二项。我喜欢冼星海领唱的广东劳工歌和向隅改作的《五台山之夜》，乐器演奏等节目。尤以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为最出色。这是一部巨大的作品，分八部，很有气魄。我的初次印象，从音乐说，第一部和末二部最好，中间有几部歌咏也好。但朗诵、独唱、介绍说明等等小节觉得不十分调和，不知能否清洗一下。
　　这部大合唱今晚由音乐系全体学生几十个人参加演出，由教员冼星海指挥。后来在延安有一次有五百人参加这部黄河大合唱，也是在这个礼堂的台上。那的确是伟大的场面!是雄壮的歌声!在延安——边区和在大后方以及全国各地的人听着这部大合唱的时候，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自豪!冼星海同志不愧为人民的音乐家。
　　但星海是多么勤劳创作，从来不自满足的!我和他接触过几次之后，就感觉得他的胸怀里经常燃烧着一团强烈要求创作的火。
　　他还怂恿我写歌词，他作曲……我后来写了《打倒汪精卫》和《三八大合唱》，前者星海用民歌形式谱曲；后者分几部分。最好的是我写《抗战剧团团歌》，星海谱曲，李丽莲教唱。后来这剧团改组，取消了，歌也无人唱了，但仍不失其为星海优秀创作之一。
　　生产——开荒
　　和延安各机关各学校一样，“鲁艺”的师生也订出开荒的计划。5月31的晚上，全校在院坪里开了个生产运动大会，决定分几个队、分队开山上的几块荒地，并且分配给某些人一定的任务，给我的任务是看守开水。6月1日早上，不到五点我就起来了，立即到烧开水的炉灶前面站着。那是临时搭起的棚子和炉灶，几大锅开水已经由炊事员和“小鬼”们烧得滚滚的了。我的任务是：不许人们取开水洗脸、漱口，甚至不能喝，因为这几锅开水是预定要在大家出发之后挑上山去给开荒的人喝的。在出发之前，果然有少数男女学生来试图取开水作各种用途，都被我阻挡住了。自然，有的见我在看守，就不走近锅灶了；有的却对我笑笑或说几句商量话，我都“铁面无私”地拒绝了。
　　早上六点多钟，除极少数病号外，全校学生和教职员二百多人，整队出发上山去了。过了一会，十多个“小鬼”也排成一队，挑水上山。此外还动员住在本院招待所的十多个新来投考的学生和不久前来院进修的“抗战剧团”三十个左右男女儿童，都提水到山上去。这时我和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同志、教务处主任××同志一道，也各提一小桶水，跟着送水队去山上。走的路颇远(经过一条沟，见一些山石上贴着某某店、某某号的条子，据说是计划在这里将要建设一个市场，人们将开店铺的，但现在还只是一条荒山沟)，到山顶上，只见戏剧系的学生在一处开荒。再前面一点是其他系的学生、普通部的、教职员的各组，分地段都在挖土。今天因为农具(镢头)不够，每三人共用一把镢头，一班挖土十分钟，每人每次可休息20分钟。我这是第一次上山，徐一新同志带我到各处走走，向大家慰劳，然后回到教职员队开垦区。我几次“打游击”代替几个人挖土，不久，右手食指和中指中间就破了一层皮。……
　　在人们开荒挖土的时候，抗战剧团的孩子们在山顶一块草地上给大家跳舞、唱歌，有所谓“乌克兰舞”、“网球舞”……很有意思。
　　午前11点，杨家岭毛主席处派人来找我，说有事请我去。当即下山，见马路上停着卡尔门驾驶的那部小汽车在等我。到了主席处，原来是卡尔门在那里给主席照相、拍电影。他计划拍摄主席的工作日——主席一天的活动。
　　几天开荒，我都担任看守开水的工作。等大家出发之后，我也就可以抽身到山上去看看，帮着打土了。6月6日是开荒打土的最后一天，我随大队同去，正式随班打土，非常愉快。十点左右，全部计划完成了，大家回校。七日下午开生产运动第一阶段(开荒、打土)的总结大会，据报告，鲁艺这次开荒六百多亩，报告、讨论之后有“讲演”一项，我讲了十来分钟，说劳动可以改变人的本性(那时还不会说劳动可以改造思想的话)。刚从苏联回来总不免每次都讲苏联。在这里我自然又谈了苏联的突击运动和斯达哈诺夫运动的特点等等。听者都欢迎，至少是不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