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今天，一些报刊在热心讨论自由的文学和文学的自由之际，我们亲眼目睹了一群又一群曾经为文艺的自由坚决斗争过的延安鲁艺及全国各地的鲁艺校友们，欢欣愉快地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这时间是在1988年5月20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艺师生校友们，用和谐的步调踏上了那一排排多层次的巨石砌成的台阶。从1938年延安崎岖的山沟里走向这面向朝阳的人民大会堂东门，他们走了50年，一共是走了半个世纪的路程。
　　半个世纪的检验!
　　如今，她们和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已经步履蹒跚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满头白发的妇女被人搀扶着，正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内，人们用尊敬的目光集中注视到这位妇女。目送着她走向那大厅之内拍摄集体照的位置。她就是当年延安鲁艺副院长周扬同志的夫人和革命伴侣苏灵扬同志。
　　她今天同时也正是代表卧病在床的周扬同志来到这会场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好几位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人，他们也不顾路途奔波和行动不便，赶来参加今天的聚会。
　　当年呵，他们都曾经是用了何等矫健的步伐，从全国各地、从海内外，凭着坚强意志和信念，越过了千山万水，排出了重重艰难险阻，奔赶到象征着为创建人类美好未来的圣地——延安。
　　忆往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但今天，你看看那拍摄鲁艺校友集体照的一排排人们中，不正是有我国第一个把列宁形象搬上延安话剧舞台的著名演员干学伟和导演张水华吗?还记得那叩动人心弦的《白毛女》歌声吗?剧作者贺敬之不是也在那儿吗?曾经用年轻的双手创作了木刻画《草车》，并被名画家徐悲鸿誉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大艺术家”，“中国艺术界一卓越之天才”，“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他日国际比赛中的一位选手”——古元，正是他，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被解放区派往欧洲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这位与会的中国文化界代表，就在那次国际大会上同各国友人一起欢呼了南京城的解放。当年延安的一批优秀的歌手，她们中间有的人今天正在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的队列里，带着孩子般的微笑应邀与会。他们当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忘怀：半个世纪以前，她们和他们经常是以轻快的步履出入于延安城东北侧桥儿沟那座鲁艺的校门，而在那校园内，时时都飘荡着充满生命活力的、奋发往上的歌声。
　　苏灵扬从挤满了人群的小礼堂旁门进入会场。她婉谢了邀请她上主席台的盛情，在进门口的一张普通座位上坐下。当时，我们就坐在她的邻座。
　　半个世纪前，当黄钢还是鲁艺文学系的一个新学员的时候，1939年初，交出了他的最初的习作《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当时兼任鲁艺文学系主任的周扬，立时把这篇系列地揭露汪精卫卖国嘴脸的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在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在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而周扬同志推荐这篇新作时，只是凭籍着文稿的本身，他当时并没有与当年不足22岁的新学员黄钢见过面。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人情或者是走后门甚至是用金钱去购买版面这一类陈腐陋习了。
　　听吧!当年延安的歌声又一次响彻在人大会堂的这个会场里了：60多岁的秋里团长是合唱团的指挥，他一举起手中的指挥棒，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的歌声好像是掀开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老干部合唱团的女团员们，虽然都已年过花甲，双鬓染霜，可这一天，她们却都像少女般地穿上了鲜艳的红绸上装；男团员们深色的礼服衬托着满头银发，当年的飒爽英姿，风貌犹存。他们那催人泪下的歌声，意味着永不曾衰败的青春。
　　老干部合唱团这天歌唱的头一曲歌，是象征和呼应着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精神的《军民大生产》。那时候军民之间亲密无间的团结，给人们以无限的力量。
　　听吧!合唱团的第二首歌——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这就是势将万古流传的《延安颂》——今天听来，像是一首圣洁的颂歌，而又是以上面平静的抒写来开头。
　　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日的歌声!
　　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是呵，延安，这一座远在中国西北角，距离首都北京上千公里之外的古城，正象这支歌曲在半世纪前所预告的：
　　呵!延安!
　　你那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了坚固的抗敌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辉煌灿烂。
　　对那个抚育过一代新人的母亲般的古城——延安，在场的鲁艺校友们十分深情地沉浸在回忆之中。他们当年，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歌颂和支持自豪的民族解放斗争，没有任何人曾给他们以强制的力量，都是自觉自愿地奔赴到延安，奔赴抗日的战场——这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不自由的文艺的影子呢?
　　苏灵扬同志这时候手抚着自己的胸口，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不让她的泪水从自己的眼眶里盈流出来。
　　“我记得延安的骆驼铃声。”在十年前，作为记者的黄钢和谭家昆，到周扬同志家中去访问时，苏灵扬同志深沉地谈到她对延安的追忆和怀念。苏灵扬同志说：“我刚到延安的时候，半夜里听到远远地从沙漠地里走过来的骆驼队的铃声，我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是呀，在中国地图上旧称为肤施县的延安，在红军长征到达前，在文化上原是一座荒凉的古城……
　　我们那天去访问周扬和苏灵扬同志时，他是刚从“文革”时期的监狱里出来。
　　“听说您在‘四人帮’监狱里，经常在默写每一个鲁艺学员的名字，是这样吗?”黄钢问。
　　正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大院里散步的周扬边走边笑着回答说：“我倒不是单单在记下你们的名字。我同时也是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我怕自己记忆力衰退了，忘记了历史。”
　　历史岂能忘记?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校友都已是革命的英烈了。当年创作《延安颂》都只有二十岁出头的词作者莫耶(女)和曲作者郑律成，早已经离开人间了。他们都不愧是“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延安鲁艺门墙之内走出的战士。
　　老干部合唱团唱出的第三支歌《鲁迅艺术文学院校歌》。这歌声是多么激昂雄壮呵!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
　　我们是抗日的战士。
　　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
　　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
　　为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努力——不懈。
　　正像是这天纪念会上，代表鲁艺校友会致词的赵毅敏会长在讲话中提到的——师生们都记得鲁迅先生的遗训：“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他们——鲁艺师生们也正是用艺术的武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谱写过多少动人的诗篇呵!
　　50午后，鲁艺校友再次听到、再次唱到自己的校歌，歌声把他们带入一个震撼历史的年代，而又把那个历史年代尚未完成的历史职责，再次交付给今天文艺界的有志之士。1938年，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为鲁艺成立的题词，曾这样写着：“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代文艺家的使命。”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今天的这个大时代呢?生活在今天这个大时代中的“现代文艺家”，又应该怎样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怎样才能“站在大时代的前卫”，“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为大时代服务而创造出真正的自由文艺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这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题词。这也就是说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应该同当前的大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创作出真正自由和永不衰竭的文艺作品。——这一天，在人大会堂的小礼堂中，老干部合唱团歌唱的《延安颂》、《延水谣》和《太行山上》，正是体现了毛泽东同志这两句题词的精神，今天听起来，仍然像一股热腾腾的新鲜血液那样，鼓动着听众的生命脉搏。
　　《太行山上》这支歌是千千万万群众所熟悉的歌曲。老部干合唱团歌声一起，礼堂内全体到会者立时响起了嘹亮的和声。一位鲁艺女校友解冰同志，从座位上立时跃起，她迅速地离开了自己的座席，神采奕奕地站在礼堂过道上，指挥着全体与会者和老干部合唱团一起高声合唱——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
　　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
　　燃烧在太行山上!
　　——这唱的不是与他们无关的陈年旧事。这唱的是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写照。就在太行山上、其它抗日根据地和敌人后方，他们走过了多少弹洞垒垒的前村壁，当年鏖战急。在改天换地的日日夜夜里，战士们创立了多少难以数计的功勋和业绩!
　　听吧!母亲送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
　　《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是八路军战士桂涛声，冼星海谱曲。
　　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新声。
　　这是周恩来同志为星海同志的题词。《太行山上》这支歌曲，确实是铿锵有力地“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新声”，唤醒了沉睡的人们。这同样也是为它50年后的听众谱出了动人的新声。
　　歌声刚一停止，抱病前来与会的苏灵扬同志对她的邻座黄钢说：“请你转告主席团同志，我今天听了合唱团刚才的歌声，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它叫我想到：鲁艺，虽然创办已经50年了。但是，直到今天，它还很年轻!很年轻。”
　　是的，自由之神是永远不会衰老的。一切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包括为了真正的自由文艺而工作的战士在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光照下的工作历程，是永远不会衰竭的。艺术上的青春年华，永远属于为真正的自由文艺而斗争的自由战士们!这个历史规律是久经考验的，同时，也不是以某些人的反对、咒骂和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它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正是体现了这一历史的规律，延安鲁艺的校友们，在50年后的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大会堂里又一次掀开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延安的歌声，唤起的不仅是对往事的记忆；歌声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历史职责交付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而且通过一辈辈青年的双手，将会确定不移地延伸到二十一世纪以后的无限年代。这就是获得真正自由的历史规律。
　　(原载《延安文学》1988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