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6月间，组织上决定我单独去三边分区工作。当时那颗年青的心是很复杂的：延安，有我的两届同学，相处几年的同志；几年间，有的不在了，更多的则不知去向。这次要离开集体，我自知幼稚，出去工作能胜任吗?想起1938年毕业时曾积极要求去前方，为什么现在倒怯阵了呢?从前方回后方又工作几年了，怎么能老蹲在“小鲁艺”里舍不得走呢?几年锻炼，我懂得了党是依靠群众战胜敌人的，只要不脱离群众，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便默默地收拾着行装——一条来自日军的睡袋改成，必须扎起才能睡觉的被子；几件在晋东南时发的灰军衣；还有在大生产中自缝、自纺、自织、自制的衬衣、袜子、鞋、挂包等等，全部家当不过六七斤重。
　　演《血泪仇》中小栓子的张树槐来了，他听说我要走了，要替我呼吁留下来，我也有点被他的稚子之心所动，但我向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没什么比这更重要。党不是要我们走出‘小鲁艺’吗?就是要我们到‘大鲁艺’去宣传组织群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去工作去斗争嘛!”结果他不言声了。
　　走了三、四天，站在草山梁下望，无边的草原上，有座不小的古老而完整的城池，定边城到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到地委宣传部报到时，贾部长向我介绍了“七月剧团”的人员、业务情况，欢迎我这个搞戏剧的同志去工作。啊，原来三边也有不少鲁艺的同志!宣传部有美术部的陈叔亮，“七月剧团”有音乐部的聿尹、加洛，三边公学还有彭瑛，警备三旅宣传队有戏剧系的史行，音乐系的史次欧。我的心情振奋，有了这许多依靠，信心更足了。
　　剧团领导引我来到同学们的住处，不少团员也涌到身边来，言语表情流露出对我的期待。“七月剧团”虽然有《十三把镰刀》、《查路条》、《血泪仇》等反映现实的节目，却几乎都演的是传统折子戏。团员都是向师傅一口口、一招招的教唱出来的。所有女角全部由男孩子扮演，可见其古老程度。在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三边，剧团很受人民欢迎。但对于我们这个没有戏曲艺术知识的人，却产生了困惑。怎么办?首先要适应情况，于是也穿上蟒袍、软靠、朝靴，学唱秦腔，打起小旗跑龙套。
　　我们的友邻三旅宣传队，虽也演秦腔传统剧目，更多的是用各种形式反映部队生活内容的节目。诸如《牛永贵挂彩》、《宝山参军》等秧歌剧、快书、快板等曲艺节目，很是活跃。这两个剧团，是三边军民文化生活的主要支柱，为军队与群众所欢迎，也正因为只有两个，很自然产生比较。不久，便听到领导和团员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演歌剧。
　　干背台词，教示每个动作，固定的程式怎能演好戏呢?繁忙的巡回演出，难以进行专门演技训练，幸好有张水华同志在绥德分区几个月的示范，我便在行军走路、排戏中将斯坦尼表演理论，逐渐灌输给演员。很快，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在定边公演了。这一炮轰动了定边城。这要归功于几位从“小鲁艺”来的同志，因为这是歌剧，没有他们，我是力不从心的。随后又演出了《三石粮》，再次赢得了领导的鼓励，群众的欢迎，全体团员兴奋极了!
　　人民的承认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青年人的进取精神，鞭策着我们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仅有的几件乐器，难以表现新歌剧的需要。加强音乐、灯光、化妆、演技成为继续前进的课题。剧团的几位“外路脑子”(团员们这样称呼我们)开动了脑筋。想买吗?国民党的封锁，进不来；其实，要买也没钱。怎么办?只要有了理想，又有一定的知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立刻出现在眼前。对!就地取材!这种想法成了骨干们的行动，在城里在乡间随时随地搜寻着所需的材料。
　　终于弄到了羊皮鼓的羊皮，松木、杜梨木、坨蒿木也备齐了，分队长陈杰搞到笼圈，警备三旅通讯科送给我们一些没有通过电流的被服线，G、D、A、F四根弦没问题了。万事俱备开始动手：加洛同志按提琴规格画好图样，聿尹，林立在湿皮，我们用木刻刀一刀刀的剜削雕刻……。一把硕大的低音胡配备在高大的聿尹手中，精巧嘹亮的高音二胡，在精明的林立手里拉响，陈洪和几位团员都有用笔做的长短横笛，只有我和加洛的两把提琴最后完成。因为我的技艺不高，这第一把琴只能对付着使用。我暗下决心再做一把。
　　剧团突然增加10来件乐器，高、中、低音部俱全，大大加强了以歌唱为主的演出气氛和效果，受到领导的赞扬。以后不少喜庆大会都要邀请我们去参加，这给三边文工团(这时七月剧团已改此称)增色不少。
　　青年人是不满足现状的。人们越是赞扬，我们就越想再干好些，聿尹能画，我也会涂鸦，张力提出幻灯想法，行动就开始了。团员们搞到了凹凸镜片，我们收集了首长们的香烟纸，打褙子做片框……聿尹画了许多宣传画，我画了一套孙犁小说缩编的《白洋淀》，定边同志的家属给做了银幕。试映效果不错。此后每逢演出之前，将幻灯片刷上石油，配以音乐解说，一二千人以上的广场都看得很清晰，这又成了定边的一件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