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北门外。右边是清凉山和延河；左边是无名黄土山。山半腰有十来个窑洞，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并且整齐，这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最早的校址。
　　1938年秋末，鲁艺组成木刻工作团，准备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工作。成员有：胡一川(团长)、华山、彦涵和我。鲁艺山下，有一片坟地，坟地旁边有一小块草地。鲁艺木刻工作团出发前，在这草地上开欢送会。会上没有茶点，大家席地而坐。出席人有鲁艺副院长沙可夫(那时没有院长)、木刻家江丰、胡一川、陈铁耕、沃渣。还有鲁艺木刻研究班几个年青的木刻工作者。人不多，是个小会。会上谈的不是离别的话，而是讨论中国木刻，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从鲁迅倡导开始，到1938年，还不到10年。木刻家队伍发展了，全国性木刻协会已经成立，全国性木刻画展，也已展出。中国新兴木刻艺术，从幼年向壮年成长。它为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木刻是从外国学来的，又在城市中成长，观众是城里人。现在木刻工作团要上前方，到敌人后方去。那里是农村，将来的观众是农民。农民群众喜欢这种木刻画吗?这谁也无法回答。只好让木刻工作团在实践中找答案。但大家都认为，中国木刻艺术，真正为中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就必须中国化。怎样中国化，谁也不知道，也要木刻工作团在实践中去探索。
　　我们过了黄河，在晋西就开始举办木刻画展。到了晋东南目的地，马上又举办展览。展览的作品是全国性的，全国木刻家的作品都参加了。参观的人很多，提的意见也不少。集中起来，主要是两条意见：一是内容名堂不多；二是形式不好看。我们冷静思虑观众意见之后，认为群众的看法有道理，符合事实。这些作品的作者，确实没有生活，当然也不可能有深刻的内容，名堂不多是必然的。而表现手法是外国的，作者都处于模仿阶段，作品基本上是欧化的。这种作品得不到中国农民的喜爱是自然的。
　　鲁艺木刻工作团出发前，在草地开的小会所提出的问题，现在有了明确的答案了。怎么办?从群众意见中，我们得到启发。看来有两条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必须深入生活；二是必须向中国传统版画艺术学习。因此，木刻工作团首先抓深入生活。到1939年底，决定采用民间木板年画的水印套色方法，创作新的年画。内容是敌后战斗生活，形式是中国传统形式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的探索。作品印出后，正是阴历腊月廿三。我们把新年画带到集市上去摆摊，看看群众是否欢迎。结果大受群众欢迎，很快就买光了。一下轰动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出了名。朱总司令很高兴，对木刻工作团这一工作，评价很高。并要秘书把这些木刻作品寄到重庆去，向外散发。彭德怀副总司令给工作团写来热情的长信，肯定木刻工作团探索成功。现在发现莫斯科东方博物馆馆藏了这批作品。美洲也有发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把这批作品，作为一级文物珍藏。
　　解放后，中国套色木刻艺术发展很快，已达到很高水平，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版画艺术，成为世界画坛的一枝奇葩。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想当年在鲁艺草地上的那次小会的情景，看看今天中国木刻艺术发展的成果，使人感到那次小会的深远意义。
　　198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