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晨雾变成白云，飘浮在差不多一样高低的土岭的上空，天气晴朗起来。前天，日本的侦察机在我们的头顶盘旋了半个多钟头，我们知道一个大轰炸又将到来。我们加强防空警备，选出一位责任心最强的同志担任防空哨，并且把防空哨的岗位由打谷场边迁到最高的山顶上。
　　劳动在进行着。我们搬运队23个人，来往不停地将山腰里的谷子捆搬到山沟边的打谷场上。我们都是在早晨出发前集合的时候，自动地从队伍里站出来报名参加搬运的，我们相信自己都有比割谷子的同志们更强壮的身体，更多的力气，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我们的搬运队长田方同志号召大家在今天要搬完打谷场附近山坡上所有的谷堆，我们正向着这个目标突击。
　　田方是高个子，笏板形脸孔。他有一双庄严而又温和的眼睛。从前，他常以农民的角色出现在银幕上，今天却真正作了我们秋收队伍的领导者。他背的谷捆比我们任何人的都大，他并且发明了最迅速最科学的捆谷子方法，把这种方法教给我们。
　　我们23个人排成一道长线，从谷堆边拉到打谷场上。谷捆从谷堆边第一个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去，一直传到打谷场上为止。倘若谷堆和打谷场隔着较远的距离，我们便把这距离分为数段，同时把队员们分为数组，各担任一段路内的搬运工作。这样第一组传给第二组，第二组传给第三组……一直传到存放的地点。我们说笑着，竞赛着，一点也不感到疲劳。
　　在四周或远或近的山头上，散布着密密的人群，这些都是各单位的谷物收获者。他们都把身子弓得象秤钩一样，不停地挥镰前进。在远处的山脊上，疏疏的高粱杆子摇摆着。一支秋收的队伍经过了，走在山脊上，他们的背景是明亮耀目的蓝天，他们一排排地移动着，移动着，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抗大搬运队的同志走过我们身边，背在他们肩上的庞大的谷捆掩埋了他们的头部，谷穗子击打着他们的背。他们长长的身影投到山谷底。……
　　大约10点钟，担任防空哨的同志吹出急促的哨子声。我听出这是警报的信号，便放下肩上的谷捆，跑到山谷里的阴影地方隐蔽起来。当我隐蔽好之后，细心地听了一会儿，却听不出飞机的声音。山谷里不知名的鸟和蝈蝈在鸣叫着，打谷场上停止了劈拍的打谷声和女同志们的吵闹声。
　　旁边收割过的谷地里，一个女同志在匆匆地收拾堆在地上的花花绿绿的毛线衣和休息时阅读的报纸。山脊的小路上，还有背着谷捆的同志在走动。我们的高个子搬运队长站在斜斜的山坡上向着山上叫嚷，山谷里传来沉闷的回声：
　　“快隐避起来喽!警报喽!”
　　接着便有一个人从我背后的土崖上跳下来，随后又跳下来两三个。他们的领子上都钉着红领章，我一看便知道他们都是抗大的同志。
　　“我操他个八辈!”最末跳下来的一个人咒骂着。他的脸上长着疏疏几个大麻子，说话带着河南口音。他咒骂别人都是“稀屎狗”，他就不相信日本帝国主义的炸弹会恰好落到咱们的头上。大概刚才我们搬运队长的叫嚷使他气恼了。到后来那个带近视眼镜的才告诉我说，这个同志曾经在红军里当过连长，而且又是走过二万五千里的。
　　“就比方，”这位红军连长、抗大学员像教训小孩子一样对我们说，“敌人就在那山头上。资产阶级的武器总比我们的好，他们总是用飞机、坦克车掩护进攻。要问你，敌人的飞机在你的头顶上嗡嗡飞着，你是不是就放弃阵地逃跑呢?”他用瞪得圆圆的眼睛问我们，接着便一摆手，一字一音地说：“所以我说现在这些人个个都是稀屎狗!”
　　另一个抗大学员是一个小个儿，他的脸孔象一个淘气的小孩子，但你一眼看去便可认出他的年纪并不小。现在他正在说一个笑话，他说假若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一个电报，要他派三千架飞机来，一齐投下所载的炸弹，便可以替我们开完这一带所有的荒地。
　　腼腆得象姑娘一样的另一个同志也跟着大家笑起来。
　　他们把话头转到别的事情上去，谈到当前的收割计划，谈到他们的课程，谈到张伯伦的政策，谈到持久战和摩擦问题……那个带近视眼镜的四川同志象老师一般不停地讲说着。
　　我修理好我的断了绳子的草鞋，又吃完袋子里余下的半个小米面馒头(早晨出发时每人发给四个)，觉得很长的时间过去了，还听不到飞机的声音。山脊的小路上又有人影移动了；我们背后土崖上面的山坡上也传来翻动谷捆的声音。再过一会儿，便听到漫长的哨子声，我们的队长在喊叫集合。
　　我们23个人从近边各条山沟里走出来，集合在小路旁边一块较平坦的荒草地上，围着队长站成了半圆形。我们的队长用带锁链的哨子敲打着他的左手掌，向我们解释说：因为刚才担任防空哨的同志听到一点嗡嗡声(那大概是汽车的声音，我们这里离城边的大路只有二、三里地远)，便发出了警报哨音，耽误了我们的搬运工作。
　　“为了保证今天搬运计划的完成，”他说“我提议我们马上开始继续工作。现在时间是11点3刻，12点钟总休息，吃饭。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他的被太阳光照得细眯着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等待着我们的答复。少顷，他接着说：“没有不同意见，那末，开始工作!”
　　我们23个人立即分散开来，向着小路边各人停放谷捆的地方跑去。这些谷捆本来是潮湿的，现在被太阳晒得近乎发烫，背起来感到减去不少的重量。
　　我们以赛跑的速度竞赛着。我们的劳动几乎变成游戏。我们用熟练的方法很快捆好一捆谷子，时间要不了一分钟。我们谈笑得比刚才更加快活。
　　远处传来口琴声。人们在乱哄哄地唱着。山谷里的打谷声又起来了，并且比刚才更加有劲。
　　时间过去大约不过5分钟。我们行走在一个平阔的山岭上。我因为背的谷捆分量过重(我们的搬运队长本来规定每人最多只能背3小捆，我为了和大家竞赛，却背了5小捆)，我的腰被压得酸痛，迈步也很困难，大多数的同志都赶到我的前面去了。更讨厌的谷叶子的边沿割得我的脖子发痛发痒，脖子上好象生了疮口，又被谁撒些辣椒末在疮口上面。我的眼睛也被汗水遮挡了。我慢慢地一步步移动着。
　　这时候又有了警报，因为走路的震动，背在我肩上的谷捆悉悉作响，我没有听见。当我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放下谷捆的时候，我的周围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更倒霉的是这平阔的山岭一边接连着一个高丘，一边是刀切一般的土崖，土崖下边是几十丈深的山沟，找不到一块阴影、一处凹地来隐蔽身子；而在太阳光下的平地上，一个人躺下来是极容易被低飞的飞机发现目标的。
　　我拼命地绕着左面的山丘向东南方向跑去。转过一个弯，看到一块收割了一半的高粱地，它离开我只有二三十步的距离。在高粱地里伏卧着三四个同志。正当我要向高粱地跑去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了喝叫声!“不要跑!倒下!”这突然的喝叫声对我是一种威胁；不，是一个严厉却又正当时命令。尽管当时我不会想到这些，我却顺从地卧倒了。我仰身躺着，毫无遮掩。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脏跳得厉害。我用目光在天空搜索，看见一架白色的侦察机在悠然地飞行，它的翅膀在阳光下，发出银色的闪光。
　　我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向四周探望，在我身右的山丘上有一段内战时期挖的战壕，壕沟几乎坍平了，里边露出两个戴灰军帽的头顶，还传来模糊的语声。在战壕旁边30多步远的地方，有一个炸弹炸的大土坑，这是上次日本飞机轰炸时留下来的。这样的炸弹坑，在附近的荒山上间或可以看到。
　　侦察机仍在盘旋。当它低飞到我的头顶时，好象要向我的身子扑来，这时我能够看见它的翅膀上可憎的红日徽。太阳光晒得我发昏。又因为多吃了干硬的馒头，我口渴得要死，口液象胶汁一般。我烦燥起来。
　　我估计当侦察机离开头顶稍远的时候，便以最快的速度跑到100步以外的一条山沟里。但又过了大约3分钟，侦察机飞去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躲在高粱地里和旧战壕里的人，都是我们搬运队的同志。刚才叫我“倒下”的，正是躲在旧战壕里的华君武同志。他是画漫画的，他的性格也和漫画一样幽默。这时他笑得把头几乎低到地面，因为据他说，刚才我听到喊声后那种被吓坏了的样子，是足以使人笑死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的侦察机去后不久，轰炸机就会到来，我们的高个儿搬运队长吹哨子要我们赶快找安全的地方隐避起来。我们六七个人一道走下东边的山沟。
　　山沟的两边是陡立的土崖，这里又是山沟转弯的地方，坐在山沟里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在这里防空是相当保险的。我们都从皮带上取下当作饭碗用的茶缸，从小溪里舀水，大口地喝着。有的取出剩余的小米面馒头，用脏污的手指把它掰成碎块，泡在冷水里，用羹匙盛起来吞食。作木刻工作的江丰同志衔着他自己用木头雕制的大烟斗，和写诗的天蓝同志在谈论着美学上的问题。我的裤子在刚才跑步时被酸枣刺扯破了，腿也被刺得沁出血来，我找出针线缝裤子。
　　过了十几分钟，敌人的轰炸机果然来了。起初我们听到一点嗡嗡的声音，像是有人在长时间地按捺风琴的低音键。这声音慢慢扩大升高，变成震耳欲聋的巨响。我们分散开来，靠着土崖躺下，以避免敌机机关枪的扫射。13架重轰炸机出现在我们的顶空。我们都屏息等待，没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声音。轰炸机向东南方向飞去，越土崖的顶部不见了。又过了不到半分钟，便传来炸弹落下时发出的吃吃声响。
　　炸弹爆炸着。整个山谷都被震荡。我们象是坐在船舱里，这船正行驶在险浪上。黑色的浓烟升腾起来，霎时间变得天昏地暗。有几个圆烟圈停留在天空中，久久不散。
　　轰炸机的声音终于消失了。我们都从山沟里走出来。山岭上还有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气味。在我们近旁的山腰里，散布着两三个崭新的炸弹坑，靠近炸弹坑有一小块高粱地，那高粱棵子只余下几根断茎。
　　10分钟之后，我们23个人又集合在山沟边的打谷场上。我们的大个儿搬运队长告诉我们，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要我们马上去山谷里吃午饭。
　　“不过”，田队长接着说，“敌机的轰炸占去我们差不多两个半钟头的时间，影响到我们今天上午的搬运工作，仅仅完成原定计划的三分之二。为了保证秋收计划的全部完成，我提议我们牺牲午睡的时间来突击，大家有没有反对的意见?”
　　“没有!”我们齐声回答。
　　原载1940年初香港《大公报》此次转载，由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