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晴
　　太阳露脸了，阳光驱散了阴沉的气氛，溶化了路面的积雪，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北方的同学说，今天“冬至”，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开始了。农谚有讲：“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一月份是严寒的高峰；到“七九河开，八九燕来，还得两个月以后才春回大地。此刻，手拿筷条都成问题，上课做笔记怎么办?我们两广同学都在发愁。
　　听人说，鲁艺不但学习内容跟我们“抗大”或“陕公”迥然不同，就是生活的管理方式也别开生面。立正、稍息那套军事制式教练的早操，可以不必上，叠被铺炕那套繁锁的整理内务也完全豁免。专业设有文学、音乐、戏剧和美术四个系。每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考进不同的专业。文学系学员随个人喜欢，爱读什么就读什么，自由得很。是否果真如此?好奇使我和老蒙、黄流，江河几个人一道，往北门外去看个究竟。
　　北门外，左边一带面向延河的山头，就开了一层层排列整齐的窑洞。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抗大”的参谋班和敌工班等单位，分别占着各个山头。鲁艺的地址是从文庙的废址往里走，在山脚新建起四合院形式的简易平房，是院部办公的地方，师生宿舍在半山腰的窑洞。古老的文庙只剩几根牌楼的石柱了，周围尽是乱葬的坟堆。这时，有些学员就在坟堆草地上躺着晒太阳。有的看书，有的画画，有的捉虱子，有的女同志在打毛线、补袜子什么的。老蒙对这气氛很感兴趣，极力鼓动我：“寒梅，来考文学系吧。听说还在招考学员。”
　　我们走进办公的一排平房，在秘书处的房间向一位干部问了问。秘书同志说，文、音、戏、美四个系都在招生，分批考，每星期天考一批。文学系50个名额已经满了；不过最后再考一批，成绩突出的话，多一个两个还是要的。报名必须持有单位团体或本院教员个人的介绍信，今天明天报上名的，后天就来考。
　　介绍信，哪儿去找?要“抗大”政治部给写行吗?正当为难之际，一位在蟠龙同队、爱画画的田零，从山上窑洞下来，跟他谈起这事。他说自己正是为要考美术系，来找他一位中学时候的老师作介绍的，名已报上了，后天来考；问我是不是想考文学系，要想考，就跟他上编译科去找他那老师说说。我犹豫了一下，说怕考不上。田零热情地怂恿：“没问题，看过你写的东西，准考得上。这儿的老师都是著名时文化人。文学系就有沙汀、荒煤和何其芳，翻译家沙可夫是副院长，周扬、卞之琳和徐懋庸是兼课教员。”
　　田零的老师叫张仲纯，很热情，听田零一讲，马上给写张字条，我便到教务处报了名。象是做梦一样，本来是相当啰嗦的事，倒反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心想，要是考试也能如此侥幸，该是三生有幸啊!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晴
　　到大队部政治处去问问，我们新来的学员什么时候编组，上课?想不到，接见我们的竟是一位副主任。他那么年轻，——二十五、六岁的模样，态度和蔼，待人亲热。听到我们说话，马上问道：“听口音，你们几位是广佬吧?我们是老乡啊。”说他老家是大庾的，红军长征经过老家，便离开学校，跟队伍上路，经历了二万五千里的山山水水。
　　“你们从那么老远奔来也不容易啊。”副主任感慨地说：“小米饭吃得惯吗?有什么要求?”他瞪着眼珠注视我们。
　　我说，学习上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别扭。讲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学习完了，会不会派我们回华南工作呢?
　　副主任一怔，沉思片刻才答道：“现在你们首先的任务是，安下心来，好好学习。至于将来的工作分配嘛，那要服从需要来决定。如果华南方面需要干部回去开展工作，当然可以考虑。所谓干部地方化嘛，不过，要是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也没办法。语言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现在还不是南腔北调，工作也没多大影响。即来之，则安之，不必焦急，慢慢都会习惯的。”
　　“他爱好文学，前些时候校刊登的第七大队给延安被炸难民的慰问信就是他写的。”老蒙指着我说。“他要转去鲁艺学文学行吗?”
　　副主任啊了一声，打量着我：“鲁艺是培养有专长的文艺干部，进去是要经过专业考试的。考上了，组织上当然会支持，发挥个人特长也是革命的需要嘛。”
　　看看副主任桌上有几种文学书籍，特地问他借回三册文学丛刊——《自由中国》。
　　每月一元的津贴券发下来了。津贴券可以在校部的合作社炒菜部买饭菜，在杂货部买日用品。晚饭时，跟黄流、老蒙、江河和蓝径平几个广西老乡，端着小米饭去合作社要两碗扣肉以改善伙食。大家一时高兴，说说笑笑。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天)晴
　　趁着星期天，到鲁艺赶考去了。
　　考场是在一排作为小型展览的大开间。考生随到随考。在我进场之前，已经是鸦雀无声地坐满了一屋子人，个个聚精会神地埋头应试，我悄悄地找到了座位，教务处一位干事拿来一张试题和试卷搁在我桌面。
　　试题是：一、作文一篇——写你一段难忘的回忆；二、阐述对当前抗战文艺的见解；三、回答几个文学知识的问题；四、分析一篇自己最欣赏的作品。
　　作文，自定的题目叫《冬至》——回忆父亲在那个时节，为财主逼债，感到年关难过的穷愁潦倒的日子。
　　对当前抗战文艺现状的见解，表示同意郁达夫曾在某篇文章讲过的观点：认为处于当前如此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动荡年月，之所以还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恐怕正如英国诗人惠迟渥斯说过的：“热情的诗，是须要经过一道事后冷静的思考与反省的。”事实的确如此：情人正在热恋之中，亲人正在棺材旁边哭泣之际，她们是吟不出诗来的；李义山有两句诗就说过：“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枉然。”另外，有谁也讲过：夜莺总是到了黄昏才会歌唱的。目前暂时见不到大作品面世，应该是文学现象的必然，不足为怪。
　　在分析作品方面，举了高尔基成名之作——《玛加尔周达》和果戈理的《巡按》。
　　笔试完了，还要到代系主任荒煤同志(主任沙汀和何其芳随贺龙将军上前线去了)的房里去口试。时间已接近晚饭，问得挺简单。只问读过些什么作品?比较喜欢的是哪些?我说中国的《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和《今古奇观》、《聊斋》等等都已读过，外国的，读过《罪与罚》、《父与子》、《密尔格拉得》、《死魂灵》、普希金、高尔基的一些短篇，以及《夏伯阳》等等；初中阶段，喜欢苏曼殊、郁达夫，高中阶段，喜欢高尔基和普希金。荒煤听了点点头，叫下星期三来看结果。
　　最后一关还要到组织科跟王子刚同志作政治口试。问，到延安之后，政治上有些什么观感和要求，我说，很满意。很快参加了党组织。
　　“那好，那好，欢迎你来学习。”王子刚同志伸出温暖的手，紧紧握住，送出了门。
　　这样，考试就算过了关。怀着舒畅的心情，抬起轻快的脚步，赶回“抗大”四大队宿舍。晚饭已经开过了，肚子却并不觉得饥饿。
　　老蒙赶紧问：“考得怎样?”
　　“自觉良好。”
　　“这就行了!拿津贴券去合作社吃拉面。”
　　“我给你算命，准能成个文学家。”到了合作社坐了下来，老蒙还是热情洋溢地给我打气。好奇地询问考试的细节。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晴
　　校部宣布：高级班归入第三大队建制。早饭后，队部派人下来找我们作个别谈话：了解各人的文化程度和社会经历：询问本人愿学政治还是军事；还说，高级班培养对象是中级军政干部，毕业出去就要担任营级指挥员。问我个人愿学什么?我说，还是学政治吧。来人说，“也行，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上总是尽量做到照顾个人志愿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晴
　　一声哨音，把我们宿舍里还未编入队的人，统统集合到打扫干净的篮球场去站好队。不一会，首长来了，大家一个跟一个辟辟啪啪鼓掌欢迎。原来是大队长和政治处主任来同我们这批留校的新学员见面。首先是大队长讲话，接着便是主任。主任个子矮，声音却叫得很高很响亮，语气很有鼓动性。站在后排的人拼命踮起了脚跟，伸长脖子也看不清他的尊容。原先三大队政治处主任是徐懋庸，是他吗?有人说他是个小矮个，但，好象要上晋东南一分校去了。
　　两位首长讲完话，队列科的干事便宣布编队名单。我、老蒙、黄流和原来七大队几个熟人，编入第四队，是学政治的；江河和蓝径平他们学军事，编入第一队。
　　编完队，我们便回宿舍收拾铺盖等待一位同志来领上山，住到各班的土窑洞。人说土窑冬暖夏凉，真不假，比住平房暖和。一眼窑洞一个班，住十来个人，生一炉木炭取暖，生活舒服多了。
　　班里同学，有的来自洛川分校，有的来自栒邑“青训班”，有的来自其它各大队，彼此见面就谈论原来各地各单位的生活、学习情况，好象熟人似的。
　　晚上开小组会，每人都得作自我介绍——自报家门。听来，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社会经历很浅。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等地，都因家乡沦陷，成了流亡学生，随着大流找个落脚地方而来，不全是由于马列主义理论的感召，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来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晴
　　怀着紧张的情绪去鲁艺看榜。到了展览室门口，见到新贴出一张信笺大小的纸片，赶紧凑到跟前，仔细一瞧，才认出用钢笔书写的两行蝇头小字：
　　上星期文学系考试录取名单：
　　丁克辛、李清泉、陈寒梅
　　乍见，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眼睛，揉一揉眼皮再认，九个字三个人名，写得清清楚楚，不会错了。这高兴真是无法形容。跟范进中举似的，心里也喊起：“噫，好了，我中了!”
　　进教务处屋里去问，入学日期和手续。一位干事说：考上了的，随时都可以搬来。已经来不少人了。来时要带介绍信，党员还要带组织关系。过了年就要正式上课，最迟不能超过元月五号。
　　带着无比的喜悦回来，见到老蒙，他急切地问：“怎样?”“名落孙山。”我带着笑答他。他盯着我的眼睛，肯定地说：“不会。什么时候入学吧?”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看看，不出我所料吧。”老蒙赞赏地拍我肩膀：“细佬，你可是得其所哉了啊。名师出高徒，有那么一些名家在那里，我敢肯定，中国左翼文学阵营必将添加一名战士!”
　　我说，自己曾经有过三个幻想，也是平生要追求的三个目标：第一，做个中共党员；第二，当个作家；第三，找个相互了解的伴侣。
　　“不是幻想，目标必定会达到。”老蒙口气果断。“噢，第一个不是达到了吗?第二个，已经跨进门槛了，往后只有发挥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锲而不舍，必定成功；第三个嘛，听说，鲁艺女生特别多，在同行中，知音应该不致于难遇吧!”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晴
　　把三册《自由中国》拿到抗大政治处还给副主任，同时向他提出转学鲁艺的问题。起初他感到突然，说他事先并不知道这回事，我说，抗大、鲁艺都是革命的姐妹学校，文学艺术同军事政治也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由于个人一贯爱好，比较来说，觉得弄文学，能充分发挥个人特长，对革命贡献也许会大些。副主任听我讲得恳切，沉思片刻才说：“啊，想起来了，你文章写得不坏。好吧，考得上也不易。我这就成全你的志愿。但愿中国也出个高尔基!”
　　副主任慷慨地写了张条，叫拿去队列科给写个证明：准予转学鲁艺。队列科看了看是副主任写的字条，只好照办，连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也给开了。档案材料则另外通过组织给转。
　　下午，给家写封信，告诉转学鲁艺，今后来信就写：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晴
　　田零说，他也考取了美术系。我们俩就一道去报到。秘书处接过介绍信看了看，批了几个字，叫我们自己去找系里辅导员接头。走到山上一排窑洞前面的坪地，看看每眼窑洞都紧关着门，门口又没有个标志。田零是知道美术系辅导员的住处的，可文学系是哪几间，他也不清楚。正踌躇时，一位穿着黑羊皮领子短大氅的少女走出窑洞来夹木炭，看见我们在张望，便主动地问一声：“找谁?”拿亲热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仿佛在梦中不期而遇着熟人似的，几乎把她看成家乡的阿丽了，一时发呆，忘了说话。田零对她指着我说：“他叫陈寒梅，要找文学系辅导员。”
　　“哦，刚考上的是吗?跟我来。”
　　田零自己走另一头找美术系去了。我默默地跟在姑娘后头。脑子老驱散不了阿丽那窈窕秀丽的影子。
　　“辅导员叫梁彦。”姑娘边走边说。“喏，到了。”姑娘站到一间坐北朝南的新窑洞门口，笃笃，敲了两下。
　　一位矮个的忠厚人拉开半边门来，一见姑娘便笑着说：“哎哟，聂眉初呀，还敲门呢，真规矩。进屋，进屋。”
　　“不，我回去了。这位是新来的同学，找你的。”
　　姑娘盯我一眼，说声“再见!”走了。
　　我进屋把秘书处的字条递给辅导员。辅导员把字条看一眼，伸出烤得很暖和的手握住我说：“欢迎，欢迎!已经编好组了。你在第一组。同你一道考的丁克辛和李清泉是晋察冀来的，他们早住在这儿了。也是第一组。你今天下晌来吗?明天?明天也行。现在我们去见见组长，认识一下窑洞，明天来就直接找他。”
　　组长叫林漫(李满天)，瘦高个子，态度挺和蔼，对人总是笑眯眯的，临走，他还冒着风寒送出门外坪地，带着笑意嘱咐：“明天是年三十晚，抗大要是加菜会餐有好吃的，过了年再来也行。”
　　田零也许走了。自己一个人走过留守兵团司令部的山脚下，却想不到竟在此时此地遇见一位广东省一师同学。他叫杨思仲(陈涌)，在一师时是简易师范班，和我们本科班接触少，彼此并不很熟。只因他也是常在墙报上写文章，加上他哥哥是教务处主任，所以对他有个印象。如今邂逅于此，自然格外亲热。他说，在抗大学习完了，派到司令部秘书处当干事，实在也没太多的事可干。很羡慕我能考上鲁艺。于是我说：要是有机会的话，能替他跟系的负责同志讲讲：两个单位相去不远，能不能让他来当个旁听生?我说，能够跟他作第二次同学当然是好事一桩，只是现在自己还未入学呢，以后，跟老师们能说得话时，帮他一臂之力是不成问题的。
　　区队要出墙报庆祝1939年元旦。组长一定要我写篇稿子，作为临别纪念。写什么呢?想了半天，实在没灵感。不得已，胡诌了几句干巴巴的所谓墙头诗草：
　　明天
　　——为一九三九年元旦而作
　　逝者如斯夫，
　　昨天如同流水；
　　她既一去不复返，
　　你又何苦回顾流连。
　　抓紧今天吧，
　　稍纵即逝的野马，
　　今天，未成熟的浆果总是苦涩的，
　　可，香甜必将在明天出现!
　　组长活像小孩得到压岁钱，赶快拿去交给编墙报的同学凑数。
　　无巧不成书。晚上散步到王家坪的桃林，居然跟9月初在广州八路军驻穗通讯处匆匆相遇的广东省一师同学符德裕又重逢了!“他乡遇故知!”，乐得他情不自禁，谈笑风生。直率地问我入了党没有?听我说了，高兴地重新握住我的手，使劲摇了又摇，无所顾忌地说，他在省一师时便是地下党员了。当时，学校有个党支部。“你十四班的王禄位、十三班的梁奇达，都是支部的同志。你，王国强、郭植秀、黎秀统和杨绍羲几个，是我们支部外围的基本对象。知不知道?”说到这儿，他得意地朝着我笑笑。临末，说他到延安后，在中央青委工作；不久就要走了，回海南五指山打游击。“好了，后会有期!”说完，把我的手握得生疼，撒手飘然而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晴 在延安鲁艺文学系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终于告别拿枪杆的军事学府，走进耍笔杆的“象牙之塔”来了。
　　随着明天——新的一年开始，生涯将翻开新的篇章。
　　也许文艺的爱好者是特别真诚吧，大家一见如故，使人忘了陌生。组长林漫把本组的同学逐个介绍给我：李清泉、丁克辛两人都戴着眼镜，李比丁年轻，眼镜的深度却比丁高得多，镜片仿佛玻璃杯底；葛洛恐怕是组里男同学中年纪较小的了，然而。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女同学司丁，成为组里的小妹妹，性格开朗，还不失其天真活泼的少女习气，显然，跟娴静端庄的聂眉初形成鲜明对照；此外，还有一位老含着斯大林式烟斗的金曼辉，一脸饱经忧患的皱纹，沉默寡言，叫人莫测高深；田家埋头在写着诗；陆风大高个，一心专注于高尔基《我的大学》的俄文原著的阅读；汪润老实巴交地构思从前方得来的素材……
　　晚间，全系同学挤在第二组大窑洞举行联欢会。不喜欢热闹的人坐一会就走了，研究员严文井和另一位辅导员林耶两同志来我们一组聊天，漫谈报告文学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来是不拘形迹的扯谈，然而，文井同志矜持而冷静，说话很注意分寸。
　　不管怎样，我终于跨进文学的门槛里了。
　　——1938年日记于延安
　　1985年8月重抄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