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春天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在那里只学习了大半年。日寇投降以后，延安鲁艺结束，我又转到延安大学行政学院的教育系。在鲁艺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段有意义的学习生活，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鲁艺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培养和锻炼了革命意志和革命人生观。因为我是直接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自己当时的想法，就是到了边区可以好好地读书。到了鲁艺，这个愿望是实现了，真是到了书的海洋，书的世界，什么好书都有，自己也就如饥似渴的读。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确实很苦，学习以外，要上山开荒，修飞机场，还要纺线，等等。开荒种地、修飞机场，这些重体力劳动，我一点也不怕，那种热闹的场面，干起来十分畅快，大家又说又笑，陕北的民歌也不时的在山梁上随风飘落……。只有纺线线这件事，当时可真把我难死了，开始，从棉花卷卷里怎么也抽不出一根又细又均匀的线。我急得全身冒汗，手还是不听使唤，摇了车子，忘了抽线，一抽线，又忘了摇车子……真是扶得东来西又倒，顾了这头忘那头。当时我可后悔了，小时在家，祖母也用这种古老的纺车纺线，要是那时学会了该有多好!可是谁能想到，男子娃要学纺线呵!但在当时的鲁艺，这确是必须要学会的一课。后来，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我终于学会了，而且在规定的期限内，在那种古老的手摇纺车上纺出了两斤标准线，这件事，使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以后，又通过自己缝补衣服、编织毛衣等生产劳动，慢慢懂得了，要革命，光会读书不行，还要会生产，会劳动。做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先成为一个革命的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文艺工作者。正是有了这些初步的认识，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所以在紧接着的1947年和1948年，我才经受住了那种严峻的考验，从战争中走过来，又和大家一起，胜利地回到了延安。
　　鲁艺在学风方面的民主和宽容空气，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特别是长期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折磨和打击的人，就更加珍贵和怀念那种民主的学风。那个时候，不论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谁也不必担心“言者无罪”可以转化成“言者有罪”，而且还能上升到“罪该万死”。记得当时的戏剧系排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以后，文学系就有人提出把地主黄世仁写得太坏了，说他们家乡的地主就没有黄世仁那么坏。于是大家展开讨论，各摆各的观点，各说各的看法，谁也不强迫谁接受自己的观点，领导上也不作什么结论，至于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些害人的玩艺儿，好像当时还没有“出世”。又比如，毛泽东同志的某个思想、某个观点，鲁迅先生在他的某个著作和言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有人就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某个思想和某个观点是从鲁迅先生那里来的，讨论时，有人就不同意，说鲁迅先生的著作中，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说明他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战士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理论，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中国的伟大革命斗争，不能认为毛泽东的某个思想和某个理论是从鲁迅先生的著作中学来的。
　　上边这些看法和说法，要放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那是地地道道的“三反”言论，但在当时的鲁艺，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可以充分地讨论。讨论时很认真，很热烈，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讨论完了，又说又笑，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不伤和气，不伤感情。
　　鲁艺文学系的同学，当时在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方面，都坚持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当时在那里学习的，有不少是从各个革命根据地来的有实践经验的同学，他们不是“纯粹”的学生，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很丰富的革命素材；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人民厌恶的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没有革命实践经验的学员，他们看的文学作品，苏联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因之，当时鲁艺文学系的同学创作出来的大大小小的作品，几乎都是歌颂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和模范人物，他们着力描写的，是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风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鲁艺文学系的创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个好传统又被鲁艺文学系的同学带到全国各地，对新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发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并先后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1986年11月5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