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我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辑校刊。50年后，我又参与编辑延安鲁艺50周年纪念文集《延安鲁艺回忆录》。这是巧合。
　　1938年10月，我到延安不久，有幸进了鲁艺。当时，鲁艺还在延安北门外文庙旧址，山下有几排平房，主要是山坡上错落的窖洞。我是想进文学系学习的，可是和沙可夫同志的一次谈话后，改变了主意，参加编审委员会工作了。
　　沙可夫同志是鲁艺副院长，主持鲁艺工作，也兼编审委员会主任。经王子刚同志介绍，我去见沙可夫同志，请求到鲁艺文学系学习。他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我的紧张情绪马上放松下来。他表示，欢迎我进鲁艺学习；只是编审委员会需要干部，问我可否工作一段，不影响听课学习。
　　在日常生活中，沙可夫同志经常接近群众，有事找他，谁也不会发怵。多次晚会上，群众热情地拉他唱歌，他就笑呵呵地登上台去，宏亮激情地唱一支苏联歌曲。他在苏联学习几年，会唱很多苏联歌曲，听众懂得俄语的人不多，但人们欣赏他歌唱的才能和革命的激情。鲁艺的领导人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沙可夫同志是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机会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接触、交谈，增进了解，加深我对他的敬重。我离开鲁艺4年之后，1943年，我在绥德地委整风班受审查之际，沙可夫和他的夫人岳慎从晋察冀边区回延安路过绥德，特地到整风班来看我，使我感动不已。
　　编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搞编辑工作的，有温剑风、天兰、安波和我共4人；再一部分是油印科，有刘沛、杜守真、季宗权、顾敏共4人。两部分人分住在两个窑洞里。
　　我们住的窑洞在半山第一排，正好是沙可夫与学院教导主任徐一新两位领导同志所住窑洞的中间。我们4个人挤在一铺土炕上，地上安放4张桌子和4把椅子，各得其所，不显拥挤。天兰和温剑风都是大学生，懂英文，作翻译工作，也参加编教材；安波懂音乐，对民歌很有研究，他着重搜集、整理和谱写民间歌曲；我的责任是编辑鲁艺校刊。
　　我在鲁艺半年，大约编过三、四期校刊。这都是鲁艺在北门外时的事情。校刊名叫《艺术工作》。每期内容都包括戏剧、音乐、美术和文学等4部分，32开油印本。每期五、六万字，一至二月出版一次。我按照沙可夫同志提出的要求，拟出文章题目，分头向各个系的教员约稿，无不有求必应，一般的情况在半个月内可以集稿，我这个编辑很容易当，文责由作者自负，有不同意见都让讲；我只作文辞上的修改和润色。经过编排，交油印科出版。出版工作比编辑工作辛苦，刻蜡版、油印、装订，都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把一本本字迹整齐、笔法娟秀的《艺术工作》送到鲁艺读者手里。回忆起来，当时的文章都是很有见地的，内容相当丰富，发表后在鲁艺产生一定影响。有一期冼星海、王震之和沃渣的三篇文章，我现在还有些印象。
　　我们编审会这几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在当时的鲁艺有一定的“知名度”，是和一个诙谐的故事相联系的。1939年3月，安波参加鲁艺实验剧团工作出发赴前方，院领导派搞音乐工作的郗天风参加我们的编译工作。这么一调整，我们住的窑洞里，4个人有4副眼镜。有人就说，这是“四进士”。京剧里有出戏名叫《四进士》，那是指同庚的4个进士。我们却是4副近视眼镜。杜守真(后来改名杜夏)抓住这个题目，大作文章：他为我们4人画了富有特点的漫画像，排列在横匾似的画框上端，下边深红的底色上突出3个白色大字：“进士第”，然后把画框钉在窑洞门框上边。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自从钉上惹人注目的横匾，招来不少同志，看后哈哈一笑。我们的住处又是上坡必经之地，“进士第”之名也就传开了。如今，剑风、天兰、安波三位老友已经作古，郗天风即使在世也垂垂老矣，当时青年逸事，难免叫人感叹!
　　我有幸参加鲁艺教职员党支部工作，担任宣传委员。那时，鲁艺的党组织是秘密的，党支部大会只能利用节假日到野外秘密召开。要求每个党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别人，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鲁艺是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院校，但是党的思想工作是严格的。我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党的教育。
　　我在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1939年的延安春耕生产，也给鲁艺带来一派生机。完成开荒播种任务，对知识分子说来并不轻松，抡起镢头开出大片荒地，是下了辛苦，汗流夹背，手掌磨出血泡，但是，劳动后得到的却是舒心的喜悦。天兰作词、吕骥作曲的《开荒》歌表达了人们的心情，到处可以听到开荒歌声。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生产大合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火热的生活激起诗人、作曲家写出令人振奋的歌曲，而歌曲又会激励人们更加高昂的热情，引导人们前进，推进历史前进。那一段生活，称得起丰富多采。
　　我正赶上鲁艺建校一周年。1939年春天，在大搞春耕生产的同时，为筹备4月21日庆祝鲁艺周年的活动也展开了。众多的创作，连续的晚会，在这本纪念册的文章里，有着详尽的记述，可以说热闹非凡。其中，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可称得上是中国音乐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
　　我个人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我和天兰参加鲁艺教职员合唱从，由冼星海指挥。经过认真的排练，在周年期间的一次纪念晚会上演出了。两天之后，我的老友史超来找我，说他参加晚会见到我，才知道我在鲁艺。当时，他在抗大。1938年春天，我们在徐州分手之后，彼此没有音讯，这回才得重逢。他后来去前方工作。现在是八一制片厂的编导，《五更寒》、《在被告后面》都是他的编剧。
　　1939年夏天，鲁艺部分同志奔赴晋察冀边区，参加华北联合大学办学。沙可夫同志嘱我去华北联大编译处工作。可惜，行军两个月后，我病倒在米脂。返回延安的路上，我被留在绥德，参加绥德地委刚刚创刊的《抗战报》工作，编辑部连我只有3个人。
　　绥德是陕北古老的城镇。秦始皇长子扶苏、大将蒙恬的墓都在那里，曾经设过州、府。街道整齐，商业相当繁华。1939年6月，《抗战报》创刊时，绥德地区(包括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5个县)还是统战区：由八路军的警备司令部管辖，而专员公署、县政府到区村，都是国民党掌权。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大搞磨擦，苦了绥德地区的人民。初冬，党中央决定加强黄河河防，359旅奉调进驻绥德地区。警备区的军事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经过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何绍南逃跑了，绥德人民才获得解放。
　　1940年夏天，我曾回鲁艺一次。王震司令员命我找鲁艺领导派干部加强《抗战报》工作，也希望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来绥德体验生活，写文艺作品。我找了周扬同志，他热情支持，告诉我向大家宣传这件事。我在一次全院同志的集会上，向大家介绍了绥德地区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欢迎同志参加《抗战报》工作，到绥德分区去体验生活。这次“搬兵”，收获很大，鲁艺领导上派张沛、白焰两同志到《抗战报》工作；派教员姚时晓领着文艺工作组，林兰、李清泉、陈寒梅(陆地)等4同志到绥德体验生活。同一时期，延安文抗也派作家庄启东、雷加、柳青、师田手、董速、魏伯等同志到绥德工作和生活。
　　我在鲁艺的工作和生活仅仅半年多些。但是，我和鲁艺在思想感情上的联系却是一辈子也剪不断。我离开鲁艺之后，由于工作需要，干的是新闻工作，一干几十年，不但没有对鲁艺疏远，相反，一直保持着永不消褪的亲近感。所以，值此延安鲁艺成立50周年之际，校友会倡议出版纪念册，邀我参与这项工作时，我是十二分乐意的。这是巧合，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它有着内心的一致要求，有着感情上深沉的眷恋，有着保持延安鲁艺美好传统的强烈愿望，去从事这一项平平常常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