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在战略意义上作出最有益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一个救援系统，使在敌后共产党地域内被击落的美国飞行人员便于逃生。这个救援系统由空地救援小组管辖，对受柯蒂兹·李梅将军领导的B-29轰炸计划是一个自然的补充。在1943年，为了使大编队机群B-29轰炸机对日本城市进行夜间低空袭击，投掷燃烧弹和杀伤弹，美国人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修建了几个大型机场。这些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在飞回基地时，必须经过中国的沦陷区上空。在这些地区，飞机经常发生烧光油料的现象。除了对这些飞机的驾驶员必须救援外，他们还能提供大量有关日本城市的情报，他们也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的情报。这个由琼斯和惠特尔赛领导的空地救援小组共挽救了大约300名美国人的生命。
　　空地救援小组的工作之所以如此卓有成效，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小组得到了共产党情报网，尤其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的支持。叶将军对学习空中情报技术特别感兴趣。他打过多年的游击战。这种战斗的首要原理是，谁更靠近地面，谁就活得更久。他没有收集空中情报的专业知识。
　　使团到达延安一周以后，应叶剑英将军的要求，空地救援小组草拟了一个在八路军总部建立收集空中情报组织的详细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识别飞机，收集敌军机场及其兵力的情报，飞行员逃脱搜捕的程序，组织救援网以及怎样预报天气等。叶将军同另两名美国人和中国人一起，协调情报渠道，把上自军区主要领导下至共产党控制地区村长一级提供的情况，全部汇集起来。工作开始的第一周，叶将军的情报网就识别出5个可供美军轰炸的重要日本目标，提供了三起有关被击落的美国飞机位置或敌军飞机调动的无线通讯报告。
　　救援被击落的B-29机组人员的具体方法是，由农民把这些机组人员送到一个附近有飞机场的地方。由于天气以及日本军队或战斗机调动等复杂原因，要等到救援的条件成熟，可能十天或两周的时间就过去了。由于部队在机场附近长期隐蔽产生了厌倦情绪，往往使救援工作中途夭折。不止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例：当第一次救援飞机到达时，发现机组人员被共产党人接到附近的村庄中去吃饭了，前来救援的飞机由于害怕附近日本据点巡逻兵的袭击，就不得不立即起飞。在这种情况下，机组人员只好等待第二架飞机的到来。
　　空地救援小组成员惠特尔赛中尉，是使团唯一的遇难者。为了纪念他拯救美国人生命的英勇业绩，我们院子内娱乐厅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象使团发生的其它每件事情一样，广泛的传谣夸大了发生在惠特尔赛身上的的事实。他当时工作的边区和我工作的地点相去不远。有些报道说，他的尸体被日本人肢解。惠特尔赛和他的中国同伴进入一个村庄，原以为那里没有日本人，结果，他们遭到了射击，两人都被打死。
　　或许更为惊险的一次救援活动就是美籍日本人(俗称尼赛)乔治·中村上士对伍德中尉的这次救援了。中村到达延安时是“迪克西使团”最年轻的一名成员。1944年11月16日，他受雷·克劳姆莱少校的派遣，越过黄河去收集第一手军事情报。他由中国翻译、中方同行和一小队红军士兵的陪同，骑马、骑骡、步行，到了许多的目的地。他首先在石墨楼(译音)停留，审问了刚刚抓到的俘虏，然后他到了夏岭(译音)和刘家湾，在那里，他受到中国边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欢迎。12月12日，他在刘家湾接到了一项最宝贵的军事情报，同时也收到要求他回到延安的指令。但是，就在当天晚些时候。他为收到新的指令而兴高采烈的劲头去了一大半。因为当天他又接到一个指示说，一个美国驾驶员在他的地区附近紧急降落，要求他继续留下收集情报，并确保中尉驾驶员约翰·伍德的安全返回。
　　12月12日，伍德中尉被担架抬着来到共产党边区总部。中村回忆说，当时他很难说服伍德让他相信他是个能带他到一个安全地点的美国人。甚至他连续指出他穿的制服，用美国的俚语同他对话，还同他谈论有关美国的事情，也没有用处。当他们正在等待从延安飞来的飞机时，圣诞节来到了。中国人非常同情这两名患了思乡病的美国人，为他们准备了一顿美餐。餐后，燕京大学的学生又带头唱起了圣诞颂歌。他们的这种盛情款待，使中村和伍德两人深为感动。到了12月19日，他们又接到指示说，没有飞机到来，他们必须象中村到来时那样，马上出发回到延安——骑马、骑骡和步行。
　　在延安的美藉日本人不仅乔治·中村一人，还有肖·野村昭和光次·有吉。光次·有吉是由陆军情报局派到延安，从日本战俘身上收集情报的另一名美籍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