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既是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延安作为党中央指挥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当时中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地区。延安的独特魅力，不仅召唤着广大进步青年奔赴边区，同时亦吸引着众多关注中国的国际友人。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亦日益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进入延安，一探究竟。
　　延安时期，为使外界充分了解中共及边区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实行对国内外一切抗日力量和进步人士开放的政策，“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①，让延安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吸引并团结了大批国际友好人士访问延安。
　　这一时期，如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卡尔逊、贝特兰、白修德、中外记者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众多国际友人相继踏上延安的土地。在这里，他们近距离接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参观八路军训练与作战，切实感受延安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虽然这些国际友人的国籍、职业、立场不尽相同，但在他们深入了解中共后，无不折服于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作风”，成为中共的“热心捍卫者”。②并且，国际友人在访问的过程中亦将其所见所闻写成报告或著作，发表在欧美国家各大报纸、杂志上，促使国际社会在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亦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全新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中共走向世界。
　　一、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群众工作，坚持以民为本的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党及边区政府以此为基准，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代表人民最大利益的纲领、政策和法规，在推动边区生产力解放、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团结社会各阶层人民，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很快便为当时来访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他们发现，一方面共产党员在边区无时无刻不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注重依靠群众，总是与群众打成一片。英国记者斯坦因在延安访问时注意到，中共要求其所有党员在一切决定和行动中都必须采取群众观点，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并在制定及执行决定时照顾到这些意见和要求，真正地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③并且，在斯坦因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亦反复向其强调这一点：“我们的党组织永远在注视着人民的反映，因为我们不断在根据人民的需要和意见来修正我们的做法；我们党的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主要原则，不和人民大众脱离，要和人民的要求希望密切谐和。”④
　　同时，国际友人也观察到，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优良作风，不但彻底改变了过去群众对官、兵或怕或恨的态度，为中共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和军队广受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亦使边区社会各阶层的群众被广泛调动起来，热忱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自愿参加到边区建设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优良作风更使得群众能够积极地配合八路军进行军事抗战，并取得不少胜利。诚如美国记者福尔曼所言，“军队所到之处，注意组织群众……老百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站岗放哨，提供敌人的行动情报，充当向导或运送伤兵”⑤。斯坦因亦肯定道，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及其他政策方面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合作。⑥
　　对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国际友人给予热情的赞誉。如美国著名《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回忆道：“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⑦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记者们则称赞，这是延安控制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美军观察组的成员更是表示，中共能与边区群众如此密切联系，“这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⑧
　　二、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同时，还将陕甘宁边区作为“实验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实验。尤其是在民主建设方面，不但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采取“三三制”原则组成抗日民主政权，还建立人权保障制度等，为延安营造出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民主精神的家园。
　　这一显著的特色及变化亦被纳入外国友人的视野。来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发现，相较于“以前的‘苏区’”，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的最大变化即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权选举并参加政府，这样的边区完全能够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最接近彻底民主的一种体制⑨。而列席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联席会议的斯坦因也观察到，由选举产生的参议员们不但可以在会上自由地发言以表达民意，而且可以自由地向政府提问或是予以批评，虽然方式还较为原始，但在斯坦因看来，这是中国开始真正革新的一种代表。⑩
　　同时，国际友人还观察到，在边区任职的共产党员主动深入群众，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共产党员不争权势，不摆架子，不做官老爷，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11)。
　　此外，由于受国民党政府舆论的误导，大多数外国友人在来到延安以前都以为这里是依靠特务和集中营进行统治，(12)直到他们切身所见，才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这里非但没有所谓的压制性机构，也不存在任何像重庆那样的独裁专制性机构；相反，延安宁谧而安定，充满祥和自由的气氛，国际友人亲身感受到这一政治氛围，并由衷地赞赏。美军观察组成员在报告中称赞道，延安“没有一个警察。这里没有紧张和压抑感……我们不担心有人在交朋友的掩盖下来询问我们。没有人费神去锁自己的房门。我们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记者们不受新闻检查”(13)。
　　应该说，正是延安的这种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让来访的国际友人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统治下的边区社会，令国际友人耳目一新并满怀期待。对此，贝特兰高度评价道，“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特区实际上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先进的、实验性的地区’”，是全国局部执政的模范，是中国的希望。(14)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空前的经济困难。为了应对这一形势，中国共产党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但成功克服了这一困难，还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丰衣足食的先进地区。英国记者爱波斯坦惊叹道，在缺乏外汇、贷款并受到经济封锁的恶劣条件下，陕甘宁边区“还是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到了一九四三年，人民不仅比一九三九年或一九三五年大大富裕，而且生活水平还超过了国民党后方的人民”。(15)
　　在延安目睹了中共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后，来访的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敬佩有加。美国记者白修德赞许道：“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党员都得耕地……党和党的工作人员赖以为生的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额头上的汗水。”(16)爱波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也记述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边区一个县看到的一位老农，这位老农捶拍着年轻县长的背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17)
　　当国际友人进一步了解到八路军留守兵团是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军后，更是感叹世界上从来没有其他军队能如此大规模地做此事，盛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八路军的特色之一，“不依赖外来援助……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18)。在八路军身上，他们找不到丝毫的厌战情绪，相反，国际友人发现八路军始终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热情投入到抗战及边区建设中，并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
　　通过在延安的访问及观察，外国友人普遍认为：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严峻情势下的明智决断，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此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发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且，正是由于中共的这一精神，促使边区的党群关系更为紧密，军队与人民的结合更加密切，对抗战的胜利亦起到积极作用，“以这种精神干下去，收复失地一定不成问题”(19)。
　　四、廉洁、自律、质朴的共产党人风范
　　抗战爆发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及宣传，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大多较为狭隘、片面，甚至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差。然而随着抗战爆发，大批国际友人突破重重封锁深入陕甘宁边区，在与共产党人进行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后，他们一改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纷纷予以肯定及赞扬。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质朴的风范，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给来访的国际友人留下极佳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人廉洁的政治本色是国际友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突出感受。在这里，国际友人亲眼看到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严守法纪，没有贪官污吏，整个边区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且，不同于重庆高级官员们的奢华生活，中国共产党人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没有丝毫的铺张。对此，白修德高度赞扬道：“共产党在国民党是腐败的地方，它保持洁白。”(20)
　　同样，中国共产党人的自律也令来访的国际友人印象至深。延安之行中，国际友人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经常进行自我检讨的整风工作，通过严苛地检查自身工作是否存在过失，以此来督促、保证自身的不断进步。美国记者斯诺在《六千万被忘掉了的同盟者》中写道：“军队的士气之所以特别旺盛，与其说是什么政治宣传，不如说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自律与民主的作风。”(21)
　　再有，中国共产党人质朴的作风让国际友人颇为赞叹。美军观察组成员对此赞许道：“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22)国际友人在与中共面对面的交流中，在共产党人身上完全看不到国民党惯有的官僚作风与形式主义；与之相反，共产党人和蔼可亲，愿意与来访者娓娓长谈，并且在其谈话及行动中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
　　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廉洁、自律、质朴的风范不仅让国际友人认识到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使他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做出大胆地预测：“蒋介石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23)
　　延安时期，大批国际友人深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考察及访问。在这里，他们目睹了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机勃勃，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边区的实际情况，更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廉洁、自律、质朴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的“延安作风”，并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誉。事实上，国际友人眼中的“延安作风”恰是中国共产党“延安精神”的体现。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精神，不但使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抱以全新的认识，更使其深刻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精神”已成为决定人心向背与政权兴衰的重要原因，对抗战的胜利乃至中国未来的命运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因如此，国际友人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掌管着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将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①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②〔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③〔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④〔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⑤〔美〕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⑥〔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页。
　　⑧文辉抗、叶健君主编：《红色大本营 万众瞩目的延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⑨〔英〕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⑩〔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11)〔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1页。
　　(12)〔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13)〔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4页。
　　(14)〔英〕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15)〔美〕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16)〔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17)〔美〕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印版，第276页。
　　(18)〔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9)金城：《为党交游六十年》，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2页。
　　(20)〔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36页。
　　(22)〔美〕卡罗尔·卡特：《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3)文辉抗、叶健君主编：《红色大本营万众瞩目的延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