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大力提倡下，我们党内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9月，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延安县各乡村，考察农村妇女生活。由此，调查研究的方法在党的妇女工作中逐渐推广开来。广泛的妇女调查为党中央制定妇女工作的正确方针政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事实根据，也推动了妇女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前期妇女工作作风存在的不良倾向
　　1935年中共中央落脚延安后，从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出发，自觉地将领导妇女争取解放视为己任，从教育、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积极推动妇女解放，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边区的妇女解放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妇女工作方面，由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地存在着”①，所以在作风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良的倾向。
　　(一)妇女主义倾向
　　即把妇女解放运动孤立起来看，强调两性对立搞妇女运动的倾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不从社会经济基础上去探究妇女被压迫的根源，而把妇女被压迫受痛苦归咎于男子，他们不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运动中争取妇女解放，而认为只要妇女觉悟起来，向男子斗争就够了。”②“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妇女工作领导机关的干部，有不少是只知道到处背诵一套‘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等口号，从不想根据实际情况从何着手；只知道高呼抗战，而不知道在抗战中妇女可能做些什么与必须做些什么”③，这种单纯强调妇女工作的倾向往往造成男女对立的情绪，致使妇女工作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同情，陷于孤立状态。
　　(二)绝对主义倾向
　　即在妇女运动中一味强调斗争或强调妥协的绝对主义。妇女被压迫有着牢固的社会根源，妇女解放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但在前期妇女运动中，存在“不耐心点滴工作，患着急性病，用愤慨的情绪来对付一些轻视妇女的言行，用斗争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④。例如有些地区的妇女工作者，反对婆婆虐待媳妇、丈夫虐待妻子而把老年妇女和男子看成顽固分子，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开斗争会等。有的妇女干部在解决家庭纠纷时，偏于保护妻子重责丈夫、保护媳妇重责公婆，一些妇女把反对公婆、丈夫打骂虐待作为提出离婚的理由，造成传统农村家庭关系开始出现紧张局面。同时也存在为了顾及团结抗战和家庭统一战线，对于妇女提出的迫切要求和沉重的痛苦搁置不理，采取妥协主义的问题。例如，面对复杂的抗属婚姻问题，边区政府虽然考虑到抗属的实际情况并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出现了问题。有的抗属确实符合离婚条件，家人也同意，出了婚书字据后准予离婚，但抗日军人回来往往大闹公堂，一定要讨回原来的媳妇，政府只好把媳妇又断回原丈夫家。有的地方因抗属离婚另行改嫁导致一些抗战军人回来后找不到原来家庭，便联合起来以抗日战士的名义到专署请愿，给边区的妇女解放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些情况发生以后，各地方在执行《婚姻条例》时又对抗属离婚采取了关门态度，不论等多少年一概不准离，甚至订婚的也不允许退婚。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婚姻自愿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同时也引起抗属妇女们的不满。这种绝对主义倾向“不是增加妇女运动的敌人，就是降低广大妇女群众对妇女抗战动员的积极性”⑤。
　　(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
　　关于这一点，1941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区梦觉在《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中有详细的描述：“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在女同志中也是严重地存在着，使妇女工作蒙受不少障碍和不应有的损失。这样的事实，随便可以举出很多，例如：我们女同志到某游击区去工作，可宣传方式组织方式仍然用根据地的一套。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妇救会，有好几次在开会当中碰到敌人来了，老太婆、小足妇女跑也跑不动，结果给敌人打伤的、捕去的、摔破了头的就不少。后来妇女群众都灰心了，害怕的更害怕了，好些更对我们工作人员表示不满。又如某地有一妇女，因为丈夫对她不好，向妇联要求帮助她离婚。妇联同志没有详细调查，就帮助她离婚，当离婚手续办了，该女子和她丈夫抱头痛哭，舍不得分开，致当地妇女对妇联不满，说妇联挑拨人家夫妇，煽动人家离婚，使妇联威信大受影响。至于不问时间地点，不问对象，谈的都是一套，方法都是一样，则更不用说了。”⑥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工作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的严重。
　　(四)没有群众观点的作风
　　关于这一点，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在1943年3月8日《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一文中也有详细的描述：“在过去五年余以来各抗日根据地的坚持抗战中，妇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妇女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们许多女党员女干部是真正能深入群众埋头苦干的。但一般说来，还是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工作还不够深入踏实。”“当要组织妇女团体时，不是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需要，而是根据自己需要包办的空机关，会员多是挂名的；当要动员时，不顾妇女家务牵累、生理限制、生活困难等等条件，常常要她们出来开会，开会讲的又是农村妇女难懂的，结果是徒劳往返，浪费她们的人力与时间。”“一般的飘浮的开大会、提方案、写计划决议，不着实际，只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真正当地妇女的特殊问题并未解决，结果很多妇联会妇救会的组织就不能成为真正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组织。许多妇女工作者不是真正为妇女群众所爱戴的领袖，而是浮在机关中的‘公家人’。”“领导机关中的干部，以这样的歪风作了倡导；有些工农出身的大干部一旦提拔到领导机关来时也学样，于是有部分原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干部也变成与妇女群众脱离的‘公家人’了。这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没有群众观点的作风，使许多地区的妇女工作长期不能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去。”⑦
　　由于上述不良倾向的存在，使得妇女工作的开展受到了若干阻碍。因此，“更进一步开展妇女工作，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已是当务之急了。”⑧
　　二、妇女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
　　工作作风存在问题实际上是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要转变作风，首先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但以哪里作为突破口呢?为了促使全党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从1941年8月起，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持续、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延安时期的妇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正是以“妇女调查研究”为突破口，通过妇女调查研究的广泛深入的开展，对中国国情和广大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了深切了解，开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步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工作作风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深刻转变。
　　(一)妇女调查研究的兴起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即将出发的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做了题为《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他首先指出：“调查研究是个认识论问题，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要了解中国，就得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性急，要有耐心。”⑨然后，毛泽东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阶级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就是要把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调查清楚。毛泽东以他1930年对寻乌县富农和地主状况做的调查为例，说明如何区分社会各阶级。辩证分析方法，作为一个认识过程，就是要先观察，再分析，后综合。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有同志问他：“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回答：“我认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对女干部提出的其他重要问题也都做了答复。有同志问：“怎样开调查会?”毛泽东以他在兴国调查为例作答：调查会参加者最好三五人，要提出问题，还要学会分析统计，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有同志问：“怎样使对方说真话?”毛泽东又以兴国调查为例说：“各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做侦探，使人家讨厌。”⑩
　　1941年9月22日，中央妇委委员区梦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的文章，就如何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具体应用到妇女工作上，从“要搜集些什么材料”、“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和“如何获得材料”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她指出：“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是每个女同志的责任，望从今天做起，从你自己做起。”(1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1年9月中央妇委与中央西北局组织两路妇女生活调查团至延安和绥德进行考察，为期三个多月。此后，陕甘宁边区妇联又组成工作组，深入绥德、泰家山进行调查研究。各县妇联也深入乡村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
　　妇女干部经过思想武装后，下乡调查工作比较顺利，她们了解到陕北妇女经济不独立，封建落后的婚俗束缚妇女等情况，写出了《沙滩坪调查》、《沙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调查报告。据时任中央妇委机关工作人员的葛瑜回忆说：“虽说我是来搞妇女生活调查的，但满嘴的学生腔。头次找几位妇女座谈时，问：‘你们这里妇女的任务是什么?’她们面面相觑，听不懂，费了很大周折，打了好多比方解释，她们听懂了，哈哈大笑说：‘没啥，不就是烧茶做饭，养儿抱蛋么!’确实如此，陕北的妇女成天盘腿炕头，不下地干活，连做饭的水都是男人担的。当问到妇女在家中的地位时，她们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任人打。’‘婆婆骂，男人打。’当问到生儿育女坐月子时，她们很伤心地说：‘养不活，生一个殁一个，活不到四五天就殁了。’为什么?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原来，她们生孩子都是村里接生婆来帮忙，有时还是自家的老人接生，割脐带都是用的高梁秆子，掰开两片割的。因此死去的孩子实际上是由于割脐带时受到感染得了脐带风。由于至死一般都在产后4—6天，所以又叫四六风(破伤风的一种)。”(12)
　　1941年10月12日，蔡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妇女团结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来》，1941年11月区梦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略谈妇女工作作风》等文章，这些都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妇女婚姻政策，推动妇女工作作风转变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事实根据。
　　(二)妇女调查研究的深入
　　1942年，蔡畅请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刊题词，毛主席亲笔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3)。
　　1942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抗日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工作条例》，该《条例》规定：“各级妇委的任务为调查研究当地妇女生活与妇运情况”，“各级妇委应切实调查研究当地有关妇女运动的一切材料，总结经验”，“各级妇委可派巡视员或工作团指导检查或调查了解下级妇女工作，遇必要时，并可召集妇女工作会议”。《条例》最后要求“各级妇委的同志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提倡学会调查研究、掌握政策与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反对满足现状，铺张浮夸的习气，纠正把妇女工作过于突出或者忽视妇女工作而不安心工作的倾向。”(14)
　　1942年5月，中央妇委为了解各地妇女运动情况，以便掌握妇女运动的政策，决定对下层的实际材料做一次深入调查。为此，中央妇委发出调查提纲，令各级妇联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妇委指出：“过去虽有某些地区已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但仍未普遍，故特发下县和乡的调查提纲，要求各级妇联，切实执行。此次调查办法，规定每个边区完成三至四个县的调查，每个县至少要完成两至三个乡的调查。选择县和乡的典型者为标准。报告的材料，务求详细具体。中央妇委调查提纲中说明，除报告一般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的动态外，着重指出党政军各级机关对妇救会的帮助；各社会团体与妇救会的联系，各党派及会门的活动中妇女参加的情形；三三制在妇救会各级领导机关的实施；妇救会在参战动员、民主政治建设及改善妇女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妇救会对党与非党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妇救会党与非党的干部及群众领袖的好坏典型介绍等。”(15)
　　响应党中央和中央妇委号召，大批妇女工作者纷纷深入基层，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村妇女参加大田生产劳动、饲养家畜家禽、房前屋后种植瓜菜等繁重的劳动；妇纺工作开展情况：布价逐年上涨率，农村上户、中上户、中下户、下户(按经济状况分)农民穿衣消费所花去劳动收入总额的比例；抚育小孩，农村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高；买卖婚姻给妇女带来的危害等情况，均有了比较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了解到一些地方妇女组织仍不适应“抗战”形势的要求等问题。(16)
　　(三)妇女典型调查的进行
　　1943年年初，边区妇联就妇女参加生产进行典型调查，他们根据延安县二乡妇女参加生产的调查情况得出的主要认识有：“必须有妇女参加劳动，家庭光景才会好，必须广大地发展妇纺，工厂才可以织大量的布，边区建设才能成功，妇女工作必须引导妇女参加生产，提高生产情绪，克服生产中的阻碍，才能得到妇女拥护，男人赞成。”“妇联过去的工作，是有很大缺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需要，掌握她们的情绪，做合乎她们利益的事。以致不能和她们建立密切而巩固的联系，虽有妇女纺织组及生产组，但都是从主观从形式出发。”“今后边区妇联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与组织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帮助她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其次，多为群众服务，根据具体条件教她们养娃娃，注意卫生，减少疾病，教她们算术等，总之，就是为妇女群众谋福利，只有这样，才会有成绩。”(17)边区妇联组织的这次典型调查，不仅使妇联真正了解到妇女的思想、生产、家务及其他迫切要求，而且为党中央制定《“四三”决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党的妇女工作作风的转变
　　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妇女工作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加强了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了解，对广大农村妇女的境遇有了深切体会，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也为广大妇女工作者所接受。正如葛瑜回忆她参加延安农村妇女生活调查团时所说：“这次农村调查的见闻和深刻的体验，使我明白了当我们这一小群‘小萝卜头’干部下乡之时，为什么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竟亲临具体指导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教条主义?为什么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农村调查?为什么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什么说调查研究是党制定政策的依据?”(18)延安时期的妇女工作作风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
　　(一)《“四三”决定》使党的妇女工作指导方针愈加符合抗战的客观实际
　　根据当时的全面形势和妇女调查中所掌握的资料，中央妇委进一步认识了妇女参加经济生产对根据地建设、对妇女自身解放的重大意义，并及时向中央提出了根据地妇女工作新方针的建议，蔡畅代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日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审定，1943年2月《“四三”决定》发出，明确了“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经济建设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依这些物质条件，也能逐渐摆脱封建压迫了”。(19)要求妇女工作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改变工作作风，深入群众，发动、组织和指导广大农村妇女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并从七个方面提出了延安妇女运动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倾向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具体做法。与此同时，中央妇委的领导人蔡畅、张琴秋等同志也纷纷在《解放日报》、《中国妇女》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总结边区妇女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妇女工作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
　　《“四三”决定》的发布是延安时期党的妇女解放指导方针调整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党开始把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心，改变了先前单纯宣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促使男女两性的利益在发展经济、增加家庭收入上更容易得到统一，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当时抗日战争这一大背景下与党的发展经济、巩固根据地的目标相一致，从而实现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统一。
　　(二)重修婚姻法规使妇女政策更加符合广大农村家庭的实际
　　1944年3月20日，边区政府重新颁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修正后的条例与1939年的条例相比，内容上有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婚姻成立的原则只规定以自愿为原则，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买卖婚姻、童养媳和童养婚。第二，在关于离婚的10个条件里，把感情不和从原来的第二条降到了第七条。第三，增加了限制抗属离婚的条款，规定抗日军人的配偶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准离婚，至少也须五年以上不得其夫音信者方能向当地政府提出离婚的请求。第四，去掉保护妇女的一些条款，将1939年《婚姻条例》中关于离婚后双方债务共同处理和离婚后女方未再婚、无职业无劳动力，男方须给予帮助的条款删去。与此同时，边区妇联明确提出口号：“创造新时代的贤妻良母。”要求妇女干部克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把妇女的解放要求限制在家庭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以调和妇女与家庭之间曾经激化的矛盾和冲突。在处理具体问题上遵循的原则是一方面反对丈夫、婆婆无人道地打骂妻子和儿媳，另一方面教育青年妇女也要懂得体谅忍让，不要提过分的要求。注意树立婆媳和睦的典范也成为这一时期边区妇女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如延安东区赵老太太的家庭，两个媳妇一个在延大附中学习，一个任区妇联主任，是边区参议员。老太太非常开明，不但不限制媳妇的工作，还经常慰劳她们，一家人和睦亲热。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赵老太太送匾题字“模范婆婆”，并说：“人人都像你一样，革命早就成功了。”妇联组织还通过婆媳联欢会、家庭座谈会、祝寿聚餐等各种方式来促使家庭矛盾趋于缓解。
　　这表明，经过调查研究，广大妇女工作者开始辩证地看待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是妇女本身的事情，但并不是妇女单独力量所能促成的，必须是全体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努力斗争的结果。”(20)在团结抗战的原则之下，适当地保护妇女切身利益，解除妇女最深刻的痛苦是必须的，但还应看到，妇女解放运动是长期艰苦的事业，不能脱离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一方面要使广大妇女了解抗日的环境和条件，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教育男子和老年妇女明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是被压迫民族全体的事业，争取他们同情和参加妇女运动。这样，才能使妇女工作更加符合实际，卓有成效地发展下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大力发展医教文卫使妇女的特殊利益得到保护
　　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教育落后，受封建迷信影响严重，加上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致使当地百姓的身体健康较差，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问题非常突出。边区半数以上的妇女患有妇科病，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据调查妇女患病的极多，约占46%～62%，有的地方高达80%，最严重最普遍的就是妇科病，致使许多妇女不能生育，婴儿的死亡同样也很严重，延安市北郊乡儿童的死亡率为出生率的65%以上，34个婆姨平均每人生了7个孩子，每人死了5个孩子。”(21)
　　为了改善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边区先后颁布了《产妇婴儿保健办法》、《儿童妇女待遇办法》等内容较为详尽的规定，提出“宣传与实行优待母性，尊重母性，帮助母性保健工作”的口号，并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妇婴卫生运动，举办展览宣传妇婴知识，开办妇女冬学，普及卫生常识，训练新法接生人员，确立了以妇幼卫生为中心，教育家庭妇女了解卫生常识为重点的工作方针。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总卫生处、中央民委相继召开会议，讨论边区文化、卫生工作。很快，一个颇有声势的文化卫生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并影响到华北各根据地。1944年6月30日，陕甘宁边区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卫生动员大会，朱德、蔡畅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号召边区妇女讲究卫生。边区各地驻军、机关的卫生部门也利用各种集会，开展卫生宣传活动，并免费为群众治病、接生。各地层层举办助产训练班，培养新式接生员，改造旧式接生婆。边区妇联还利用妇女在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三天出门看热闹的机会，在延安南门外搭了一座纪念“三八”妇女节大棚，张贴妇幼保健宣传画，并请妇产科医生为妇女看病，大众合作社也减价卖药，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孺卫生知识，使前来观看的妇女深受教益。
　　为了改善妇女落后的教育现状，使妇女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妇女教育工作在不脱离生产和家庭的情况下，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利用群众空闲时间开展文化学习，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主要有识字班、整日校、半日校、午学、夜校等形式，妇女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家务和农活安排进行选择。尽管如此，还有一些妇女不能走出家门，就采取到家里、轮学、分散小组、妇女纺织小组、家庭识字小组等形式，尽量为妇女识字提供方便。
　　通过大力发展医教文卫，保护了妇女的特殊利益，也促进了妇女的思想解放和觉悟提高，使得她们更加积极自觉地投身到支援抗战、建设边区和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去。
　　(四)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方法使妇女动员更加有效
　　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使得妇女工作者尤其是不少出生于大中城市、熟悉城市妇女运动的学生出身的妇女工作者逐渐认识到在抗战形势下做落后农村的妇女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到必须采取边区妇女能够接受的方式，才能把她们动员起来。妇女动员开始转变为口头、街头文艺、标语、传单、游行、集会、典型示范等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方法。边区妇女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用身边活的例子向她们证明更为有效。1943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召开，表扬和奖励了185名劳动英雄，其中有妇女劳动英雄7名，《解放日报》分别介绍了她们的模范事迹。著名纺织劳动英雄刘桂英说：“这次我当劳动英雄代表上延安开会，汽车坐上了，没看上没吃上的都看上吃上了，共产党看得起受苦人，叫咱吃得好，穿得暖，还抬举上台讲话，见毛主席。我要把这次见到的听到的回去好好宣传，把婆姨娃娃们都组织起来，大家纺织。”(22)当女劳动英雄们戴着大红花出现在会场上时，整个边区的妇女震动了!妇女们感叹地说：“还是劳动好，又落名声又过好日子!”到1946年，陕甘宁边区有16万余妇女参加纺纱，近7万妇女参加织布，年产土布11万大匹，解决全边区军民需用布匹的1/3。(23)
　　(作者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①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页。
　　②区梦觉：《略谈妇女工作作风》，《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6日。
　　③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
　　④区梦觉：《略谈妇女工作作风》，《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6日。
　　⑤区梦觉：《略谈妇女工作作风》，《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6日。
　　⑥区梦觉：《怎样在妇女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解放日报》1941年9月22日。
　　⑦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
　　⑧区梦觉：《略谈妇女工作作风》，《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6日。
　　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⑩《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11)区梦觉：《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解放日报》1941年9月22日。
　　(12)《延安农村调查散记》，《史林撷英》2010年6月。
　　(13)陕甘宁边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96页。
　　(1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600页。
　　(15)《中央妇委令各级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
　　(16)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96—97页。
　　(17)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22页。
　　(18)葛瑜：《延安农村调查散记》，《史林撷英》2010年6月。
　　(1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20)区梦觉：《略谈妇女工作作风》，《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6日。
　　(21)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67页。
　　(22)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40页。
　　(23)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