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90年既艰难曲折又灿烂辉煌的发展征程中，延安时期就像一段异彩纷呈的历史走廊，延安时期好比一面光彩夺目的历史明镜，延安时期恰似一幅重彩浓墨的历史画卷，形成了举足轻重的特定的历史地位，发挥了举世闻名的特殊的历史作用，产生了举不胜举的特别的历史影响。
　　延安时期是面临亡国灭种巨大危险的中华民族和处于水深火热苦难状态的中国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积极倡导、模范引导之下，在险境中谋生存、在逆境中求发展、在困境中争崛起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各种矛盾可谓千差万别，各方形势可谓千变万化，各类任务可谓千头万绪，各样考验可谓千难万险。正是这些尖锐的矛盾，正是这些复杂的形势，正是这些繁重的任务，正是这些严峻的考验，融汇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纠结在一起，既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也产生了强大的动力，激励了中国共产党，历练了中国共产党，成就了中国共产党。
　　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改进思想方法、逐步统一思想认识的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之前，走过很长的弯路，交过不少的学费，付过极大的代价。这种让人痛彻心扉的错误和令人扼腕叹息的挫折，从相反的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育和教训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总结过去革命的成败?如何巩固现有斗争的成果?如何创造未来发展的成就?这些都成了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绕不开、躲不过的并且需要认真回答和全力解决的问题：是一定要从已经有所知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书本中的原则原理和已经有所了解的苏俄革命成功的既往经验出发呢?还是一定要从“我情”即中国具体的国情、中国老百姓具体的民情以及中国共产党具体的党情等客观状况和“敌情”即日本帝国主义等敌对势力的世纪情况出发呢?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经历了冷静的思考过程，形成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变换了不同的思索角度，进行了彻底的思路调整，没有了生搬硬套，没有了因循守旧，没有了固步自封。三思而后行，集思而广益，确实达到了开阔新视野、开发新思想、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征程的目的。透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与时局》等论著的字里行间，透过刘少奇的《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答宋亮同志》、《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论著的字里行间，透过张闻天的《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目前形势下的策略》、《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出发归来记》等论著的字里行间，我们是能够在一定的高度、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深度上真切地感受到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时，所具有的缜密思维、所进行的严谨思辨、所形成的清晰思路、所创造的科学思想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①
　　明晰的思路，无疑将决定光明的出路；科学的思想，必然会坚定共同的理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够形成众望所归、众志成城的局面，在组织上之所以能够呈现卓尔不群、茁壮成长的景象，在理论上之所以能够达到正本清源、卓有成效的境界，在作风上之所以能够树立扶正祛邪、蔚然成风的典范，主要得益于全党思想方法的不断改进、思想认识的逐步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结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成熟期。
　　二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注重提升理论素养、反复检验理论成果、真正创新理论指导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延安时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重要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真理真正贴近了中国实际，真正融入了中国革命，真正具有了中国特色，真正形成了中国风格，真正展示了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真正顺应了国家要独立的时代潮流，真正紧扣了民族要解放的时代脉动，真正奏响了人民要革命的时代强音，真正破解了社会要进步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中国的劳苦大众提供了推翻三座大山残酷压迫的行动指南，真正为中国的劳苦大众了装备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武器，真正为中国的劳苦大众注入了建设当家作主新世界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②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又强调：“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③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还讲道：“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④通过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这一系列理论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最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夸夸其谈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实际的生生不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抱残守缺的因循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源远流长的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假冒伪劣的贻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货真价实的造福人民的马克思主义。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迫切而艰难的伟大工程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系统的理性思考，又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作风整顿，使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素养的提升，理论成果的检验，理论指导的创新，都经历了由低水平到高层次、由局部性到全局性、由盲目性到自觉性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共识不断达成，使得各项工作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中，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合力逐步形成，使得各项工作的创造性越来越多。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完成，这个历史性飞跃的实现，主要靠的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主要靠的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顺利通过，主要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延安整风运动，以普遍与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广泛与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创造辉煌、成就伟业的史册。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闻名遐迩，之所以功勋卓著，既在于其“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主要任务是十分明确的，还在于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延安整风运动真正发挥了正本清源、扶正祛邪和固本强基的历史作用，真正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统一。
　　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创立24年来曲折的奋斗历史，划清了党创立24年来是是非非的根本界限，既是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艰难跋涉继而阔步前进的真实记录，也是我们认清延安时期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重要文献，还是我们回击歪曲党的历史和丑化党的形象之错误言行的有力武器。
　　在延安召开的既是“陕北人的光荣”，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既有丰富的内容和科学的体系，又有贯穿和渗透在各个方面的活的灵魂。无论从哪个层面和角度上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都能够发现，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就是其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如果没有实事求是导航，如果没有群众路线给力，如果没有独立自主撑腰，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成为攻无不克的强大思想武器，就不可能成为战无不胜的科学行动指南。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得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结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定型期。
　　三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驾驭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定不移地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把政治真正当成统帅、作为灵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关注的政治动向、所关切的政治问题是一点都不空洞、不虚幻、不偏激、不摇摆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里。由于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和云谲波诡的政治气候，由于经常会遇到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由于一直要受到共产国际各种指示的直接影响和苏俄革命成功经验的诸多暗示，使得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初创时期，到大革命时期，再到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在艰辛探索革命道路、实现既定政治纲领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课题需要解决和生死攸关的政治方向需要把握的时候，就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是用革命的激情代替了理性的判断，用僵死的教条代替了科学的指南，用武断的方法代替了灵活的处置。其后果就是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之前的14年时间里，走过了许多曲折的弯路，交纳了许多昂贵的学费，付出了许多惨重的代价。
　　在自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开始，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前中期为止的延安时期13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不断掀起的抗日热潮，面对逐步增加的民主诉求，面对愈加强烈的和平愿望，无论是在认识十分尖锐的中日矛盾方面，还是在处理特别复杂的国共关系方面，或者是在解决相当严重的党内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统筹兼顾，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没有任何的推诿扯皮，没有任何的避重就轻，没有任何的顾此失彼，而是逐步走出了以往受到内外因素困扰而长期存在的被动、迷茫、摇摆、失误的阴影，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观察政治形势、分析社会矛盾、抉择斗争方案、确定前进方向了。
　　从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及时调停斡旋致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从洛川会议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推动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到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从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从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办学方针的制定，到连续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从延安整风运动逐步推进，到党的七大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从重庆谈判谋求和平建国，到召开杨家沟会议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在这一系列的关键而及时的历史决策中，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控着政治上的主动权，时时体现了政治上的预见性，处处反映了政治上的感召力。通过反复考量这一系列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政治方向是明确的，政治头脑是清醒的，政治眼光是远大的，政治鉴别力是很高的，政治敏锐性是很强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提出精确的政治方略、推行正确的政治主张、实施明确的政治纲领、贯彻准确的政治路线的过程中，经过了实践的长期检验，接受了历史的公正选择，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赢得“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的热情赞赏与高度评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当之无愧的历史结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辉煌期。
　　四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明确组织性质、切实加强组织建设、不断发挥组织功能、全面强化组织观念的相当重要的历史时期。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之前14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总体上处于弱小幼稚的初创时期，加之秘密的活动环境与长期的动荡状态，在党的组织发展、队伍建设、机构设置、功能发挥、观念认同等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不利的影响。
　　进入延安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乎民族前途命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与救亡图存捐弃前嫌的积极努力，真正赢得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广泛赞赏与普遍认同。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在不断提升，组织渗透力在逐步增强。当时，许许多多满怀爱国热情的仁人志士络绎不绝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来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根本希望，确实成为时尚的社会潮流和独特的政治景象。在那样大的历史背景下，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呈不断增加之势。鉴于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抗日斗争的迫切需要，我们党也不失时机作出了壮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建设的相关决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我党党员人数为4万左右，到1940年已有80多万，到1945年开七大时则达121万，到1947年12月就达270多万，仅从延安时期的党员数量变化来观察，就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队伍在一天天发展壮大。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这种壮大，决不只是党员数量上的迅速增加，更重要是党员质量上的普遍提高，更重要的是广大共产党员的在党意识、爱党意识、护党意识、忧党意识的明显增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真正把自身建设作为一件“伟大的工程”来设计、来选材、来施工、来管理、来监督。不仅要求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中国共产党，而且要求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防止在这件“伟大的工程”建设中出现“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明确党员资格与条件、细化党员管理与监督方面，在配套基层与地方组织、开展苏区与白区工作方面，在激励本地与外地干部、培养地方与军队人才方面，在强调纪律与法律规定、处理民主与集中原则方面，在看待真理与面子关系、把握组织与个人位置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多和操作性强的严格要求和具体规定。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从延安时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从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人民服务》等论著中，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论著中，从陈云的《论干部政策》、《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员对党要忠实》、《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健全党内生活》等论著中，可以解读出大量的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党在担负伟大使命、依靠广大群众、克服巨大困难、实现远大理想、树立高大形象、发展宏大事业方面的弥足珍贵的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
　　由于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系统学说作指导，由于有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显著特征作支撑，我们党不仅正式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根本性质，不仅充分认识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⑤的重大意义，而且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⑥的严重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寻找组织、恢复组织、发展组织、巩固组织的过程中，在明确组织性质、加强组织建设、发挥组织功能、扩大组织影响、强化组织观念、壮大组织实力等方面，形成了新思想，开辟了新路径，见到了新成效。从而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完全巩固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组织保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结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壮大期。
　　五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形成独特风格、树立崇高风范、展示崭新风貌和营造良好风尚的尤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党的作风是党在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从政治、思想、工作、意志、行为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具有自觉性、一贯性和普遍性特征的蔚然成风的风格、风范、风貌和风尚。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闻名遐迩的优良作风，无不折射出和反映了我们党在从幼稚发展到成熟、从弱小发展到强大、从摇摆发展到坚定、从迷茫发展到清醒、从分歧发展到一致、从被动发展到主动、从失误发展到胜利的巨大变化中，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箭”与“靶”、理论与实践、主观愿望与客观规律、别国经验与中国国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革命政党与人民群众、广泛民主与正确集中、对待他人与要求自己、眼前成就与未来目标、艰苦环境与精神状态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态度和艰难程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怀揣着人民重托，在艰苦的环境里奋斗，在艰难的条件下发展，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能够言行一致、脚踏实地，真正把热血抛洒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把精力集中在高瞻远瞩的思考上，把激情燃烧在攻坚克难的拼搏上，把理想融化在报国为民的岗位上，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心灰意冷，没有欺上瞒下，没有损公肥私，没有骄奢淫逸，没有萎靡不振，进而广泛动员了积极组织了模范影响了人民的军队和革命的群众，才赢得了真诚的拥护，才获得了真心的支持，才得到了真正的信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树立、展示和营造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联系实际、发扬民主、战胜困难、经受考验、约束自己的独特风格、崇高风范、崭新风貌和良好风尚的过程中，不仅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有全面实践的支撑；不仅有主观愿望的表达，而且有客观结果的检验；不仅有精辟言论的概括，而且有自觉行动的昭示。正因为有了鲜艳如旗帜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胸襟，有了靠山，有了底气，有了生机，有了希望。正因为有了崇高比山岳的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凝聚力，有了号召力，有了吸引力，有了战斗力，有了免疫力。正因为有了炽热似火焰的昂扬状态，才有了坚实可靠的立党之本，有了扎实巩固的发展之基，有了殷实丰富的力量之源。
　　党风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的问题。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彰显出来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肝胆相照、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水乳交融、舟水相济的密切关系的集中体现。这也正是在那段历史过去了几十年之后，每当那些有良心、有党性的人们说起延安时期令人荡气回肠的让人刻骨铭心的事情的时候总是那样热血沸腾、总是那样激情澎湃、总是那样赞不绝口、总是那样浮想联翩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得出一个的真实可靠的历史结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作风上的彰显期。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迄今所走过的90年征程中集思想上的成熟期、理论上的定型期、政治上的辉煌期、组织上的壮大期和作风上的彰显期于一体的有口皆碑的继往开来的扬长避短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历史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这一时期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是极其宝贵的。
　　(作者为陕西省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教授)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94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⑤《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