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奋斗历程中，延安时期永远是一个让人怀念、催人奋进、引人深思的伟大时代。在这一伟大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于艰难困苦之中奋勇崛起。铸就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与辉煌，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了最重要的奠基，也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延安精神这一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回顾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对于我们党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诸多现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不移地革命信念，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了由严重挫折走向全国胜利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为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起源于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时期。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时，所率领的部队还不到8000人。这时，党已丧失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党员减至4万余人，红军不足3万人，在国统区的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中国革命面对着几乎从零开始的局面。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年，形势极其险恶，红军进入的是“绝境”，前面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后面是跟踪追击、源源而来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改变了侵略的政策，由“蚕食”变为“鲸吞”，企图以东北为基地，华北为跳板，一举占领全中国。此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上述困难和形势，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从党中央到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针对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形势，及时调整党的政策，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以“西北抗日大联合”促成了全国抗日大联合，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了八年民族解放战争，不仅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而且始终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局，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几乎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集中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个“点”上来释放，实现了民族总动员。这样，中华民族从延安时期开始时面临的“濒临灭亡”，发展到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第一次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与时同时，在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力量也实现了由小到大的飞跃发展。抗战胜利时，全国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12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抗战结束时，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中国国内决定国家命运的两大政治力量。这就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作出了巨大努力。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国共产党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领导人民以自卫战争对抗国民党军队的猖狂军事进攻。仅用一年半时间，就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实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由统治到被消灭的伟大转折，极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陕北后不到一个月，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只有13个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刚刚一年半，新中国宣告成立。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①。这两点，既是对西北根据地重要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地位的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点，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写了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艰辛命运，实现了从弱到强、从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艰难境地，到执掌全国政权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超人的智慧、胆魄和钢铁一般的意志，用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终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屈辱的历史，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外争独立、内求解放的历史任务，并且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为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繁荣和富强，铺下了一块能藉此复兴的基石。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理论的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科学的方法论路径。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取得辉煌成果的时期，尤其以在思想理论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形成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意义最为重大。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立即投入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表现出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非凡的组织才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是，由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也由于党还年轻，还有许多弱点，加之共产国际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指导，教条主义的盛行，遭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大失败。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革命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开辟了一条进行理论和实践创造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②。此后，毛泽东带头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创作了一大批理论著作。仅《毛泽东选集》收入的159篇文章中，就有112篇是延安时期写成的，占总数的70%以上。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著作的问世，使我们党告别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于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产生，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另一方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已经有能力对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等基本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毛泽东思想由此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本身所包含的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的理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一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思想路线，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根本工作路线，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任务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一致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独立自主是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学说同坚持一切立足于本国、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一致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党的建设、人民实践活动相结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是沿着毛泽东思想创立发展过程中探索出来的科学方法论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根基上，精心培育的智慧结晶。上述科学方法论，依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实践中经过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确立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格局、基本方向，并且锤炼出一整套执政理国的杰出本领和重要经验。
　　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为此目的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党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首先在局部区域建立根据地，开始了创建人民政权的实践。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国民政府认可的、相对独立的合法政权，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特点规律，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积累执政理国的经验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实践平台。
　　党中央在延安13年，以陕甘宁边区为新型国家建设的“试验田”，厉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颁布了具有“大法”性质的施政纲领，开展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模范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雏形。正是在这一实践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旨在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尤其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影响极其深远。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样的共和国，既同已经过时了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又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应当是既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又是区别于旧的封建主义的。首先要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其次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没收一般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其三要扫除农村中的封建主义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所有，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上述理论和思想，直接为新中国乃至此后的国家政权建设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奠定了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基本方向。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执政全国、全面领导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经验：第一，必须重视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党治国理政首先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③。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性质、宗旨和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决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必须建立和拥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力量保障。这一点已经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年的历史所证明。第四，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安邦定国、治国安民的优秀干部和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④党中央在延安13年，把造就“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的领导人才作为“战斗任务”来实施，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优秀人才，“三八式”的干部在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持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此后60多年的成功执政，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并将继续发挥长远影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领导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创造性地提出和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这一重大战略举措以其区别于以往的整体性和根本性，成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动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法宝。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的建设状况决定党的领导状况，进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道路和进程。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党的建设伴随党的事业始终，是党必须完成好的重大课题。什么时候党的自身建设搞得好，且与党的事业结合的好，党的事业就健康顺利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则受挫。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但这种领导不是天然能够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重任，必须首先把党自身建设好。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⑤但是，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1927年党的主体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后，党的主要力量必须立足于农村，处在分散而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这就决定了党的成分构成必然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究竟怎样建设这个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一度盛行“唯成分论”，那些“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农村环境中，工人成分占极少数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成为一个“农民党”，而不可能建设成工人阶级先锋队。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针对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响”的矛盾，于1937年10月首次提出要“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强调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接着于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向全党发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且首次把这一建党任务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毛泽东还从“三大法宝”的战略高度，阐述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⑥这是世界政治史、政党史上罕见的战略性壮举。正是有了这个伟大工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正是有了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执政60多年，特别是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发扬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这一优良传统，在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探索主题的同时，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开启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而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正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坚持“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已经成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极为鲜明的行为特点，是新时期我们党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法宝，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一代共产党人以他们的信念和行动，培育和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貌和核心价值追求的伟大精神财富——延安精神，是党领导人民团结奋进、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源泉。
　　放眼中外历史，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上，总会迸发出一些影响深远的精神力量，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进步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团结奋进的巨大动力源泉。在延安13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总结吸收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革命斗争时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延安精神。这种精神经由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活动，变成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精神武器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成为党团结奋进、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源泉。
　　延安精神产生于近代中华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凝结着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奋斗足迹，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等等。其核心和灵魂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正是这些，赋予了延安精神以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延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政治认同，延安逐渐成为民族自救的希望所在，吸引了大批民族精英集聚于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同完成了民族救亡图存大业，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其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新中国，随着党成为执政党，建立起新的政权体系，党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价值核心，也随着政权建设成为新中国社会价值观建设的楷模，并在适应社会变革要求方面起到了文化整合的核心作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创造了罕见的精神辉煌。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核心价值精神、一种优良传统，其内涵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共产党人立党宗旨和修身准则，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文化基因，不但深深地融化于我们党的文化血液之中，扎根于我们党的价值理念的最深部，而且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因链，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文化创造与再创造的重要基因宝库。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还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都离不开对延安精神的回望与传承。进入21世纪，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大大加快，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更加快速发展的崭新阶段。然而，中国能否在下一个50年顺利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大力发展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外，中国人还需要一种思想与精神的准备，仍然需要保持革命时期“那样一股子劲，那样一股子革命精神”。因为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根本条件之一，而人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化的技术与知识素养，更需要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需的这种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的培养和造就，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全面引入异质文化，它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与精神气质之中。延安精神所内涵的那种独立、向上、进取、奋进的精神特质，是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气质。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延安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时期，它创造的历史辉煌将永远留存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指引和激励着子孙后代前行。
　　(作者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党建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