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未来15年，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二是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三是深入持久地进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通过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延安时期是我党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也是思想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这些成就，构成了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总结延安时期思想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一、延安时期思想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是进行思想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党心民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本成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党的思想路线，弘扬了自强不息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时，积累了搞好思想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丰富经验。
　　1．延安时期思想建设的主要成就
　　第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①这就基本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然而，这种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盛行的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被全党接受。
　　1939年10月，毛泽东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原则，并且运用这个思想原则，深刻总结了建党18年来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这个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写下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独特而成熟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认为，需要对主要是由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他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党的教育者“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1年9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作了高度评价。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本质区别，加深了对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和毛泽东思想科学性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2年2月，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②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他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③与此同时，为了纪念建党22周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作了科学的论述。文章指出：“中国民族整个解放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之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④7月26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他在8月2日中央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了党的路线的高度。他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⑤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说：“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⑥
　　自此以后，我们党的文件中陆续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在他们的报告或讲话里都使用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全会的长期酝酿和讨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刘少奇还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体系。他同时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确立起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是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丰硕成果，是我们党从20多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作出的必然选择。这一伟大选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提供了最可靠的思想保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⑦建国后，又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现在和将来，我们仍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去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第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文化科学的优秀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用民族语言“实事求是”四个字，言简意赅、通俗而又科学地表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⑧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非常注意实事求是，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湖南农村作了深入调查之后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生动实践，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与污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制定了关于土地革命和其他各项正确政策。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强调要教育党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正确命题，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不仅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撰写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逐步地肃清了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号召共产党员应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
　　毛泽东在延安初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结合对过去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的清理，批判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思想，是同本本主义斗争的继续。之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提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
　　1937年7至8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著名著作。《实践论》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阐明了认识依赖于实践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和批判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矛盾论》则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进一步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阐述，说明了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两篇著作，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实践论》、《矛盾论》之后，毛泽东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等著作，它们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解决各种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时候，总是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总是同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任务。
　　1941年3至4月，毛泽东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再次强调了调查的重要性。他指出：全党要掌握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去除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和下车伊始乱发议论的作风，必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认真向社会作调查。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指望别人去了解本国情况。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在这一过程中，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此以后的延安整风，正是在系统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整风文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文献。
　　在延安整风和六届七中全会的基础上，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得以确立，从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三，弘扬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从文化历史渊源来看，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其涵盖民族心理文化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突出地表现为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崇尚革命的首创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
　　中国历史上，忧国忧民、矢志不渝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如丝如缕，代代不绝。“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孔子，为求理想的实现，不辞奔波劳累，不计荣辱饱暖，整日游说于各个诸侯之间；屈原表示，只要理想能达到，“虽九死而犹未悔”；孟子则坚信人对理想的坚信程度无与伦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动摇，即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民族英雄文天祥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维新志士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题壁作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有这些，都铸就了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成为激励后来者为争取自由幸福而不断奋斗的旗帜。
　　到了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拓展和光大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在党中央进驻陕北之前，就形成了一往无前、不怕牺牲、顾全大局、亲密团结、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革命不要怕吃苦，不要怕流血，不要怕牺牲，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干到底”，“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以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都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党在延安时期，进一步弘扬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升华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
　　在联合国民党抗日的战争中，党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独立自主精神。政治上，独立自主地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思想上，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完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军事上，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同时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坚持持久抗战的斗争中，党创造性地发扬了自力更生精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极大困难，衣食生存都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依靠自力更生精神，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朱德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开荒种地，“大学教授研究种菜养猪，干部赶牲口驮盐，县长领导变工队，专员动手打盐，旅长亲自领导改善部队伙食，团长亲自动手领导开荒……”⑨经过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在转战陕北的斗争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得以弘扬光大。党中央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敌人眼皮下转战了12个县，宿营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2100华里。在一年艰难严峻险象环生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临危不惧，和边区军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历尽风险，饱经艰辛，运用“蘑菇”战术和敌人周旋，不仅保存了革命的力量，而且打退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独立自主、弃旧图新为核心，破旧立新，除弊兴利；以自力更生为基础，自救、自给、自强不息；以艰苦奋斗为推动力，求生存，求发展，求壮大，进一步弘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8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页。
　　④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8页。
　　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84页。
　　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5页。
　　⑨1943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