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文化又都有它自身的源和流。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必须发扬延安精神，才能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一、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与延安精神的形成
　　1．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对文化工作高度重视，制订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事业的方针和政策。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也为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的纲领，即“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共中央还具体规定了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一般方针，包括开展文艺运动，创办文艺刊物；成立并帮助各种文化团体，以在各方面加强文化运动的组织和文化工作者的团结；提倡自然科学，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之中；强调新闻、出版业要以党的使命为自己的使命，起到党的喉舌作用，把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送到人民中去。
　　一是繁荣文学艺术，活跃文化生活。
　　在抗战初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从全国各地投身到陕甘宁边区的广大作家、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乡村，在文化艺术为人民大众、为抗战胜利服务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1937年9月，以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第一位作家——丁玲为主任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30多人赴山西前线进行文艺宣传活动，受到毛泽东的热情颂扬和鼓励。在该团的示范下，其他各类文艺团体也都纷纷到边区各县巡回宣传。这些深入实际的宣传，调动了官兵和群众的抗日的积极性，同时践行了毛泽东的期望：“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在广泛开展的文艺活动中，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自身也得到了改造，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为适应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组织、社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1936年11月在陕北保安县成立了以丁玲为主任的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成为发展文艺事业的一支劲旅，毛泽东称之为“苏维埃运动的创举”。1937年冬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辖音乐、诗歌、戏剧、社会科学、国防科学、教育等多种研究会和文艺工作团体。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各种文化协会。它们在各自的领域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着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是重视新闻出版，发展文化事业。
　　作为文化建设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新闻出版业在延安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新闻系统，恢复了《红色中华》(后改名为《新中华报》)，并成立了由张闻天、博古和周恩来等组成的党报委员会，加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要求党的报刊必须紧紧围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工作。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提出必须动员报纸、刊物等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宣传鼓动，揭露敌人的残暴，宣传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
　　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我们党创办了《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了发刊词：“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但是，在《解放日报》创刊的最初10个月间，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道：《解放日报》创办以来，不能及时有效地配合整风运动学习，没有全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缺乏作为中共党报所应具有的政治嗅觉，没有起到作为党的喉舌的重要作用。在宣传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大问题上，没有准确地反映出中共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重要原则。“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对于边区中所进行的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没有能够全面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指导”。另外，《解放日报》也存在着党八股的文风，文章长篇大论，语言艰涩生僻，苍白无力，脱离群众，失去了党报所应有的指导作用。对此，毛泽东指出：“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自1942年4月1日起，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目的是使其真正成为完全的党报。毛泽东指出，党性是党报的本质特征，党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喉舌。党报要始终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为实现党的号召而奋斗。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在该报的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坚决反对和克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进一步增强党性。他形象地指出，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又不属于那个阶级。毛泽东明确指出，党报应有适当的、正确的批评，目前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批评态度：一种是诚恳、坦白、与人为善；一种是冷嘲暗箭，危害党的团结，销蚀党的肌体。对此，我们应坚持前者，反对后者，欢迎前者，批判后者。
　　为了做好《解放日报》的发行工作，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读报来了解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全党办报的方针，充分调动办报人和看报人的两个积极性，这不仅是办报人的责任，而且也是看报人的责任，只有把二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才能卓有成效地荟萃各界人士，办好党报党刊。针对一些文章不通俗、语言不流畅、不符合边区军民的文化水准，远未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等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大家看，不要听。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提出党报副刊文章要短小精悍，力求大众化，通俗化，这不仅是文风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中共宣传的根本方针之一。针对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几面受敌，军情紧迫，广大军民无暇阅读那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真正做到“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总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我们党把“战争”、“生产”、“文化”作为革命工作的三个基本环节。战争不仅是政治军事的较量，同时也是经济和文化的较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中，我们党重视和加强了思想文化建设，这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首先是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
　　延安时期是革命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重要标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中国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②“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显著特征概括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来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体现民族性，“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④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体现科学性。“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⑤新民主主义文化还必须体现出其大众化的特性，“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⑥
　　其次是确立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原则和方针，促进了延安精神的形成。
　　第一，古为今用，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⑦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成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国的文化珍品，指出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⑧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以及新文化都是从古代的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研究自己的历史，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这一思想就是毛泽东后来概括的“古为今用”的文化发展方针。
　　“古为今用”，就是吸取古代文化遗产中有益的部分，为现代服务。毛泽东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⑩而必须“推陈出新”。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他们向前看”。(11)这是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的根本性原则的最明确的表述。
　　第二，洋为中用，反对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
　　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化探索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洋为中用”，就是学习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2)刘少奇也明确指出：“对于中国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13)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阐述了“洋为中用”要反对“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倾向的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阐述了如何对待一切外来文化、如何做到“洋为中用”的根本性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4)
　　第三，实事求是，反对文化教条主义。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5)毛泽东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体系，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它只有在历史的特殊环境中才能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积极影响，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亟待解决的任务。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6)
　　毛泽东对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教条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毛泽东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18)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用对比的方法，将两种学习态度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因而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9)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化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即文化建设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延安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延安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合乎规律的发展和高度体现，它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科学内涵，而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二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些精神直接孕育于革命斗争实践之中，形成于延安时期的各项文化建设事业之中，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34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
　　(13)《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16)(1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