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产生是必然的，但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军民以及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革命战争中共同创造的。延安精神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农民战争中的革命精神，就在于它有其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基础上孕育出来的。
　　人们的精神状态，总是受特定的思想观念的制约和支配。一种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总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的。革命精神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延安精神形成于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延安时期，不能不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才使延安精神区别于传统的民族精神而升华为时代精神，才使它摆脱了单纯应付险恶环境以求生存的被动性，而成为一种改变现实创造未来的主动的革命精神。
　　同延安精神根植于中国革命的肥田沃土之中一样，毛泽东思想也是深植于中国大地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培育形成的过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有成效的一步，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史上也同时树起了第一块丰碑。
　　延安时期，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一方面对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等马列主义理论课，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称之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普遍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批评，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一方面毛泽东利用延安相对稳定的地域环境，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工作。在灯光如豆的窑洞里，毛泽东奋笔疾书，写下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不朽的著作。这些光辉著作，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营养。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则直接为延安精神准备了理论前提，奠定了理论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以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内部的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把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高度锤炼为实事求是，言简意赅，既具民族特色，又包含普遍真理，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翻阅延安时期的历史文献，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莫过于“实事求是”，它成为延安时期全党的座右铭。延安精神正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氛围中培养起来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离不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创业精神也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使延安精神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
　　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这条路线充分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它是党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经验的总结。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要思想。以后他又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战争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精辟论断。1942年，在他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等根本内容和基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建立在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成为延安时期党的行动准则，直接孵化了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政通人和的民主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团结的延安精神的理论依据。
　　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的结论。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生搬硬套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中国革命要由中国同志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正确主张，并力排干扰，独立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延安时期，毛泽东又针对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错误，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由于这一原则的坚持，奇迹般地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与自力更生是紧密联系的，他主张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②这也是毛泽东处理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条成功经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艰苦的延安岁月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成了我党的基本施政方针，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特征的延安精神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的。
　　伟大的党，伟大的实践，产生了伟大的理论，哺育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党的战斗历史、毛泽东思想、延安精神就是这样有机地统一于一体。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其实质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指导的。延安精神本质上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