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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张远葆

    
  同革命精神的历史积累是延安精神产生的基础一样,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革命实践,也是延安精神产生的重要条件。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地域环境,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既是延安精神的催化剂,又使延安精神独具特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艰苦奔波了一年的党中央和红军总算有了落脚点。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欢庆胜利的鲜花,而是更为严酷的挑战。历史给予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生存发展的时空极其苛刻,呈现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家园: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它有着古老而神奇的历史,以长眠着华夏民族始祖黄帝而闻名,但却未得到大自然的厚爱。连绵起伏的山峦,被碎石黄土覆盖,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却沟壑纵横,贫瘠的土质,匮乏的物产,频繁的灾害,构成了荒凉凄凄的自然景象。
  这是一块被近代文明遗忘的角落。在这穷乡僻壤,除了看得到与“西方文明”相联系的洋教堂之外,近代化的浪潮压根未曾波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些依山掘开的简陋土窑和落后的劳作工具,使人联想到原始洞穴和“刀耕火种”的远古时代,其生产力之低下可想而知。广大农民在这块相依为命的土地上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交通闭塞,工业落后,以毛驴为交通工具的运输业,从外地运来包括针线饭碗在内的一切生活用品。
  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灾难的地方。30年代,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军阀、地主、土匪对人民层层盘剥掠夺,土地的70%集中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达80余种,高利贷每月每元达1角5分,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上地主的残酷剥削,人民过着极度困苦的生活。缺吃少穿,甚至冬天穿不上棉衣,一家人住在一孔窑洞里,睡在一个土炕上,全部财产两头毛驴就可以载完。遇上灾年,农民只好拖儿带女,弃舍逃荒。在1928年到1929年的大饥荒中饿死的人以百万计。
  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阶级压迫,赋予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的人民勤劳淳朴、正义善良的秉性,也赋予他们敢于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这里是民族英雄韩世忠的故乡,也曾孕育了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中国共产党产生后,这里是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组织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和保持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惟一一块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这就是中共中央的“家园”。既展示了一幅凄凉、悲惨、落后的自然景象,又展示了一幅不屈不挠、富于反抗斗争传统的历史画卷。陕北人民的革命传统,为中央立足安家并形成独具风格的延安精神,准备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我们赖以生存的恶劣条件,预示着要在这块地盘上成就一番事业,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不是在困境中沉沦、死亡,便是在困境中爆发,催生更大的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①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然而,党所面临的困难远不止此,比内部环境更为糟糕的是外部环境。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祖国半壁河山很快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与日寇占领的山西仅一河之隔的陕甘宁边区处在抗日前沿阵地。受到八路军、新四军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在1939年以后,把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一时间,“三光”政策,“蚕食”政策,“囚笼”政策,“清乡”政策,一切惨绝人寰的野蛮手段都在敌后根据地施展开来。与此同时,黄河防线硝烟弥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多次遭到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没有什么能比这种野蛮的行径更能激发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激怒”,于是下定决心“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为民族存亡而斗争的爱国激情,成为延安精神又一副催产剂。
  国民党曾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时期不共戴天的仇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民族危机下,本着“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的民族大义,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握手言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华民族一大幸事。然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是有限的。当人民革命力量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时,国民党再也无法掩饰它反共反人民的的本性,于是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他们或制造反共舆论,宣扬三民主义救中国,马列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或以其执政地位,借口统一政令,统一指挥,企图取消边区政权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独立存在;或制造军事磨擦,借以向我根据地进攻。陕甘宁边区是他们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国民党在我边区周围陈兵20万,修筑了由沟墙和2900多个碉堡构成的5道封锁线,修建了20多个飞机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用,停发八路军的军饷枪弹,扣留海外爱国人士为边区的捐款,阻挠边区商人到外地经商贸易,甚至提出不让一粒米、一寸布进入边区。长期的经济封锁使边区物价飞涨,金融混乱,生活必需品奇缺,本来就十分微薄的边区军民生活品和军需品的供给难以为继。指战员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找不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重了困难的程度。1940年,旱、涝、雹、风、疫五大灾害先后袭来,边区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但是延安军民毫无畏惧退缩之色,他们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乐观进取,开拓前进,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消极的坏处一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到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王汝于成”的古语,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寓意着深刻的哲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需经过一番艰苦磨难。“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②正是险恶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才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从延安时期看,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抗大精神。抗日战争刚开始,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延安办了几十所干部学校。1937年春,“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先后办了8期,加上10个分校,培养了十多万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抗大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创造了延安精神的雏型“抗大精神”。
  (2)延安整风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一次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国五四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从准备时期算起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大约六七年时间,但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整风学习,是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而且这次整风是从延安开始。所以,一般史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主要任务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党员,从王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延安整风精神就是实事实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
  (3)南泥湾精神。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当时的困难极大。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延安党政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把荒芜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3年2月,八路军总政电影团拍摄了《南泥湾》的影片,解说词中说南泥湾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③
  (4)延安县精神。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论著中引用了延安县同志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原文有三部分:一、延安县1942年8万亩的开荒计划是怎样完成的;二、如何解决难民参加生产问题;三、如何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在引了这个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引了延安县党政领导同志们的这个报告,不是偶然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着具体概括了延安县精神:积极负责的精神;征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群众的精神。最后指出,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县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5)白求恩精神。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938年春到延安,后又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
  (6)张思德精神。张思德同志是当时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1944年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木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写了悼词《为人民服务》一文,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张思德精神就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7)愚公移山精神。愚公移山是中国的一个寓言故事,毛泽东1938年在抗大,就多次引用这个故事,教育大家,要永远坚持革命,决不中途妥协。1945年在“七大”闭幕时,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作了闭幕词。他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远远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像愚公一样,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两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精神就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
  总之,延安精神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自我意识的生成。延安精神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觉创造,人民精神状态的反映。一句话,延安精神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② 《李大钊选集》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延安精神论纲/张远葆主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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