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在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①毛泽东同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奠基者和确立者，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在于，他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路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阐述，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解释，从而使实事求是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实事求是”首先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是古已有之的。“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东汉史学家班固称赞汉景帝儿子刘德治学态度的一段话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唐代学者颜师古是这样解释“实事求是”的：“务得事实，每求其真”。意思是努力研究，求得真实的知识。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实事求是”一直指的是求真务实的严谨治学态度，本身尚未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更没有上升到对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层次。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实事求是”以崭新内容，并上升到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高度。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全面解释，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使古老的华夏文明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实事求是”一语获得了新的含义，由一个普通语词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典，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式表达方式，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不过，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其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经历了反对各种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伴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到中国的时候，具有5000年文明史而又在近代大大落伍的华夏民族，开始了新的觉醒。他们以马列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新的战斗旗帜。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俄为师”的初期，带有简单模仿的特点，俄国的革命道路被一些人奉为神圣的模式，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些人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扎根于中国大地，土生土长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斗争实践获得的切身体会，有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本能要求。而其中既深谙中国历史，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毛泽东，则首先敏锐地察觉到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现成结论的危险性。早在1930年5月，他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了向教条主义的宣战。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并深刻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痛切地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的保守的思想路线。这里所谓“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这种正确的见解并未被全党所接受。对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又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深厚感情的广大党员来说，要认识这一种复杂的现象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有一种朴素的看法：“本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1931年，当一批留俄学生占据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成了少数派，“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知灼见，也被指责为“否定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致使中国革命再度陷于困境。
　　这场冲突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印记。10年之后，1941年3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又旧话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③
　　但是，真理的光芒是阻挡不住的。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可以靠着“本本”发号施令，靠“本本”来压制正确意见，然而，却不能靠“本本”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宣告了教条主义的破产。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实践教导、历史选择的结果!
　　为了从根本上打倒长期统治党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一到延安就发奋著书，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活动。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创作活动，斯诺曾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④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哪些书呢?仅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就可见一斑。这本著作收入毛泽东哲学批注10件，其中8本书的批注是延安时期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摘录、李达著《社会学大纲》、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雷仲坚译《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毛泽东一边学习研究哲学，一边也给抗大、陕北公学讲授哲学。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至“七七事变”，共讲了100多个小时。讲课后，总政治部把讲课的提纲整理出来，经毛泽东的同意，印发给大家学习，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第十一节、即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中第二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两论”都是毛泽东根据讲课提纲和记录稿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两论”不但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成果，而且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写这“两论”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选集》的题解如此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的——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⑤《矛盾论》也是为同样的目的而写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路线。《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主旨是理论联系实际，如果说《实践论》从认识论的角度，通过知和行的关系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矛盾论》则从辩证法角度，通过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之，《实践论》、《矛盾论》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广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1941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最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剥下了教条主义的画皮，使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了长期的思想束缚，走出了观念的误区。整风运动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党员，从王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真正确立。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这些著作，全面论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如何进行建设的问题。同时系统地阐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总之，延安整风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在文风上的一种表现。所以，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批判的是对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相分裂，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同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根本不相容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能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⑥党内的主观主义的表现有两种，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看重理论，轻视实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生搬硬套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对群众的创造熟视无睹，对外国谈得津津有味，对本国茫然无知。经验主义者重视实际，轻视理论，把局部经验当做普遍真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做自己的佣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因此，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是怎样的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的放矢”。“无的放矢”乱放一通，和把箭拿在手里，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不愿意放出去这都是不对的。理论联系实际不只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总之，“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⑦可见，整风运动是一场批判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普遍教育运动。
　　1941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在这次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在讲到教条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时，毛泽东说：它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100％，苏区损失了90％。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全党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要!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不知改悔的人，自以为聪明，其实他比猪还蠢。毛主席风趣地解释说，猪走路碰到了南墙，还知回过头来，另找新的路子走，可是那些人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回头，你说不比猪还笨吗?当然，有的人可能七碰八碰之后，回过头来了，但也有个别的人可能至死还没有回头的!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首先解释了它的含义，然后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下马看花。跑马看花是看不清楚的，只有下马看花才能看清。他说：现在中央集中这么多干部办研究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同志们的眼光一定要向着实际事物调查研究。毛主席深入浅出地举例说：你们骑马过河，会看到马走到河边时，总是先把前蹄伸到河水里，试一试水的深浅，然后才往前迈步下水，这就是在做调查研究呀!马尚且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却从来不做调查研究。毛主席用手指着大教室靠前一根横梁的柱子继续说：譬如，前面竖着一根柱子，你也不做调查研究，就一直往前走，把头硬往柱子上碰，碰痛了也不抬头看看，做点调查，还是往上碰。这样，最后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才算完事。你们说，这样的主观主义的人可笑不可笑哇?毛主席说：中央要求新成立的研究院，一定要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
　　1942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又为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七大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究竟是由于哲学家灵感的沟通，还是由于政治家斗争经验的升华，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毛泽东终于从数以万计的中国词汇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大飞跃，是哲学理论大众化的一次大飞跃。此后，实事求是就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共产党人言行的规范，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成为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斯诺《西行漫记》，第57～5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11～82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 同上，第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