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并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简单认定，而是指一个通过调查研究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动态过程。“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中找出这种规律性。毛泽东这段著名的解释，就是从哲学意义上对实事求是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表现为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能否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是能否实事求是的标志。延安时期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开创了中共党史上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要真正从根本上实行，就必须眼睛向下，面向群众，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途径之一。在整风中，毛泽东还讲了两个主观主义的小故事。一个是在遵义会议时，一位同志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这个同志哑口无言。因为他没有见过孙子兵法这本书。另一个是，一位同志刚到陕北洛川，第二天就下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完全答不上来。针对党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研究方面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他特别批评了那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作风，要求全党同志都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要把在全党推行调查和研究的计划，当作“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对待。为此，毛泽东1941年3月整理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和跋。同年8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同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在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们党对于中国历史是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我党现在已是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不仅如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从而使调查研究更加完备和成熟。“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就必须了解情况，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①要通过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就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在调查研究中，不仅要坚持唯物主义，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了解；而且要“眼睛向下”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
　　为了指导全党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中央调查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另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为了使社会科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打开新的局面，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当时的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改称为中央研究院。
　　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和方法。例如：组织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分赴各地进行考察；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从研究典型入手，邀请有经验的人召开调查会，就某一单位、某一方面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通过干部会、代表会或个别口头询问，收集材料；收集地方志、家谱及编写名人列传，等等。其中组织调查团是延安时期开展调查研究的主要形式，各级先后成立的调查团达数百个。第一个大型调查研究组织是西北局考察团，共三十多人，调查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通过两个月调查，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材料和调查报告，还有人物传略、个人专著。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一书，对绥德、米脂两县的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变革的历史、土地分配的现状、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农村阶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第二个大型调查团是由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他们先后在陕北神府、晋西北兴县、米脂县杨家沟、绥德等地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团下乡，持续进行调查研究长达一年多时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等专题调查报告，并出版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在陕北、晋西北调查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进行了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得到了关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调整办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除上述两个大型调查团以外，一些中央直属机关、八路军政治部也组团进行了调查研究活动。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组织的妇女生活考察团，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沙滩坪调查》、《沙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1942年，边区政府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制，边区政府秘书处组织了80余人到延安县的四个区进行了三个月的农业经济普查，基本查清了户口资产和收入等。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100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了调查。东北局在延安也作了不少调查，写出了变工队调查、延安南区合作社调查等等。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中央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党的领导人不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而且也是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积极实践者和组织者，这也是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当时不但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把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更加系统化完备化，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处处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甘宁边区干部和群众向党中央反映：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党中央、毛泽东仔细听取了当时干部群众的反映之后，派王首道等到瓦窑堡，接管陕甘宁边区保卫局工作，并指示他们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调查，弄清了情况，经党中央审核批准，决定将刘志丹等同志无罪释放。毛泽东的调查活动，随时随地，多种多样。延安时期毛泽东把谈话、聊天也作为调查研究的极好机会。每逢春节，他都要利用向群众拜年的机会，了解群众和部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平常一有时间，他就找群众、战士干部谈话，询问各方面的情况。1941年秋，在边区政府办的农业展览会上，毛泽东碰到了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向他了解农村情况。毛泽东说：“我想提个问题，谷子地不锄，碾出的小米是什么成色，多少分量?锄两遍三遍的又是什么样子?”毛泽东问这样详细的问题，郝光华一时答不完全，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不要紧，以后留心总结就行了。”后来毛泽东又写信把郝光华请到家里，了解吴家枣园的各种情况。毛泽东还对陕甘宁边区关于发展农业、关于发展畜牧业、关于发展手工业、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关于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等问题进行调查。正因为这些调查研究，毛泽东找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规律，制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
　　1940年秋，为了实行军垦屯田，朱德带领留守兵团负责同志奔赴南泥湾，对该地的历史、民情、社情、土质、气候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为军委决策359旅屯垦南泥湾提供了可靠依据。在此前后，他还带人对陕甘宁边区十多个工厂进行考察，撰写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对边区的经济建设事业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经常微服出访，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的情绪和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被群众誉为“人民的老黄牛”。一次他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人民群众看到自己的政府主席牵着马，风尘仆仆，纷纷前来问寒问暖，拉家常，反映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富县是个新区，群众听说来了政府的大“官”，纷纷拦路告状。林老一一接待，仅十多天就受理案子40多起，件件都作了交待。边区的群众赞扬说：“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架子。我们的事他都知道。”原国民党续范亭将军写诗称赞他“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说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在深入群众了解实情的基础上，边区政府制定颁发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经济建设、精兵简政、三三制政权、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政策举措。这些纲领政策的颁行，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也为党中央制定、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领袖的号召和带动下，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调查研究逐步在全党形成风气。
　　延安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国国情第一次全面了解。调查研究活动，也大大促进了实事求是革命作风的发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与实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张闻天率领的农村调查团返回延安后，写了《出发归来记》，他深刻地体会到，调查研究是“打破教条的囚笼”的根本办法。他说：“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的基本一环，就要有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础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话。”②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是我们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制胜武器。一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历史。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遭受困难和挫折。实事求是是党的活力所在，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求真务实、踏实苦干的作风，才能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5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载《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