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有多少彪炳青史的英雄豪杰，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何等强烈地回旋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人民学习英雄，歌唱英雄，乃至崇拜英雄。在华夏大地上，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孙中山，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在欧美，从斯巴达克斯到华盛顿……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叱咤风云。人们也在艺术的舞台上不衰地上演，用英雄的足迹来再现历史，用英雄的形象来激荡民族的心灵。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否定“天才论”、“英雄史观”的同时，充分肯定杰出人物的巨大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者与历史唯心主义者在这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英雄的画屏上，而是透过英雄的画屏，看到了英雄背后的群众，发现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英雄。任何伟大人物的作用都不能与群众相提并论。革命先驱李大钊一语破的：“离开众庶，则无英雄”。①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他比阿尔卑斯山还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很多士兵，鲁迅先生这个评论可谓精辟之极。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千百年来，无论是现实的生活还是在统治阶级的观念中，根本找不到人民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就有“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英雄史观的说教；封建地主阶级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治国”犹如“牧羊”，把人民群众看成是被他们任意驱使的牛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说：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19世纪俄国的“民粹派”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群氓”，认为“群氓”是无数的零，只有英雄人物才是实数，零再多也无意义，只有在零的前面加上实数，方能构成有效数字。19世纪末，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则认为人民群众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于是，人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了人生的权利，有的只是以痛苦为统治者酿造甘甜。
　　千秋功罪，谁人予以评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回答。1835年，一个17岁的德国青年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们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个德国中学生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就是他，立志为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说话，谋利益。于是，几年后，当他大学毕业，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他毅然舍弃了当教授、学者的诱人前途，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坎坷崎岖的路，需要付出无数艰辛和牺牲的路!就是他，置身于图书馆浩瀚的书海，智慧的头脑在人类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翻腾，并用深邃的目光观察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审视着滚滚逝去的人类历史长河。终于，他发现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而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劳动人民是生产力的主体。他认为，劳动人民不但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在阶级社会里，只有人民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历史的直接动力。进而得出结论：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②人民群众是历史变迁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③几千年被颠倒的历史，终被颠倒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延安时期，党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地马克思主义总结，使之得到理论上的提炼升华，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体系而臻于成熟，成为党宝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总结了党过去实行群众路线的经验，提出并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作为党联系群众的基本方法和领导方法。进而党又进一步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等，批判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等错误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而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党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组织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大改进了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密切了党政军民间的关系，并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党也非常注重运用群众路线。“三三制”原则，就是党依据抗日战争形势，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并付之实施的，它的实行，给根据地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权利，加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有效监督。可见，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我党的群众路线，它正确地解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关系，既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辨证法。它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一切为了群众，才能实行彻底的群众路线。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她不仅能够而且必须一切为了群众，所以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能够真心实意地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一切为了群众，而其他阶级及政党则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切为了群众，在行动上就必须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们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就是对党有利的事业。因此，我们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方面不能借口照顾群众而对领导机关的正确政策和指示拒不执行，或消极对抗；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要执行领导机关的政策和指示，而不问这种政策和指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机械地照抄照搬，不讲实效。一切为了群众，就应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很好的统一起来。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群众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基本保证和集中体现。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最根本的利益为最大最重要的依据。当然，在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奋斗的同时，群众的眼前利益也不能忽视，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关心群众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这些小事情中认识我们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进而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群众路线最基本的原则。党为人民谋利益决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依靠群众去完成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离开人民群众的力量，党就会一事无成。一切依靠群众是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人们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都是人民群众不断实践的过程；人民群众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参与了精神文明的创造活动，同时其物质生产的实践为精神文明提供了源泉；人民群众还是改革的决定力量，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凭借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斯大林曾经将希腊神话中安泰与大地的关系比喻为党群关系、伟人和人民的关系，今天看来仍不无启示意义。安泰是一位著名的英雄，他力大无比，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他的敌手为了对付他，仔细观察，发现安泰每次与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大地母亲身上一靠，获得新的力量，战胜对手。依靠大地安泰克敌制胜，离开大地的依托，安泰便会显得软弱无力。他的敌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在与其决斗中将他举到空中，杀死了这位失去力量源泉的英雄。这个故事说明了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弱变强，无往不胜，是因为他紧紧依靠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挫折，党本身也难以生存。一切依靠群众必须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和解放事业，但这个解放事业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来完成。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充分估计了农民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认为要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完成国民革命，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占全国80％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来一个农村的变动。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实现全人类解放事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翁精神。没有人民群众积极而自觉地参与，就不会有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比一般群众站得高，看得远。加强党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蕴藏于群众中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任何削弱或放弃党的领导，忽视群众思想教育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群众不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的智慧源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而实践主要是群众的实践，必须依靠群众的实践来认识世界，又必须依靠群众的实践来改造世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群众路线根本的领导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就曾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④我们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做群众的知心朋友。否则，工作中就会少谋武断，甚至搞瞎指挥，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当她在南湖红船诞生之际，就提出领导、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的方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工人运动的高潮。然而，正如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是一个过程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一个过程，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掌握、对两头小中间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敌强我弱的革命形势之于联系群众的迫切性，尤其是对革命主力军农民这个群众主体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坎坷的过程，才逐步使党认识了群众，使群众了解了党。如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一次谈话所说：1921年建党后，经过了14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多少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随着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1918年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指出：“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凡可以阻碍这新运动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阻挡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⑤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也大声疾呼，解决社会问题“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921年蔡和森在他的文章中阐明了人民群众而非个别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这些探索虽然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作了最初的酝酿。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应扎根于群众之中，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1年，党的一大就提出了引导工人参加革命斗争的具体方针。1922年，党的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⑥在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同时，党与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迎来了第一个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大革命中，党深入农村，以两湖为中心，发动了农村大革命。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始终贯穿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萌芽的代表作。因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党领导工农群众，开始进行独立的武装斗争。党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湖南、江西、广州等地先后发动武装起义，党在这些地区争取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和军队就要失败，就不能生存。因此，在1928年春，毛泽东为红军规定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同年夏，又制定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科学概念，信中说：“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并指出，红军不应该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上去，这样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同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也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红军每到一处都积极深入群众，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各根据地出现了分田分地，农民踊跃参军的生动场面。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红军能够战胜强大敌人的根本原因。同时，党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土地革命，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摸索出根据地建设的方式，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对中国革命道路逐步探索中，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方法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以及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初步形成。
　　长征时期，党进一步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紧紧依靠人民，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歃血为盟，人民群众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等事迹，充分表明了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做出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总结，并在实践中坚持了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推动，群众路线得到了提炼升华，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丰富、全面的理论内容，成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延安，毛泽东总结了我党成立2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创造性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长期革命斗争中党群关系的理论结晶，它在大革命中萌芽，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初步形成，在延安时期成熟，无不集中反映了各个时期党群关系的密切程度。正是大革命时期党掀起的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使毛泽东才有可能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萌芽的不朽之作。正是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群众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使毛泽东等杰出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将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建立真正的铜墙铁壁；深入群众调查，在群众的斗争实践中才能产生正确的斗争策略等认识，初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也正是延安时期党领导群众的实践，使全体党员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把密切联系群众化为自觉的行动，群众路线才得以全面形成和发展，才实实在在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成为全党所遵循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写入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做了系统的深刻阐述，指出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⑦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其后，群众路线更为全体党员和干部所熟悉，在各项工作中得到普遍的自觉的运用，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党是为人民的利益存在和奋斗的，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同时，要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等错误倾向，使我们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理论上的深化和强调，实践中的贯彻与执行，使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延 安时期的革命主题。理论上有了完整地阐述，行动上有了明确的要求，实践上有了相互关联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从而构成了一个严谨的科学体系。这不仅加深了全党对这一精神的全面理解与认识，而且在行动上有可资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就为全党坚持、贯彻和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基础。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李大钊全集》，第11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⑥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0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