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问他有何感想，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他问毛泽东，共产党人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一道困扰了政治家们千百年的历史难题，毛泽东只用简洁明了的“民主”两个字便做了回答。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的回答绝非瞬间的即兴作答，而是一代伟人对人类历史的深沉反思和对革命实践经验升华的结论。
　　民主，是一个古老而恒新的问题，作为人类文明崇高的社会目标，历来为人们神往和追求。民主源于古希腊文，意思为“大多数人的统治”，后来演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人们明确把它提了出来，既是一个口号，又是一个目标。在中国，虽然民主这个概念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但追求民主的思想和观念则古已有之。在古代封建社会，一些聪明的地主阶级统治者意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提出了“民为邦本”、“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爱民”、“为民”、“忧民”的条条训戒。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爱民”、“忧民”只是一种标榜式的空谈，“民为邦本”也并非以民为本位，视民为主，最多不过是“为民做主”，皇权至尊的律条是根本不可动摇的。在千百年来的漫漫长夜中，为了民主自由，中国人民苦苦追求、屡屡抗争，无数仁人志士洒落过殷红的鲜血，却始终未能冲破封建专制的牢笼。
　　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民主理论，并以此为行动纲领和政治目标，建立了以代议制、选举制、政党制、分权制衡为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民主政治，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民主政治却刻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几个大字，它实质上是以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民主。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政纲，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并搬来了西方的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民主形式。但是，革命的结果是易桔为枳，这些初衷很好的“民主制度”变成了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许多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惰性”发作，只想做官，不思进取，革命成果毁于一旦。孙中山不得不多次改组国民党，直到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才使行将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获得新生。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然而，革命的结果是“换汤不换药”，蒋介石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民主对人民来说依然还很遥远。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开始了寻求真正民主道路的探索。党一成立，就明确地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以此组织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我党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提出并推动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调动和团结了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力量，胜利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但是，由于封建专制作风根深蒂固，建党初期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实践中却实行了与民主相悖的家长制的领导方式，压制不同主张，从而加强了其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加深了对民主团结精神重要性的认识。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地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②在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党要“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③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够坚持斗争，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的民主建设，建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士兵有说话的自由，使红军一开始就同旧军队的军阀主义划清界线，一扫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内部关系。在建设工农政权的实践中，党又努力探索民主建政的路子，采取了制定法律法令，以保障工农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力；发动群众监督，以保证民主政治之实施等措施，使昔日的“泥腿子”破天荒地成为社会的主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立，最终发展形成了民主的精神。抗日战争是一场实力与人心的较量。在凶悍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国民党实行的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不要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宣告破产。“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④中国共产党深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她一方面建议“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呼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⑤担负着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并把它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⑥。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内民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民主的作风、民主的风气渗透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全党把党的团结视为党的生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清了路线是非，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至此，民主团结的精神就以完备的形态形成了，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成为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12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同上，第25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