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延安精神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综述
　　延安精神是一种特殊形态，它既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因此，在它形成以来，从党的领导到一般理论工作者对它的内涵和历史作用、时代价值就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延安精神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入的时期，其主要标志：一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每当在重要的转折关头都突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精神没有过时，要继承发扬这种革命精神，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对此作出要求。二是在全国各地(包括部分军队院校和地方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延安精神研究机构。据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统计，截止去年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70多个市(地)、60多所高校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特别是以当年在延安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为主发起建立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16年来坚持宣传、研究延安精神不动摇，在全党和全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是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创办了《中华魂》杂志，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信息交流的平台。该会和各地研究会先后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有的被列入学校图书馆必备图书，有的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有的还被评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现就延安精神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延安精神的定义
　　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分歧比较大，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4种：
　　第一种，光荣传统说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光荣传统。延安精神是一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决定》)
　　就其实质而言，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它包含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科学精神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压、不信邪的大无畏精神等丰富内容。延安精神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生动体现。(陆恂：《时代需要延安精神，人民呼唤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从广义上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长期革命以及支前生产劳动中，孕育形成和发扬起来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道德等等各个方面，是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是集革命年代各根据地优良作风之大成的光荣革命传统。(陈真：《延安精神与以“四有”育人》)
　　延安精神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依靠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逐步形成的一种优良的作风和优良传统。延安精神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立场、必胜的信念和艰苦创业的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云生：《延安精神和现代化建设》)
　　第二种，中国精神说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化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一是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精神；二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从广义来理解，延安精神是这两方面的统一；从狭义来理解，延安精神特指第二层涵义。但是，从两者内在联系上看，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科学基础和理性主导，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和主体化。前者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归属于理性范畴，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优良品质的总和，主要归属于个性人格方面。但归根到底，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延安精神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结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沉淀。一句话，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汇流的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延安精神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和美德的表现，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本质。(郭必选：《延安精神及其创造性转换》、《自力更生：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延安精神是指延安时期的“延安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通过改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艰苦创业为典型表现形式的一系列具有鲜明求实性特征的、足以战胜困难、克敌制胜，夺取胜利的宝贵财富。(宋觉：《延安精神的本质和特点》)
　　第三种，普遍精神说
　　延安精神因其同民族传统精神的渊源关系以及同时代精神的现实关系，使其历史地和现实地上升为一种普遍精神。它已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成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普遍精神。探讨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哲学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延安精神从更高层次上进行思考。作者的初步结论是：延安精神体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三大原则：即自主——生存原则；能动——发展原则；尚俭——克己原则。这些一般原则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张淑明：《延安精神——自主、能动、尚俭》)
　　延安精神是一个内涵十分深刻，外延十分广博的事物，它既是人生观、伦理观，又是一种工作作风，敬业精神。因此，延安精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例如，从哲学角度看，延安精神集中体现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伦理学角度看，它又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延安精神可以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群众运动和精神刺激搞经济建设；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看，它表现为独立自主地创立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等等。(赵凌云：《延安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它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尚或党、政、军、民的精神状态。延安精神长期以来被简单地宣传和理解为“艰苦奋斗”或“艰苦朴素”，一提倡继承和发扬，就要求人们节俭衣食，朴素生活，这固然是延安精神的一个方面，但把它视为全部，显然失之偏颇。其实，延安精神的内涵博大精深。应该理解为它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尚或党、政、军、民的精神状态，包括人的观念。它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体现于党、政、军、民各个阶层，既有对民族、党的传统精神的发扬光大，又有自身的创新。内容极其丰富。(李明贤：《试析延安精神的内涵》)
　　第四种，执政精神说
　　延安精神是延安意识的产物。延安时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重大转折关头，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在延安等地创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模型推广到全国”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时期。将延安“模型推广到全国”的过程，也就是延安意识形成和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和发扬延安精神的过程。延安意识是一种领导意识，执政意识。在延安意识滋润下所形成的并推动我党从部分执政、地区执政转变为全国执政过程迅速完成的延安精神，实质上也是一种执政精神。(王振锋：《略论延安意识》)
　　二、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对此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多数学者认为，延安精神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实践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一种伟大精神。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
　　有的从当时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进行研究，认为延安精神是逐步孕育形成与发展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但中国共产党抓住民族矛盾上升这一历史契机，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团结御辱的局面。从此，陕北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延安成为全国抗日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延安精神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开始孕育、逐步形成与发展的。
　　有的以毛泽东在延安精神的形成中做出的贡献为线索进行研究，从他在理论创新上的独特贡献与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关系上进行论证，认为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创造者，其丰富和发展都与毛泽东分不开。
　　有的从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条件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其理论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形成；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其实践活动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凝聚延安精神核心内容——实事求是的延安整风运动：二是各解放区经济中创业精神体现最充分的大生产运动。
　　有的对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渊源进行研究，认为其历史渊源是吸收、消化、容纳了民族精神的优秀成分，这使其形成有了前提重要条件。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是其形成的现实渊源。
　　三、延安精神的内涵
　　中央领导和理论界对延安精神的内涵分别做出了不同的概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说法：
　　1．三个方面说
　　《中国教育报》2001年7月1日刊登的对延安精神的介绍说：“延安精神，就是以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为核心的革命精神。”
　　2．四个方面说
　　做出这种概括的领导人和学者很多，但说法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概括：
　　第一种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优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马文瑞：《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种是江泽民2002年4月1日在西安主持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提出的四个方面，他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有的学者认为，这几句话从思维、理想、道德、情操、作风等五个层面上，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内涵。
　　第三种是学者们概括的，如有的认为延安精神的内容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革命圣地延安巡礼》)。有的说延安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起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与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朱秋华：《略论延安精神》)。有的说它包括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等四个方面。(《弘扬延安精神》)还有的学者从伦理方面对延安精神作了概括，认为它包括四种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伦理基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价值取向。(吴刚、王世谊：《延安精神的伦理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3．五个方面说
　　有四种不同的概括：
　　第一种认为，延安精神的主要内涵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五个方面(綦常青：《弘扬延安精神毋忘艰苦奋斗》)
　　第二种认为，延安精神首先是勇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其次，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第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延安精神的基本特色。第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第五，民主、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精神的风貌之一。(《延安精神与物质利益原则相统一——论开展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动力》，郭德宏、牛兴华主编：《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
　　第三种认为，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积极负责，实事求是，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清正廉明。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可以用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两句话来概括。(郭德宏：《论延安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第四种认为，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
　　4．六个方面说
　　做出这种概括的主要有二种：
　　第一种表述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和干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团结友爱，发扬民主，顾全大局的精神”等等。(陈登才、郑志飚主编：《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种认为，延安精神“就是坚持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百折不挠的信念为之奋斗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进取、自觉奉献的精神；团结统一、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魏建斌：《时代呼唤延安精神》)
　　5．多方面说
　　这里列举五种说法：
　　第一种认为，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民主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但作者又指出，其基本内容是三个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张俊波、王禄林、焦连三、张远葆：《延安岁月》)
　　第二种认为，延安精神有很多基本点，“如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马文瑞，见《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序言)。该书的导论说得则与马文瑞不完全相同，导论中说：“延安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
　　第三种表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民主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其灵魂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武文孝、杨忠虎、敖海波、张远葆：《民族之魂——延安精神教育讲话》)
　　第四种认为延安精神包括的内容很广，“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奋斗，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军政军民团结，干群一致，民主集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作风；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理想等等”。不过作者认为“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四个方面。(何岗：《市场经济更需要延安精神》)
　　第五种认为延安精神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苦奋斗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厉行节约，避免浪费”的节俭精神；“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民主团结精神。上述八个方面，是延安精神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精神导论》)
　　四、延安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历史意义
　　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延安精神是延安时代的产物，它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各方面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而最终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衰落到振兴的转折时期。有的学者还特别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而延安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开启了新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延安时期它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赶超了一个历史阶段，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为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奠定了时代的基石。
　　(二)时代价值
　　理论界和学术界都认为，延安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阐发的角度有所不同。
　　比较多的是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延安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研究其当代价值的。随着党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研究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延安时期党局部执政经验的研究。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执政的环境、执政的要求和执政的目标变了，但执政的宗旨、执政的理念并没有改变。延安时期党局部执政给我们今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的经验主要是：第一，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群众认同的关系；第二，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关系；第三，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主要经验是：坚持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认真探索了科学执政的途径；坚持为民执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了民主执政的新天地；坚持以民为本，践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创建廉洁奉公的模范政府，实行廉洁执政。
　　有的学者以延安整风运动为个案，研究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所体现的求实学风、求是精神以及创新实践等方面的政治智慧，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主要是：从“改造学习”着手，树立求真务实的学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上与时俱进；从“转变立场”着手，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在造福人民大众的方针政策上精心谋划；从“精兵简政”着手，树立勤俭廉政的形象，在加强行政高效的体制改革上锐意进取；从“整顿文风”着手，树立真抓实干的精神，在改进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上返朴归真。
　　二是对“延安和谐社会”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孕育、产生于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的中国革命精神，特别是延安精神，在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延安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核心——为人民服务，现实中体现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是中国革命精神特别是延安精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现代价值之本源。
　　有的学者论证了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建设好新民主主义社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延安和谐社会，主要有以下几点：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依法治理——营造和谐的法治社会；保护人民的经济利益——建造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构建积极向上抗日的精神文化——营造和谐社会的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
　　有的对延安时期和谐社会的特征进行研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一是政治和谐，二是经济和谐，三是思想文化和谐，四是党群关系和谐，五是军民关系和谐。
　　三是对延安时期人民与政府关系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延安时期开创了我党历史上人民同政府关系最好的时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成了人民检查政府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人民检查政府的权利法制化；检查的渠道、方式多样化；民主政治社会化。对现实的主要启示是：必须尊重人民检查政府的政治权利，把它作为考评政府绩效、衡量政风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真借鉴延安时期的一些好的做法，如在选举中检查政府、实行自下而上的检查等，并在机制上加以创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增强人民检查政府的权利义务意识，提高检查的效能。
　　另外，也有学者对“延安精神”的人文意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大公无私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认同和维护、对最广大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提升，使“延安精神”具有了鲜明的人文关怀特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价值哲学和初步的治国理念，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尝试，其所彰显的民主、平等、公正、人民主权等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仍是我们当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外国人眼中的延安精神
　　延安以其黄土地的深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肉精神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倾心。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先后有来自美、英、苏、德、加、波、印、朝、日、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和工作。数十年后，延安精神成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所涉猎的一个热点。为使大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作一些介绍，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只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当年美国人眼中的延安精神
　　1．讲求实效，不尚虚文，不爱金钱。
　　自1980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间公私交际往来已日趋频繁。但美国官方和中国人民政权的接触，却可追溯到60多年前的1944年7月。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长期遭到国民党封锁，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1944年7月随着美军观察组到达，通往禁区的门户一下子打开了。美国人要上延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蒋介石允许他们上延安则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但蒋介石为防止美国人和八路军发生密切关系，对观察组的使命作了严格限制。他们的任务只是和八路军共同侦察敌情，搜集日本侵略军的情报，为美国空军提供陆空配合，还从名义上加以约束，称之为“观察组”。延安活跃的民主气氛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热情爽朗，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使得美方官兵都着了迷。他们也效法八路军，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上下级同桌用筷子吃和中国人一样的简单饭菜，美国人只多一份咖啡和牛奶油。“他们一周接一周紧张地工作着，挖掘他们称之为意料不到的敌情金矿。”据当时目击的美国记者阔瑟·斯坦说：“我从不曾看到过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时，这样不拘形迹，这样心情欢畅，能这样完全置不同背景、不同政治信念和种族差异于不顾，彼此合作得这样卓有成效，这样真诚地相互正确评价。”
　　延安人使得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捎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没有人开口要美援。有个美国人在延安观察了一周以后，对此不胜惊诧。他问斯坦：“这儿的人有点什么不对头吧?他们竟还没有问过我，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送坦克、飞机和重炮给我们；也没有问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日本佬揍得更狠一点。在那一边(指重庆)，人人可都是这样问的呀。”(黎泽济编译，原载《外国史知识》1986年5月)。
　　2．在中国，“延安精神”一直是一个有力的法宝。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7月担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政治顾问。他认为，从延安看今天，没有什么是令人吃惊的，而且肯定不是离经叛道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只不过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办那些很久以前他们就说过要办的事。他说，我承认我有过分突出了那种相似之处，而把历史简单化了。但是我认为这样看待延安的过去，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和领导层中的连续性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他认为，在中国，延安精神一直是一个有力的法宝。他说，我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发现人们一直用它来支持“文革”。现在我认识到，实际上“文革”只是利用了延安精神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只选两句话作为延安精神的象征：“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如果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了延安时期制定的和执行的全部政策，就会看到比起“四人帮”来，邓小平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更忠于延安精神。
　　美国学者眼中的延安精神
　　1．“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是胜利者留下的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其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
　　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专门有一节叫“延安传统”。作者指出：“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既然那些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因而毫不奇怪，他们在194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新问题所作的反应，都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在早期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4～65页)“而对其他人来说，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受他的影响最深的人们来说，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纪念的对象，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同上书，第65页)“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的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才被他们看成是革命变革的持续过程中的根本因素。导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践了这些价值观念，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斯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按照毛泽东主义观点，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导致了过去革命的成功，而且也是产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同上书，第66～67页)
　　2．“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与实践。以马克·塞尔登在1971年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提出的“延安道路”为代表，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解决，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都归功于其战时改革纲领，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利用群众路线方式开展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因此，塞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塞尔登的这些观点曾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塞尔登也对自己的研究作了反思，于1995年在《近代中国》第1期发表《再评延安共产主义》一文，同时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的修订版，即《中国革命——再访延安》。塞尔登指出，原著的中心论点，即“延安道路”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所作的总结依然是正确的。但他承认了早期研究中的不足，如没有注意到群众路线操作失当的问题。他指出，总结这些，“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也是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3．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著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和当代问题研究专家罗斯·特里尔认为，延安时期的毛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延安的岁月是毛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长时，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互助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厌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毛是否早已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还是仅仅只能称为“农民改革家”?外国的观察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神秘。在延安，毛没有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在整个边区还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1／3，1／3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1／3是毛称为中间分子的人物。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是这改变了大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通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当然，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普遍老百姓称之为“我们的政府”，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已存在。(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刘路新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法国学者眼中的延安精神
　　K．S．卡罗尔系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好友，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访问过我国，到过我国18个省、市、自治区。他所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原名《毛的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一部外国记者写中国的作品，出版后在国外影响很大。书中有专门一节“延安精神”。书中这样写道：
　　“评论家近来多次提到延安精神，认为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刻苦坚毅的斯巴达共和国，类似于1937年至1947年间他在中国西北组建的共和国。中华红色共和国于是成了一种幻想，但要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经济、社会环境下去考察。读者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大本营建在半干旱沙漠地带的西北，并不是出于对苦行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选择近代史上罕见的平均主义，也不仅仅是为了奉行一种学说。
　　如果说，中国现在确实在一日甚一日地‘延安化’。这是因为，它又一次面临着一场长期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而对手一开始要比它强大上千倍。1937年，它的对手是日本，现在呢?是美国。”(〔法〕K·S·卡罗尔：《毛泽东的中国》，刘立仁、贺季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多处重申了延安时代的纲领。在中国，‘文化’一词的含义与西方不同，在这个几乎不存在宗教的国家里，孔夫子价值观念维持着旧秩序的合理性，把中国人封锁在家庭和宗教的圈子里，根本不鼓励社会精神和民族感情。为了建设一个统一集体主义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分子一直主张对封建的旧文化和旧风俗进行造反。当然，在延安时期他们较为慎重，对于‘文化遗产’加以鉴别，而今天的‘红卫兵’则不分青红皂白了。也许，那时候他们想引导人民自己摆脱陈腐的‘过去’，而今天却要彻底战胜‘过去’仍在进行的负隅顽抗”。
　　“‘文化’纲领中唯一真正的新东西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延安时代，毛泽东还是一位不犯错误的神；他的权威是没有人怀疑的，但他和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特别是和八路军的著名首领朱德分享荣誉。在当时共产党的旗帜上，朱德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同时存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主义分子决定不以在世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市和工厂。”(〔法〕K·S·卡罗尔：《毛泽东的中国》，刘立仁、贺季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