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新的重要意义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否经受住各种严竣考验，取决于许多重要的因素和条件，但根本之点还是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乃党和国家兴盛之所系，是经受住执政考验的关键，是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一)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主要就是权力的考验。党能否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关系到执政党本身和国家政权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经受住执政考验的关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1945年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访问延安，看到共产党充满着生气，他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天下为共产党所得无疑。欣慰之余，黄炎培向毛泽东谈起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一政党，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率式的支配力，真可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希望中共诸君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说的这个“兴浡亡忽”的周期率，是指从艰苦创业勃然兴盛到走向腐败忽然灭亡的过程。毛泽东听后很有信心地明确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有两条办法可以防止腐败，一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发扬民主，让人民监督共产党〔1〕说明，早在共产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共产党能否跳出那个历代革命所无法跳出的“兴浡亡忽”的周期率问题给予了高度的警觉，他把脱离群众，腐化堕落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同共产党人为之毕生奉献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兴亡联系起来“为政不廉谓之腐，为政不勤谓之败”。腐败不除，江山不固；作风不正，事业不成。唯知此，方能跳出那个“兴浡亡忽”的怪圈，方能使党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对共产党所要面临的执政考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醒的，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
　　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有40多年了，究竟考及格了没有呢?全国解放后，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运用执政获得的各种优越条件，努力为人民谋利益，做出了大量有口皆碑的成绩，有效地抵制了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攻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符合人民利益，深得群众拥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大多数共产党员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每当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严峻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站在最前面的，仍然大都是共产党员。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优秀分子组成的党，才有了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回顾过去，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肯定地说：从总体上或本质上来说，共产党的“赶考”是及格的，至于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及格，那还有待于历史检验。
　　值得警醒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对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的重要性认识不那么清楚了，依靠群众不那么迫切了，向群众学习不那么认真了，对脱离群众带来的危险性感受不到那么深切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条件下，一些党员和干部在思想上和作风上很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党内滋长了严重的损害群众根本利益的消极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等。这种脱离群众的现象，虽是支流，但决不可轻视，对其斗争决不可松懈，如果执政党不加强作风建设，不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迅速恢复和加强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就会造成党和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党也有可能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每一个党员均应懂得：“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的道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都表明，共产党执政后，如果脱离群众，仍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其次，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庄严历史使命，要顺利完成这一空前的伟大事业，光靠少数党员是无能为力的，力量之源泉在哪里，胜利之根在哪里?就在人民群众。当前，提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是个伦理道德范畴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能否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能否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在纪念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这一条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轻视、不能放松的，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3〕这里需要正确处理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几个新的关系问题，一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依靠群众的关系。在和平建设时期，这两者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只有充分依靠群众，才能更好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凭主观意志蛮干。但任何经济规律都不是凭空而起作用的，不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实践活动起作用的，领导人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才能深刻认识经济规律的特点及其起作用的客观环境，才能正确地运用经济规律，达到预期的目的。二是管理者的知识和群众的知识的关系。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当然需要知识、技术和经验，但光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知识，技术和经验还不够，还需要千百万生产者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一个企业产品质量要上去，要打入国际市场，光靠管理者的经验或设计师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依赖于生产第一线的大批熟练工人，他们的知识技术和工作责任心如何，往往对产品的质量好坏和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制度和人的关系。国营大中型企业深化劳动、工资、人事、分配、社会保险等制度的改革，制定了许多新的制度和规章，这对搞活大中型企业，建立科学的企业经营机制，无疑将产生巨大的作用。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了群众的作用，以为有了制度和规章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哪管它什么联系不联系群众。这是危险的。应该看到，制度再好还是需要人去执行，只有广大职工群众自觉的、默契的配合，从内心拥护支持，好的制度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应有的效能。过去片面夸大群众觉悟的作用，搞“精神万能”是不对的，但不能反过来以为制度是万能的。在这些问题上真正认识清楚了，才能充分理解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请记住这样的诗句吧：
　　只要你扎根人民之中，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
　　只要和群众血肉相连，党就永远年轻不会朽。
　　(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能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我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迅速，国内任务艰巨繁重。回顾党的历史，每当党遭遇极大困难，出现重大失误，每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挫折，国内外敌对势力就要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就会同党争夺群众，而历史就会反复地证明“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古训。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打垮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而蒋介石之所以落得个“孤岛哀叹”的下场，也恰恰在于失去了民心。新中国建立以后，党依靠人民顶住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党的群众，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4〕
　　在探讨反和平演变的对策上，人们经过冷静分析，得出一个共识，即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存在着明显的抵御和平演变的优势和信心，因此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从外部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很艰难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国要出问题关键还在党内。就是党内部那些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分子。我国1989年夏季的那场政治风波之所以掀动得起来，一个深层的原因，难道不是人民群众对党内严重腐败现象产生不满，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接过反腐败旗号，恰恰利用了这种情绪，进而煽动宣传、蛊惑了一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所致吗?同样的理由，我国之所以能够闯过这一关，不正是因为人民群众从内心感激改革开放十年来带来的好处和实惠。一旦认清动乱者的真实面目是想推翻共产党并取而代之，就很快觉醒，站到了党的方面来之故吗?
　　只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只要党内还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就会给敌对势力以口实，因此进一步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抵御和平演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真正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有了根本保证。
　　二、在新的形势下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障碍和原因
　　正如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所指出：“必须看到，当前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败坏党的声誉，危害党群关系”。〔5〕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最大障碍，它导致党群关系出现紧张和裂痕。在一些掌权者中，有的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友谋求“好处”，生活上搞特殊化，在用人、提职、出国、分房、调资、就业、升学等方面“走后门”。有的人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只要自己能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有的人奉信公事私办，“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歪门邪道好办事，正儿八经不办事”。无怪乎一些人对世风发出如此哀叹；“道路难行钱作马，办事欲成酒当先”，“钱铺路，礼搭桥，没有走不通的道”。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在群众眼里无异于旧社会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是共产党中的败类，共和国大厦里的蛀虫。
　　某些党员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影响党群关系的又一大障碍和原因。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习惯于坐办公室，靠开会、打电话、发文件来领导的官僚主义，有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实际，爱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的官僚主义；有对工作不负责任，互相扯皮，专搞内耗，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也有保留了旧社会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对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敷衍推诿的官僚主义。诸如此类的官僚主义作风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给党的脸上抹黑，引起群众普遍不满。
　　党的一些干部搞特殊化，这是党脱离群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能正确运用权力，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千方百计谋取政策规定以外的好处，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或者在政策的弹性限度内，就高不就低，不顾具体条件，总是追求最高限度，比如坐车尽可能坐得更高级一些，住房尽可能住得更宽敞一些。对此，邓小平分析：“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像是理所当然。〔6〕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人民群众对于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党的威信也因此受到损害。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必须反对特殊化，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
　　三、努力恢复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一)必须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教育。这些观点主要包括：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
　　(二)拓宽党同群众联系的渠道。首先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即有目的有意识地深入到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去，同群众打成一片，摸清群众的意见、要求、希望、情绪等，掌握丰富具体的第一手材料。上级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调查研究，家访谈心，访贫问苦，干部蹲点，派驻工作队，建立党员联系户，在工、农知识分子及国外人士中广交诤友等，这些都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基本方式或途径。其次，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包括物质关心、精神关心和行为关心(如帮助农民“双抢”)。再次，要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如通过舆论宣传，报告会，典型感召，情感诱导，算帐对比等方法来教育和鼓动群众。除此，群众监督也是加强党群联系的重要手段。
　　(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反腐败斗争。腐败是最令群众深恶痛绝的，因而也是障碍党群关系的最主要因素，腐败不除，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难以保持和发扬，党群关系难以改善。那种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反腐败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就不能反对腐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不管难度多大，只要坚持不懈地抓，同时注意改进方法，反腐败是可以收到实效的。只有把反腐斗争当作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抓出成效，才能取信于民。
　　(四)要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现象和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及腐败现象，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有关制度。
　　例如，关于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在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之后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问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明确的规定，等。因此，要克服官僚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和完善这些方面的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7〕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提出要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的或目标，不仅是克服官僚主义现象要解决制度问题，克服特权现象乃至腐败现象，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五)加强联系群众的思想修养。江泽民在纪念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领导机关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做好群众工作，经常注意群众的情绪，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3〕可见，自觉进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修养和锻炼，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也是党组织对党员的严格要求。根据目前党员实际情况，应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培养热爱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没有热爱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就谈不上党性，谈不上实践党的宗旨，谈不上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不热爱劳动人民，不愿意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执政党党员的金字招牌谋取私利，这样的党员正是列宁早就揭露过的那种连白送都不能要的冒牌党员。只有树立了爱人民的感情，才能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为人民说话，才能自觉地走群众路线，用正确的群众观点来规范、约束、支配自己的言行。
　　党内不正之风久禁不绝，病根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感情淡薄了，把个人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他们对老百姓冷若冰霜，漠不关心，心中只装小家庭，唯独没有群众。他们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哲学，将权力当作“魔术”来要，变出钞票，彩电、冰箱、名牌烟酒……，群众找他们办正事，不得不“工农兵开路(十元钞票)，四大金刚出台(百元钞票)”。这还谈得上什么为人民服务。
　　一个和人民感情息息相通的共产党员，不可能不事事想到人民群众，不可能不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李瑞环在天津工作时，有一个“群众四最”的观点，即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畏，群众最可怜。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群众最可爱可敬。“民水君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一旦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得罪了群众，他们也可以把你掀翻，群众当然也可畏。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他们在吃穿住行诸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从这个角度说，群众又是可怜的。所以李瑞环提倡为人民办实事。
　　封建时代有的政治家也懂得体察民情。清朝乾隆进士郑板桥，在做知县期间，十分同情和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总希望为百姓多做好事。他曾写有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8〕连风吹竹叶响，都当心是不是老百姓的疾苦声，可谓时时处处想到庶民也。封建时代廉官清吏尚能想到这一步，作为人民公仆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更应该一心想着群众了。
　　第二，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密切联系群众，还应该在观念上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否则就很难迈开联系群众的步子。
　　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9〕他把为群众服务同领导权直接联系起来，把服务看成是领导的本质内容，是对执政党领导作用的一个根本性规定。一提起领导，不少人想到的只是向群众发命令，管钱、管物、管人，没有想到领导就是服务这一层。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领导变成服务，就失去了领导者的气度，领导就是当官，就要高群众一等，群众必须服服贴贴听领导指挥，不是领导为群众服务，而是倒过来群众应该为领导服务。在这种错误观念驱使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是立志做大事，而是立志做大官。有的公开向党组织伸手要官要权。像这种浓厚的当官心理，而无做人民公仆之心的人，怎能过好联系群众这一关呢?
　　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群众多办实事。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用他的言行回答了这一点。他说，“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这是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是否具有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否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考验。
　　第三，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没有监督的人民公仆容易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和官僚。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监督，无疑会促使对腐败变质保持高度警惕，但这仅仅是监督的一方面职能。从另一方面来看，人民监督又是对人民公仆的爱护，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负责。因此领导干部在接受群众监督时，态度要主动，要发扬主动的精神，为群众提供监督条件，支持和鼓励群众对自己的监督。当然坐不正、行不端的人是害怕或不敢采取这种大度的姿态的。应该明白，群众监督党员干部，是他们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具体体现。不能把群众的监督看成是和自己过不去，更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对群众冷眼相看，打击报复。要闻过则喜，不要闻过则“跳”。要求群众对自己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方法百分之百的得当，否则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予以拒绝，这就对群众太苛刻了，是消极地对待甚至是拒绝群众监督的表现，必须坚决改正。
　　〔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64页。
　　〔2〕阎长林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79—380页。
　　〔3〕载1993年7月1日《人民日报》。
　　〔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39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9页。
　　〔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90页。
　　〔7〕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7—288页。
　　〔8〕这是郑板桥做山东潍县知县时，送给巡抚包括一幅画竹上的四句诗。题目是“潍县暑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载《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56页。
　　〔9〕《十二大以来》(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7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