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部公仆意识弱化的原因和表现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是革命前辈对延安岁月的心向神往。
　　“假如我再在延安生活一个星期，我相信我也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是40年代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后发出的由衷感慨。
　　中国的、外国的、革命的、旁观的，旧中国那贫瘠的延安靠什么像磁石那样吸引、折服着他们?这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人类和平、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献身，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是毛泽东对延安精神实质的最好概括。
　　当代历史跨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花花绿绿的商品世界令人目不暇接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党魂的延安精神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使人们忧虑的是，在一些干部中“公仆意识淡化”的现象正日趋严重。一些干部逐渐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滋长了官僚主义习气，对个人利益考虑越来越多，追逐名利地位，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党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群众的带头人，他们的精神面貌如何，对全社会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公仆意识淡化”虽属少数干部的行为，但从党外看，势必导致党脱离群众，从党内看，势必使消极腐败现象增多，从长远看，势必危及党的生存和执政地位。因此，用延安精神强化广大干部的公仆意识，是摆在干部和党员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公仆意识淡化”是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之势走向市场，扑面而来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有历史的沉疴，也有现实的问题。
　　(一)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对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没有竞争就谈不上市场经济。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竞争，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优胜劣汰，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成分组成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经济运行中的分散决策，使市场竞争的目的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现个人利益本位利益同社会利益相背离的情况。例如在竞争中为取胜而不择手段，行贿手段之高明和无孔不入，使我国在计划体制下为保持干部廉洁的一整套方法和制度显得力不从心。
　　(二)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原则，对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提出了新的挑战。求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经营的直接目的，一切企业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无不是以谋求盈利最大，效益最佳为目标。这种求利性原则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促使企业改善管理，降低成本，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物质利益关系反映出巨大的诱惑力，刺激社会上资产阶级的投机心理和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目前在党政军民学，全民性的经商活动的背后，躁动的正是这样一种急于求利求富的心态。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政府工作人员求利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权钱交易。
　　(三)市场经济遵循自主性原则，对广大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提出了新的考验。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主体有充分的自主权，减少决策和制约层次，增强经济活动主体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但随着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自主性原则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增加，也会使一种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淡漠，不能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局部和全局、下级和上级、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只要个人和局部的自由，不要组织纪律，搞分散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近年来多次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令五申屡禁不止的现象，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反映。
　　(四)一些基层党组织对企业领导体制的转换还不适应，党的建设有所放松。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减少决策层，以提高对市场的快速反映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必须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赋予厂长(经理)更大的权力，使其在企业负起全面领导责任。而党的基层组织则从过去一元化领导的地位，转变为保证监督。现在中央虽然对企业基层党组织规定为政治核心地位，但在实际操作起来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一些单位，党的建设还难以真正摆上议事日程，或者虽然坚持了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但流于形式的较多，党的组织生活质量下降，一些党员干部的责任感逐渐淡漠，对组织活动缺乏积极性，甚至认为越修养越冒傻，越讲党性越吃亏。
　　(五)理论和实践的反差，导致认识上的困惑和迷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此广大干部是衷心拥护的，但当前对一些具体问题“说不清楚”“弄不明白”的也不少。例如在党的建设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太大，究竟是党建理论出了问题，部分理论陈旧和过时了；还是实践出了问题，部分实践偏离了正确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错误认识大多是由各种错误思潮引起的，而现在更多的则是由现实问题引发的。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必然导致行为规范方面的失控。
　　(六)在转变观念和发扬传统的关系上出现偏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必然引起两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的冲突。特别是在沿海开放地区，一些新观念不断涌现，而原有的一些观察问题的思想观念、价值尺度已不能完全正确地判断社会现实中的是非曲直。在实践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必须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根本上摆脱过去“左”的思想束缚。但绝不能因此而把党的好传统，诸如：三大作风、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等也当作陈旧、过时、保守和落后的加以贬低和抛弃。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干部中讲排场、摆阔气，奢侈之风盛行，其挥霍浪费程度之高，连发达国家的外国友人都瞠目结舌。
　　(七)干部队伍的急剧膨胀导致干部队伍素质的下降。在任何政治体制下，社会为了维持公共生活，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官员的数量总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如果官员人数不断增加，超过社会的需要和负担的能力，就会像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的需要量一样发生官员队伍的膨胀和贬值。据统计1979年全国靠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为1500万，到1991年已增至3400万人，每年以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干部数量膨肿速度如此之快极易造成良莠不分，鱼龙混杂，使一些素质本来不高的人加入到干部队伍中来，一旦遇上合适的时机便以各种手段捞取实惠，甚至徇私枉法。
　　(八)干部的经济收入偏低，一些人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来换取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满足。由于我国的党政群机构庞大，人满为患，而国家开支的行政经费又有限，造成党政机关干部的平均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一般成员的平均收入的状况，尤其是那些中下级和一般干部。因此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灰色或黑色收入，对于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富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从经济根源看，目前党内存在的腐败行为，和干部队伍的经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九)缺乏制约权力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监督控制系统。从权力的角度看，腐败是政府官员为获取私人利益而对手中职权的非正当的运用。为了防止腐败，社会有必要建立一种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监督控制系统。由于许多复杂的因素，我国的社会监督控制系统还很不健全。例如新闻传播媒介在世界许多同家被公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防止权力腐败的“第四权力”，即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列的第四种权力，被视为是制约国家权力的权力。它能起到其它政府机构无法起到的广范围、大公开的监督作用，有很大的动员威力。我国的新闻传播媒介虽然也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批评曝光，但涉及到某些人物的腐败行为就回避了，被群众称为“打苍蝇不打老虎。”
　　(十)从社会的角度看，当前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如行贿受贿是一种双向的行为，既要有接受贿赂的官员，也要有提供贿赂的公民。公民对待贿赂的态度是贿赂能否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尚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公民普遍缺乏现代社会的法制意识和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认为自己无须为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一方面对没钱办不了事，进贡，塞红包，摇头叹息，气愤满怀；另一方面为了自己获得方便，又到处托人，拉关系，对腐败现象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延安精神是强化干部公仆意识的有力武器
　　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延安精神强化干部的公仆意识? 
　　(一)必须在广大干部中坚定地进行延安精神的再教育。延安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物。它所体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增强干部公仆意识的强大思想武器。问题是不要把一种新事物当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把它本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功能一厢情愿地统统赋与它。例如一说搞市场经济，似乎只要“市场化”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再比如，把经济责任制变为“以包代管”。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不少地方还是一手硬一手软，甚至“一手硬、一手无”。导致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泛滥，经济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我国经济工作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再次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有先进的思想作为精神动力。有人说，现在不少人都重利益，讲交换，今天还提倡延安精神行得通吗?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我国当前尽管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民主革命时期，一些老前辈们都能够抛弃个人升官发财的机会，毅然从大城市到延安吃小米，住窑洞，甚至献出生命，那么到了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怎么反而可以降低标准呢?作为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就是要为了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而甘于自己吃亏、吃苦牺牲、奉献。否则就和党的宗旨不相称了。如果党员、干部在这方面做得好，就能够得到人民真心的爱戴和拥护，否则就将被人民所抛弃。
　　(二)抓好典型。这是党传统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一是要大张旗鼓地树立正面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60年代党曾树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样的典型，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尽管目前党内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但绝大多数干部对消极腐败现象是坚决反对的，各地都出现了许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政为民的好干部和积极同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好同志。对他们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形成弘扬正气，抵制歪风的良好环境。二是抓住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当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的执纪过宽、执法不严的问题，不仅直接破坏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纵容和加剧腐败行为的泛滥，触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再不能把从严治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中，宣传在报刊上。“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4〕越是高级干部及其子弟，影响越大。对他们的违法乱纪事件，越是要抓紧查处，并公布处理结果，才能消除群众的怨气真正取信于民。
　　(三)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对滥用权力的约束力，是保持干部的公仆意识和权力行为的保证。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这些“勤务员”，只有经常“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才能彻底消除“国家等级制，最主要的，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党内监督体制。现在的监督体制只有上级对下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对群众的监督，而缺乏群众对干部，党员对组织，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使党内监督机制形不成一条相对封闭的回路，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权力和利益搅和在一起的机会增多，迫切要求制定更切实、更完善的党内监督措施，以有效地抑制以权谋私行为。二是社会监督。民主评议党员是近年来创造的一种既不搞运动，又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对党员和干部进行监督的有效形式，应当坚持下去。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它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方面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新闻媒介在坚持党的宣传政策，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监督，其作用和效果都是其它监督形式所无可替代的。
　　(四)要使思想导向和政策导向两者协调、统一。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也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合理的个人利益。党的干部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要生活，也要发展和提高自己，也需要得到必要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因此必须注意把教育导向和政策导向统一起来。如果认为思想教育的功效是万能的，脱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现实，忽视广大干部尤其是机关干部因工资低、待遇低、生活压力大而产生的躁动情绪的现状，只注重思想教育导向，而没有相应的政策导向；只讲“正确对待”不重视解决实际困难和切身利益，也会挫伤其积极性、造成逆反心理。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04页。
　　〔2〕《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10月第1版，第2507页。
　　〔3〕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刊《新视野》1993年第5期，第23页。
　　〔4〕〔汉〕桓宽《盐铁论·后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