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延安文艺工作者90多人参加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座谈会共举行三次大型会议。毛泽东在第一次会上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手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他指出，如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地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目的，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演出的盛况。说该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柯仲平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在发言中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欧阳山尊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者。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座谈会上有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空空洞洞讲了1个多小时，有人忍不住喊道：“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有人宣传“人性论”，说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文章。有位党外作家提出：“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胡乔木对此回答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持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立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5月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总司令讲话指出，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说，他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世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我从来是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朱德针对这些话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的问题，朱德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法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作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朱德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穿的住的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呵!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毛泽东对座谈会做了总结，亦称“5·23”讲话。他说座谈会开了三天，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泽东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和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彻底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讲话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统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