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同志关系，在几千年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一朵用人间最高洁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作为“泥土”培育而成的、初绽的蓓蕾；是一朵用人间最纯真的，只有献身于革命的人们才有爱的“心血”浇灌而生的、初绽的蓓蕾。那是一朵香溢万代的、初绽的蓓蕾。是蓓蕾迟早要开出鲜艳的花。延安时代的同志关系，便是这样一朵初放的鲜花。
　　陕北苏区的老红军战士们，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志丹率领下，经过浴血奋战，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它迎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它迎接了在广大白色恐怖地区做地下工作多年的秘密工作者们；它还迎接了全国数以万计的，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革命青年。这四股革命的洪流，聚集在党中央周围，他们之间的同志关系，当然不比寻常。他们都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走到一起来的。它是由革命精神最高洁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它是由革命精神最高洁的人们，阶级友爱最纯真的人们，经过了患难与共的艰苦奋斗之后才形成的。因为党中央在延安，使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与出发点”、“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摇篮”，全国革命者与进步人士人人心向往的地方。那时延安的同志关系是圣洁的。有私心杂念的人，去延安，很少能对这种同志关系起到干扰作用。阶级的、同志的、大公无私的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发生了支配一切的作用。一片安定团结的战斗的景象。
　　延安时代，是供给制，那时的人们参加革命只是为了要革命，是不怕流血牺牲才来的。除了自己生产劳动供给自己吃、穿、用与办公费之外，没有工资、没有特权、没有高于工农群众的物质享受。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展的党，是一心为公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人，是大公无私的。他们之间的同志关系，只讲马列主义，不顾个人私利的关系。
　　那时，在一般同志之间，象书记与部长、部长与干事、干事与干事，军官与干部、干部与战士、战士与战士、校长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只有社会的分工不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当干部的就是挑担子，比工农兵群众挑更重的担子。当领导干部就是挑重担，比一般干部只是更累一些，而且，大家都把这种关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各种革命者之间，毫无例外，都是情同手足，以平等待人，互帮互助，教学相长的同志关系，没有上下级之间的隔膜与能上不能下的风气。
　　那时的干部，不分昼夜的工作，没有上下班制度，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官、不为老婆孩子与小家庭，大家都一心为党，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谁都抢着要多干工作，谁都争着到敌人后方去工作。谁的思想只要有一点私心杂念，就会立即得到同志式的帮助。那种帮助，是要真理、不要面子的。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因为彼此都开诚布公，也不会影响同志关系。
　　那时，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为了向工农干部学习，并发挥同志间的互助友爱精神，天天写日记，检查今天的生活，计划明天的生活，包括要完成几件什么工作任务，要向谁学习其所长，要帮谁克服其所短，等等。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如果说延安的同志关系情同骨肉，确也名副其实，甚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的党群与军民关系，继承了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是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只要谁脱产参加了革命，好象便都具有了那“坚持不懈的战斗意志和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对于老百姓，只有一个心眼，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年轻的党政军干部，见着年老的工人农民，都尊称为“老大爷、老大娘”，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革命的主体、主人，最有实践经验与感性知识的人。工人农民则把我们称之为“同志”，把革命干部看作他们的带路人与代言人。干群之间的同志关系，是亲密无间的。
　　当年，年富力强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生活上，与大家一个样。下级同志当然都因关怀领袖健康而要求给予特殊待遇，然而，他们都拒绝了。他们亲自发动与带头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他们种菜、纺线、背着粪筐沿街拣粪，与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除此之外，还夜以继日的深思积虑，领导着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毛泽东主席走在延安街上，无论遇见谁给他敬礼，都郑重地还礼；周副主席甚至亲自到三五九旅家属驻地，召开孩子妈妈座谈会，他现身说法，说明母亲不可以娇惯儿女的道理；朱总司令在“抗大”常常像个老妈妈那样，对围坐在他四周地上的青年人作亲切的谈话，指导同志用心学习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