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一生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他刻苦学习和认真读书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到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不但抓住一切时间自己读书，而且号召全党同志认真读书，研究马列主义。
　　1938年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一次讲话中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初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广泛收集马列的著作，集中精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列主义的哲学、军事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阅读、圈划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斯大林的著作和《马、恩、列、斯论文艺》等。
　　对于哲学，毛泽东早年就很有兴趣。初到延安集中一段时间研究哲学，批读过大量中外哲学著作。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研究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学习的重点。他多次读《孙子兵法》，从中汲取古代作战思想和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在《毛泽东选集》有关军事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论述军事时，引用了不少《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中的典故。在吸收祖国文化遗产中如何“取其精华”。
　　毛泽东读军事书，更重要的是，他能通过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产生出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这个时期，他写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光辉的军事著作。
　　193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苏联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有34万多字。毛泽东在全书491页中，留下批划符号的有186页，将近全书的五分之二。写有2600多字的批语。对对立统一规律和认识论写了许多批语。对书中有关哲学观点，在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1937年5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李达将书寄给毛泽东，请其指正。毛泽东对李达寄的《社会学大纲》十分赞赏，在延安一次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十遍，我写信叫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看看。”他说：这部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1939年5月，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出版。汇集了延安出版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有37万字，毛泽东批读了三遍。在全书500多页中，几乎每页都有批注，批注文字约有3200多字。
　　毛泽东历来对历史学非常重视。延安时期，他用了很多时间学习和研究中外历史。1939年1月17日，他给历史学家何千之的信中说：“看了你的来信很高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读的史书有：《史记》、《资治通鉴》、《汉书》、《二十四史》等。以后毛泽东对历史学家吴晗谈到《资治通鉴》这本书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的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史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本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收经验教训”。
　　延安整风时期，1944年3月19日至20日，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毛泽东看后用红笔划出来，让秘书将这四天连载的文章“印成册子，人手一份”。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谓“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随后土崩瓦解，这样一个错误是非同小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犯不起!《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学习中的必读书之一。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毛泽东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史、世界史举例之多，这与他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外历史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