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传世之宝，是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融为一体，培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文明成果，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厚的无产阶级烙印。它有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生命力。
　　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根，儒文化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根深蒂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灿烂文化，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从而铸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世界的文明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上一世纪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即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半月谈》刊载，日本经济管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借鉴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孙子兵法》被日本企业家奉为重要的“教科书”，非常推崇中国的儒家哲学和《三国演义》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任人唯贤”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日本企业培训职工的“经营道德课”的教科书就是中国的“四书五经”。松下商学院每天早上“天天读”的课本是中国的《大学》、《论语》、《孟子》和《孝经》，日本企业开展的“全面质量管理”和职工提合理化建议，是从中国的“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政三结合”学来的。儒家注重教育，注重人际关系，注重勤俭，这些对青年勤奋努力学习，对我们国家的今后发展都是很重要的。我国的八大古籍《三字经》、《道德经》、《菜根谭》、《红楼梦》、《三国志》、《孙子兵法》、《周易》、《唐传》风靡世界。《三字经》第一部英译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向世界各国发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计算机的进律就是根据《周易》发明的。因此，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与延安精神的产生、发展，不会是没有关系的。延安精神，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稳固的根，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灭的魂。用革命的优良传统，追记前人，激励今人，昭示后人。把延安精神同民族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认识，它就不存在什么过时的问题。
　　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奋斗了一生，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作为他理论思想、道德哲学的核心，肯定了“民本位”否定了“官本位”的思想，要求官是公仆，不是老爷。他高度升华了民族文化传统。因此，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强调人民的精神，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的，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我们干部就要真正认识到人民是父母，如陈毅的诗：“来自人民莫作恶，若离人民怎能活”。江泽民同志在任党中央总书记时，曾在春节冒着严寒，翻山越岭，穿行在山西的三晋大地，把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基层，并深情地说，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鲜明特点和政治优势。
　　为人民，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一九三五年刚到陕北他的著名诗作《沁园春·雪》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延安整风时期他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学习，让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的骄傲的错误。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引用了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把人的生死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号召联系起来。他在“七大”闭幕词中引用了《列子》中的“愚公移山”的寓言，要我们干部去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延安时期，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视为我党我军的最高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头至尾体现了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教育我们的干部，历史属于人民，谁和人民站在一起，谁就是强者，谁就被人民所拥戴。列宁说过，最严重，最可怕是脱离群众。因此，回忆延安时期，以艰苦奋斗为乐，以服务群众为荣，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群众愿意舍生忘死跟着共产党干，还不就是看准了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当家作主能过上好日子。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能丢。彭真同志讲过，延安时期刘少奇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同志听了很高兴。并说，讲得对，讲得好。林伯渠用“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盖上自己名字的红色大印贴在床头上，作为座佑铭。一九四五年的三月，毛泽东、周恩来为林老祝寿，送了一面红旗上书“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讲过，要使群众支持革命战争，就要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今天，我们要使群众支持改革和经济建设，也要关心群众生活，发挥人民在改革中的自觉性、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使经济建设成为人民自身的生活来关心和参与。这样，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蓬勃地向前发展。
　　历史都有继承和借鉴的作用，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影响要把它当作革命传统来思考，也当作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来理解，就是要把延安精神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起来分析组织和研究，使延安精神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提供精神动力和精神智力支持。我们大力发展经济，为的就是能幸福、文明地过日子，否则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物质贫乏是暴露社会的落后，精神贫乏显示民族衰老。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对记者说过：“现在当大学校长，首要的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怎么才能使他们这一代青年人把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且发扬下去，这是摆在我们这代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语重心长地说：“爱我们的国家，就要爱我们的历史。说得更完全些，还要爱我们的文化遗产，爱我们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