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魂。它形成的一套优良传统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反之，就必然遭到挫折和失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离开，甚至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了十年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拔乱反正，我们首先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传统，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取得了辉煌成果，这是我们恢复了延安传统的结果。
　　近些年来，由于我们注重了抓经济建设，以至在个别党员中出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封建残余思想的沉渣泛起，导致出现了官僚资本主义和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对此非常愤恨，强化廉政建设也已经提到了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江泽民总书记号召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一优良传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党和其它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如果一个党不管人民群众的疾苦，不关心群众利益，专替自己打算或某个小团体打算，甚至以人民的老爷自居，损公肥私，贪赃枉法，完全堕落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者，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败类、人民的罪人。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被称之为人民的民主政府、廉洁的模范。人们称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而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根本不愿做公仆，事事以上司、父母官的口吻训人，反把人民当做他的仆人，似乎群众向他行贿是孝顺他，是理所当然的。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成为普遍理象。这些官僚主义的衙门作风是应该予以扫除的了。那么这些腐败现象的实质就是这些领导干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三心二意也做不到，他们希望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列宁曾经说过：“官僚主义的脓疮是存在的，这是大家公认的，必须同它做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做斗争的绝对必要性，这种斗争也象同大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里也提到了它。”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埋没了潜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巨在后备力量，使我们不能利用，它力图打消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用文牍主义束缚它，结果使党的每一新的创举都变成琐碎无聊的小事。其次，官僚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反对检查执行情况，企图把领导机关的重要指示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一纸空文。有危险的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我们机关留下的那些旧官僚主义分子，而且——特别是——那些新官僚主义分子，即苏维埃的官僚主义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官僚分子也决不是扮演末等分子的角色。我们指的是那些把文牍主义的命令和“指令”奉为偶像的“共产党员”，他们力图用这样的命令和指令来代替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
　　“任务在于击破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官僚主义，消灭官僚主义的风俗和习惯，为利用我国制度的后备力量，为发挥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扫清道路。”
　　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者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破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那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他还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级。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就很好，应该革掉。”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发扬延安精神的群众路线，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一定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