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了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1935年的遵义会议恰恰是“中点”。前十四年，我党犯过一右三“左”错误，中国革命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后十四年，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走向成熟，中国革命转败为胜，取得成功。广义而言，延安时代正是新民主义革命的后十四年，狭义而言，延安时代指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实际上中共中央在陕北不足十三年，但人们习惯称，陕北十三年或延安十三年。从党史分期看，延安十三年跨越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从遵义会议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十四年，延安时代十三年。在其两头一年多遵义会议1935年元月召开，10月就到陕北，1948年3月离开陕北，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以，1935年元月至10月可作为延安时代的开头，1948年3月至1949年10月可作为延安时代的结尾。总之，广义延安时代从时间上可包括十四年，狭义从时间上指十三年。
　　在延安时代这十三年间，根据历史进程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变化，可把延安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35年10月19日到吴起镇，止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为第一阶段；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为第二阶段；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为第三阶段。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在陕北十三年，其中在延安十年两个月。所以，称这十三年为延安时代是恰当的。
　　(一)初到陕北，定都瓦窑堡、保安。(1935.10.19——1937.1.13)约一年三个月时间。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吴旗，在吴旗大峁梁进行了“切尾巴”战斗，消灭了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1个骑兵团，击溃3个团；接见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初步了解了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10月28日，党中央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这是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到这里后，立即决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王首道、董必武等先到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解决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部署直罗镇战役。11月4日毛泽东等离开下寺湾，到史家湾、东村指挥21日至22日进行的直罗镇战役。这一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当天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因陕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8人。11月28日，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十大救国纲领。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12月13日，毛泽东等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瓦窑堡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的故乡，也曾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党在全国各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瓦窑堡发出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6日毛泽东等离开瓦窑堡，率部东征。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5月4日，毛泽东率东征总部回到延川县，5日，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返回瓦窑堡。在瓦窑堡期间党中央还对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作出了决定：制定了华北工作方针，派刘少奇前往华北；对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大量的工作，促使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创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红大”后来由保安迁往延安，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6月21日国民党军袭击瓦窑堡，中共中央撤离。7月3日，毛泽东等移驻保安县城。保安是陕甘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城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堡垒。在保安期间，中共中央，组织指挥了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取得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胜利。另外，再次调整策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平解决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月底，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此外，在保安毛泽东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医生。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从陕北延安等地撤走，让出延安、甘泉、鄜县三地给红军，中共中央领导机关1937年1月10日由保安县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
　　(二)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后方。(1937.113——1947.3.18)约十年两个月时间。
　　中共中央到延安后，首先在凤凰山麓住了一年又十个月(1937.1.13——1938.11.20)。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先后召开过六次重大会议。第一次是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后来指出，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第二次是1937年5月2日至4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第三次是1937年5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关于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党的白区工作由“左”的错误向正确路线实行转变的重要标志，对发展党的白区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议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9月至14日，中共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战爆发以来党的工作，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正确意见系统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但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又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工作问题。在会上王明认为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观点是正确的，继续坚持和发挥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在会上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抵制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会后，王明以个人署名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项英、陈云、刘少奇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会议作出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分别由周恩来、刘少奇担任书记。总之，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党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开展。会后不久，由于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移驻杨家岭。
　　中共中央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3年初，住在杨家岭。1943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迁住枣园办公。但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中央机关一直在杨家岭到1947年3月l8日撤离延安。1938年11月20日，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司令部迁住王家坪，朱德从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一直住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在撤离延安前，也曾在王家坪住过。
　　党中央在杨家岭、枣园期间，组织领导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抗击了日寇和伪军的侵华战争，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和召开了党的七大，决定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建立东北根据地以及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等重大问题。
　　在杨家岭期间，党中央先后召开过三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是1943年3月16月至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责，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组织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会议认为，为保证党务各种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取得更加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总之，这次会议从组织上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地位，调整和精减了中央机关，加强了中央的集中领导，是党一次十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次是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党的高级干部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党内思想在马列主义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党章草案、军事报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决议》对党的斗争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总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次重要会议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开幕词，《愚公移山》闭幕词。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讲话。这次大会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新党章有三个特点，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详细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等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说，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七大”标志着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一面依靠美援，积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一面又作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定大计”。为此，中共中央在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从8月28日到1O月10目，通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1945年9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东北的形势和对东北的方针。15日党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19日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向东北调遣了两万干部，13万部队，建立了东北根据地。《指示》最后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机构。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1946年6月，中共中央调整和充实了东北局和民主联军的领导，8月成立了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从此，东北党政军建立了一元化领导，建成了巩固的根据地。
　　自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8个月时间，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部队共歼敌67个旅，约70万余人，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为了统一全党对当前形势的认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二月会议”)。会议讨论了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等，主要议题是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根据对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具体部署了全党的工作。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对形势的预测是正确的，及时向全党指出这个形势是必要的，同意立即向党内下发这个指示。这次会议，对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有重要的意义。
　　(三)转战陕北(1947.3.18——1948.3.23)约1年时间。
　　蒋介石全面进攻破产以后，开始向山东、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23万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其目的是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枢。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先后经过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子州、靖边、安塞、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12个县的30多个村庄，行程2千余里。在转战陕北的一年时间里，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曾住过许多地方，但开展活动较多的主要有七个地方。
　　194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子长县的任家山。23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习仲勋关于青化砭战役的计划，25日青化砭战役不到两小时，消灭敌31旅旅部和1个团，活捉敌旅长李纪云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祝贺青化砭战役的胜利。28日，毛泽东等率中央机关离开任家山到达清涧县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也称“枣林沟会议”)讨论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分工问题。会议决定中央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央工作，简称前委，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委，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保障工作。
　　1947年3月底中共中央前委离开枣林沟，于4月13日到安塞县王家湾。在这里共住了56天。在这里部署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4月14日敌135旅在羊马河地区被我军全歼，活捉旅长麦宗禹，首创西北全歼一个整旅的范例。15日中央军委通电嘉奖西北野战军，指出：羊马河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沉重的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提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在电报精神指导下，西北野战军又组织了蟠龙战役。5月2日，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习仲怀关于蟠龙战役计划，并指出：如获胜利，影响必大。蟠龙是敌人战略补给要地，存有大量军用物资，由敌167旅及陕西人民自卫军“卫总队”固守。3至4日的蟠龙战役，全歼守敌6700余人，俘获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军装、面粉、子弹等。到5月底，我军取得了陕北三战三捷、豫北攻势，晋南攻势，正太战役、孟良崮战役、东北夏季攻势的胜利；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第二条战线正在逐步形成。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6月初，刘戡率4个半旅向王家湾扑来，7日，中共中央撤离王家湾，8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又称“小河村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战争形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和各个战场的作战配合等问题。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战场形势，总结了作战经验，并根据战局的变化，调整了战略部署，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有利条件。会议结束后，西北野战军主力直逼榆林，胡宗南率部北援，蒋介石飞往延安督战。8月1日，中共中央离开小河村，19日到达梁家岔，在这里，中共中央部署指挥了沙家店战役。20日敌123旅被全歼，活捉旅长刘子奇。敌整编36师6000余人被歼。至此，胡宗南号称20万大军进占延安，半年中，被歼和拖垮近半数。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彻底失败和西北野战军反攻的开始。毛泽东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峁，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8月24日，中央前委机关到达佳县的朱官寨，9月1日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9月23日中共中央转移到佳县神泉堡。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23日，毛泽东率以“亚州部”为代号的中央机关，到达米脂县杨家沟。为了夺取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至28日，在这里举行了重要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会议”。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迅速将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在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毛泽东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以及其他重要决定。会议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十二月会议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194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撤离杨家沟。23日到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同年5月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在陕北十三年的战斗里程结束了。离开陕北到1949年10月，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时代载入史册。
　　延安时代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早作过评价，他指出，陕北有两点：一是落脚点，二是出发点。具体说，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总之，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