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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3.改革开放与开拓创新

宋觉,袁福堂,张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二大,开创了全面改革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任务。改革的潮流已席卷中华大地,改革的旋律将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加嘹亮激越。改革不是小打小闹,它具有革命的性质;改革不能延缓等待,它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改革工程艰巨而又复杂,决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对于如此浩大艰难而富有生命力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报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科学求实、乐观进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如火如荼的延安革命中曾发挥过举世公认的效应,也取得过前所未有的成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生产运动,整顿“三风”,“三三制”政权,一套套的战略战术,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伟大创举,而由之带来的根据地建设、前线作战、妇女参政、婚姻自由、民主选举、民众教育等等,都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上最有生气的地区。延安时期的开拓创新精神,容不得守旧落后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宗法观念,容不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对于这些,我们党总是以开拓创新的气概而全力破除之。这种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开拓精神,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的创新精神,正是我们现阶段的改革大业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首先,从改革的紧迫性来看,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不能动摇,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改革需要我们加快开拓创新的步伐。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转变,目前正在经历由理论到实践的艰苦探索。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又深刻的课题: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究竟谁优谁劣,谁胜谁负?多少年来的实践证明,坚守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求助于全面改革,就难予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而只有进行改革,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才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就相继开始了改革的尝试,到6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几乎波及到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目前看来,这种改革的势头愈来愈猛,正在向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并可望取得新的突破。而我们国家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试图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升格而求得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践证明,离开改革的赶超是不可能的,急于求成,不但欲速不达,反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危机。正因为这样,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的正式开始,赢得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护。改革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充分认识改革的紧迫性才能增强我们的改革使命感,并做好开拓创新的精神准备。
  其次,从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来看,改革要求我们的开拓创新是艰苦创业过程中的开拓创新。改革,就其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又是一次革命,而改革,总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而,改革,就意味着矛盾、冲突、痛苦和牺牲。改革是要把搞了几十年而又被当作标准的社会主义僵化模式改造过来,要使人们从几十年“左”的僵化模式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要使一整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得以建立;改革,不但没有现成的公式可套,也很少有前人的经验可循,因而难免会出现失误和偏差,新旧两种体制的交轨过程,必然会发生某些震荡;改革是对旧格局的破坏,是新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必然要触动原有的利益关系,必然引起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新矛盾;改革,必然要经历新旧体制的交替,也必然有不少管理上的空隙要被有些人所利用,社会上也会产生种种机会不均的现象。我们以往几年的单项改革,仅仅意味着改革的刚刚破题,即使如此,也已经暴露出了很多矛盾,那么,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矛盾还会继续出现。可见,改革确实是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退缩不前。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战胜困难、克服困难的雄心壮志不断开拓,不断创新。
  再次,从改革的长期性来看,改革要求我们不停息地开拓创新。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中的每一项突破也不全能立竿见影,整体改革工程的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开拓创新的过程,初级阶段的上百年,就是开拓创新的上百年。从改革的历史过程来看,在其展开阶段,改革面临着积弊已深的旧的经济运行体制和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只能是针对旧体制的不同点和环节上的弊端而进行单项突破。对于旧体制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僵化模式,企图施行一次性突破,不但在理论上是空想,在实践上也行不通。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锋受阻,必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这大概就是改革的展开阶段的完结。在改革的转轨阶段,目标体制的清晰度便成为左右转轨能否顺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目标体制不明确的情况下,配套改革就显得越发复杂,它既要求经济实体有活力而又不偏离目标体制,又要求有协调性而又不失去活力,这就决定了转轨阶段难度更大,时间更长。转轨阶段在接近完成之时,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从而使经济体制在上层建筑的保障下稳步成型,并使新的运行机制明朗化、完善化。即使新体制形成并开始全面发挥其作用,也可能出现局部的不协调和预见外的新矛盾,因此,对新体制还需进一步的试调。由此可见,改革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做好长期进行开拓创新的思想准备。
  最后,从十年改革的实践来看,每一改革成就的取得,都无例外地是以艰苦创业、开拓创新为其精神动力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实践,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部门,从规章制度到管理体制,从经济领域扩大到科技、教育、文化和政治领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逐步展开,步步深入。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坚持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家取消了指令性的农业生产计划,除个别产品外,国家不再下达统购派购任务;撤消了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村政权,下放了经营管理权力,生产经营由农民因地因时自己安排,剩余产品允许农民上市自销,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权。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顺了农民同集体的关系,调动了广大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粮、棉、油超过了历史产量,农、林、牧、副、渔得到了全面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向上,运输业、建筑业欣欣向荣。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难道不是开拓创新精神的体现吗?这每一成功的取得,难道不是艰苦创业的成果吗?
  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企业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政企职责分开,企业改变了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逐步拥有了生产计划、产品购销、产品价格、自有资金使用、劳动人事、工资奖金等经营管理权以及自愿协作、进行横向联系的自主权,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调整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在企业内部实行了以厂长负责制为主的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商业的改革,搞活了流通领域。科技体制的改革,改变了过去科技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科技成果全靠行政手段无偿转让的做法,积极开拓了技术市场,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提高了经济效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育体制方面,从基础教育到职工技术教育,从普通高等教育到成人教育,从学校管理体制、办学方针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施;职业技术教育在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中得到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扩大;成人教育形式多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职工求学的愿望。
  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管理部门也进行了配套性改革,财政、税收、金融的改革成效显著;计划体制改革初步展开;价格改革、工资制度、劳动制度的改革都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试点(改革成果方面的资料参考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为胜利实现十三大的任务而奋斗》第33—38页)。所有这些改革,尽管有些还是刚刚起步,尽管相互之间还不协调配套,尽管还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它们无疑都是有开拓创新的意义,显示着开拓创新的威力。
  我们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这还只是改革的开始。大量的艰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体制模式的转换还需加速,已付诸实施并行之有效的改革步骤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新的改革步骤还需不失时机地加以推进,我们为之奋斗的全新的良性体制模式还远未形成。我们正在面临着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严峻考验,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没有必要歇缓,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索,继续创新,继续开拓,继续奋进。充分体现艰苦创业宗旨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改革大业最终成功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延安精神导论/宋觉,袁福堂,张铎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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