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敏同志生平简介
　　(一)
　　蔡敏曾名尤贵、庆升，化名蔡胜生、罗汉、老刘等。1920年12月14日出生于广东揭西县五经富乡的一个小集市坡头圩。祖藉原是揭西棉湖镇。祖父去世后，家境清寒，无房无地，又缺劳力，祖母侯惜金只好带着一双年幼的子女随叔祖一家迁到坡头圩谋生。蔡氏在这里是个小姓，常受当地一些大户及土豪地痞欺压讹诈，日子也不很好过。初时靠祖母白天帮人推磨，晚上织麻布，叔祖带着父亲和叔父肩挑做点小买卖。后租赁临街一间屋，后面住家，前面摆摊，逐步形成为集市街上的一个小商店，店名“蔡和利”。叔祖去世后，由父亲当家主持，靠祖、父辈省吃俭用，勤劳持家，总算能勉强维持一家10余口人的生活。其父亲举基，又名蔡子芳，邻里乡亲们则以店名“蔡和利”称呼。父亲为人忠厚豪爽，因自己看医书，觅偏方，懂点中草药，还自制一些药酒和养蜂取蜜，常义务为乡邻治病赠药。家境虽穷苦，但却常尽力资助他人，有些穷人在店里买东西赊账又还不起，也就一笔勾销了事。到解放前夕，这片小店已是只有卖出却无力买进了。家中大小只靠一亩多薄地维持生活，弟弟出外做点小生意，弟媳上山砍柴卖苦力以补助家用。蔡敏对其父的仗义、慷慨、开明的为人品德很为赞赏和敬重。其母亲余赛金是个贤慧勤劳的妇女，育有2男3女，由于积劳成疾，贫病交加，在蔡敏五岁时就不幸辞世，年仅30多岁。蔡敏兄妹靠祖母带大。后来父亲续弦方老实，也是一位纯朴善良的农家女，生有3女，与前房子女相处甚好，视为己出。对蔡敏更是爱护且带三分尊重。蔡敏为长子，排行第三，由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除大姐蔡楚惠，小妹蔡芝华外，其余四姐妹均在幼时就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后祖母、父亲年老多病，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弟弟蔡群打工维持。
　　潮汕地区是个革命老根据地，党的影响很大。当年贺龙、叶挺等同志都曾到过这一带，也是古大存同志坚持斗争的地方。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周围的革命环境，以及父亲的理解支持，对蔡敏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毅然走向革命道路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
　　蔡敏于1928年春进入小学读书，在本村的镇江小学读了5年后，转到邻村的养中读六年级及初中一年级。1935年春又转到邻村庵背培英中学。因为这个学校设置的课程较多，原想多学点知识，但该校校董是个恶霸地主，勾结校长，滥用无能私人，教学质量低劣；特别是强制推行基督教，逼迫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激起学生的愤慨，群起抵制。蔡敏此时虽尚年少，但他一向反对封建迷信礼教，反对信神拜佛，而且对现状不满，主张树立新思想，故积极参加了这次罢课斗争，敦促校方撤换不称职的教师，不信基督教。校董竟然用枪威胁这群年青学生，镇压参加罢课的同学，开除了7名为首的学生，蔡敏就是其中的一个，时年仅14岁。这时他在家乡一带读不成书了，父亲只有东拼西凑了一笔钱，送他到潮州去。1935年秋，蔡敏考入潮州金山中学。这是一所省立学校，在潮汕一带很有点名气，对学生管制也很严。他在这里读了2年。此时正值学生运动和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蔡敏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并在同学中传递。他学习勤奋努力，求知欲很强，肯钻研问题，学业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蔡敏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喜读课外书籍，如新小说、报纸、杂志，到中学时又自学拉丁文、世界语。平时也注意锻炼身体，常约伴游泳、打篮球，还是校队球员，亦喜下围棋。其性格内向，仪表斯文，态度谦和，遇事冷静沉稳，不急不燥，老师、同学均赞他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蔡敏于1937年3月参加“青抗会”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回到家乡参加救亡工作，1938年初，在村镇江小学任教。此时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进一步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如《社会发展史》、《论政党》、《政治经济学》等。1938年11月由曾锦钗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蔡敏奉派到石牛埔南侨中学附设高级文专学习。南侨中学素有“南方抗大”之称。是当年党的活动据点之一，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蔡敏在这里一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边搞抗日救亡和党的工作，任该校学生会干事、夜校主任，以及大洋山区救亡宣传工作队副队长。半年后，他又回到家乡五经富一带任青抗会干事及党支部书记。 1939年秋，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蔡敏被转到梅县梅州中学读高中，主要搞学生运动，先后担任该校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并被选为班学生会主席，参与组织领导学生示威罢课等斗争。由于表现较“红”，引起国民党当局怀疑。同班同学林松、熊庆云从一数学老师处获悉，伪县党部令学校在学期结束时秘密勒令蔡敏退学，随即要逮捕他。得此消息，组织认为不能再继续读下去。为保存实力，经闽西南特委(方方)决定，立即调送他到新四军去。此时也正值新四军在扩大队伍，白区撤退红色干部。弃学从军，到前方去直接“抗日反顽”，这正好实现他日夜向往、梦寐以求的心愿。从此，蔡敏走上了公开的职业革命的道路。
　　(三)
　　1940年6、7月间，蔡敏等一行人乘坐汽车到韶关，再转乘火车到达桂林，在新四军桂林办事处受到李涛主任热情接待，并立即安排他们换上军装化装为上等兵，改乘军用卡车送到新四军皖南军部。蔡敏怀着满腔报国志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要求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但组织分配他到战地服务团任民运干事。10月间调到曾山同志领导的动委会工作，参加茂林工作组，在李村、大康王庄一带发动群众参军、筹集军粮等。蔡敏在这里群众关系很好，老乡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蔡同志”，又叫他“学生兵”，还主动为他做布鞋。由于工作做出成绩受到表扬，随后调到军政治部民运部任干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蔡敏随民运部部长夏征农跟特务团作先头部队。负责带领一组人在前头发动群众、了解敌情、封锁我军行动消息。在敌人层层封锁夹击下，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在强渡章家河时，双脚冻伤，突围到安徽铜陵县载家汇地区，由于脚伤行动不便不幸被捕。初期关在载家汇区公所的木笼里，后辗转到铜陵县、泾县监狱、临溪集中营、最后关进上铙集中营。到临溪时蔡敏已身患重伤寒，一病不起。敌人不给医治，在奄奄一息时将他抬到一柴草间，曾三次宣布他要死了，准备拖出去活埋掉，为狱中难友力阻相助，又幸得战友李铁飞同志悉心照顾，尤其是难友、安徽地下党名中医王忍之救治才死里逃生。一年半的牢狱摧残，蔡敏身体十分虚弱，瘦骨嶙峋，难友们戏称他为“病鬼”。狱中的磨炼，更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正如他在被捕后，立即化名为“蔡胜生”的含义一样，“要不屈地与敌人斗争，这样虽死也胜于一生，但一定要争取胜利生还，继续革命，与敌人斗争到底”。他在集中营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坚持斗争。同时又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病魔，还利用牢狱当课堂，孜孜不倦地向难友学世界语、日语。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气节、高尚的情操与品德。蔡敏在上饶集中营里，一直被敌人视为“顽固不化分子”，故被分配在第六队，即所谓的“顽固队”里。
　　1942年6月，当日寇大举侵犯逼近上饶时，集中营向福建方面撤退。行至福建崇安县赤石镇时，趁渡河之机，第六队全体同志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发起震惊中外的“赤石暴动”。蔡敏按照事先讨论的行动方案，奔向武夷山头，与暴动出来的同志一起，很快就与福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蔡敏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自豪地写道：“在商讨暴动时，同志们认为我体力弱，估计我暴动中有可能牺牲，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以及同志们的帮助鼓舞着我，给我以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巨大力量，我终于暴动出来了，和其他几十个同志胜利地会合在大山顶上”。
　　(四)
　　赤石暴动出来的同志，在与福建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一部分同志陆续分散出去找军部了。蔡敏与吴越、祝增华、丁克等四同志，因体弱留在武夷山坚持游击战争。在当地陈桂芳、老沈等同志的带领下，历经半年多，才与福建省委左丰美部队会合，并随同一起到邵(武)建(阳)边找到福建省委机关。蔡敏回忆说。“这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为避开敌人的搜捕，每天不停地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风餐露宿，饥寒交迫。身上只有一件单军衣，还破烂不堪。在深山中常冻得彻夜难眠，只有雾天才敢弄些枯树枝叶生火取暖，几天吃不到一粒粮食是常事。每天出去拣野菜，有时周围连可吃的野草也没有，就要走到很远去，但体力不支，时因冻饿昏倒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段‘衣不禁寒、食不果腹’的日子”。每当提及他总是感叹地说：“那真是渡日如年啊!”
　　到达福建省委机关后，蔡敏等四人仍希望省委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快回新四军去，但省委认为有困难。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要求他们留下来工作，并当即恢复了他们党的组织关系。蔡敏被分配在省委部队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不久，省委办了武夷干校，蔡敏担任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和干校俱乐部主任。在武夷干校主要学习《整风文献》、群众工作和组织建设等。由于他学习积极努力，省委授予“学习英雄”称号。3个月后，敌人又发起进攻，省委机关转移到建阳界首一带。省委委员汪林兴带一支队伍，蔡敏为政委，转到丁家山一带坚持斗争。这期间，蔡敏与蔡翔云同志到山上去做群众工作，但由于敌人封山和实行“三光”政策，山上群众搬走了。省委机关又暴露了目标，再次转移到闽南。蔡敏二人与省委和群众都失去了联系，被困守在山上，靠一点生水和野草充饥达半月之久。等到省委交通和部队打过来接应时，他们已饿得不能走动了。蔡翔云同志终因饥饿过度而不幸牺牲，蔡敏也由此大病了一场，因营养极度缺乏，致使全身皮肤如同蛇皮一样，只好随军休养了一段时间。1944年1月蔡敏随左丰美部队从闽西北转移到闽南，回到省委机关。同年3月，省委为加强大田一带的工作，调蔡敏到闽中特委，任常委组织部长，在闽中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5年6、7月间，也就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国民党又开始疯狂地进攻我游击区，闽中特委书记林大藩等同志带队伍返回大田筹粮筹款途中，遭敌袭击不幸牺牲。蔡敏赶回省委汇报。省委决定重组闽西北特委，由蔡敏任书记，林志群同志任副书记。1946年春扩充人员重建游击队，蔡敏任政委，游击队分设2个分队，为挺进闽浙赣边创造条件做好准备工作。
　　1946年，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福建省委改名为闽浙赣区党委，决定扩大自卫游击战争，开辟新区工作，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区党委决定派党委委员黄扆禹同志和蔡敏负责开辟江西工作。 1946年底，黄扆禹同志到南、尤、沙地区与蔡敏会合，随即带领队伍取道顺昌、将乐向建宁、泰宁推进。一路上连遭敌人追击围攻，打到了泰建宁大河边，又折回龙须山。几经周转，一再受阻。由于武装挺进目标大，再加上新区群众基础较薄弱，为了更快地到达江西，1947年3月，改由黄扆禹、蔡敏、池冲3人以秘密工作方式，从将乐出发到达江西兴国县。同年11月，黄奉调回福建，江西工作交由蔡敏负责。
　　蔡敏等3人到江西时，只带有3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他们本着艰苦奋斗、赤手成家的精神，深入农村，联络群众。由于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兴国、泰和，以及井冈山一带是老苏区，又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地，党的影响是很大的，群众觉悟也较高，自红军北上抗日后，一些群众日夜盼望着党和亲人再打回来。蔡敏根据江西的情况，决定先在贫雇农、工人、老红军、烈军属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对象，发展党员。故很快就联系到一批骨干建立起组织，并陆续成立了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又在紫瑶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从赣南起，先后扩展到赣东北、赣中、南昌一带，遍及江西30多个市县。此外，还在上海、南京、浙江、四川等省市派人建立了组织，开展工作。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1948年1月，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在紫瑶山下雷公坑正式成立，蔡敏任书记。初期工委机关就设在雷公坑，后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为加强工委工作，陆续从上海、南昌等地调进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蔡敏在主持工委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干部的培训工作，曾先后举办过多种形式的训练班，组织本地和外来干部学习“当前形势与任务”等，以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1948年8月至11月，在杨岭山根据地，专门召开了“积干会”，通过整风学习，使同志们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为迎接解放做好思想准备与组织工作。
　　1949年初，在面临解放前夕的大好形势下，工委所属各地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共发展党员1000多人，建立武装17支，人枪5000以上，控制掌握和策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共有1万多人枪。1949年5月初，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到达江西贵溪与解放军二野、四野部队会师后来到上饶。工委所属赣东工委与曾镜冰同志接上了关系。蔡敏派交通员甘群光在上饶向曾汇报了湘赣边工委情况。曾镜冰即将湘赣边工委的关系统一向解放军和中共赣东北区党委作了交待。5月19日写信给蔡敏，要他在江西配合解放军接管，整顿湘赣边工委组织和办理移交后回福建总结湘赣边工委工作。并希望他在不大影响江西工作的情况下带一批学生干部回福建。
　　1949年5月底，蔡敏即派人到新干和解放军取得联系，随后带领队伍到新干与解放军会合。6月，蔡敏赶到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了湘赣边工委工作。蔡敏根据曾镜冰同志和江西省委的指示，一方面将湘赣边工委所属组织随着江西各地的解放移交当地党委；一方面立即进一步布置了湘赣边工委各地组织配合解放与接管工作。所属武装部队，分别配合解放军二野、四野部队解放江西各地，追歼逃敌。之后，经过整顿，有的补充到解放军二野、四野部队，大部分成为军分区、县大队等人民地方武装部队，他们在维持治安、剿匪收枪，为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还抽调了赣东工委党员40多人，带领三百多名新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随军西进，胜利进入贵州，为接管和建设贵州作出了贡献。6月27日，蔡敏集中南昌城工部及南昌附近组织的部分同志，进行整顿学习，同时也安排了一些同志参加工作。7月29日至9月18日中共江西省委以此为基础，又开办了江西省委组训班，蔡敏为组训班副主任。在此期间，蔡敏经江西省委同意，回到福建建瓯向闽浙赣区党委作了汇报和请示。
　　1949年9月江西全境解放后，湘赣边工委及其所属组织也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蔡敏和湘赣边工委的全体同志两年多来在闽浙赣区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江西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接管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
　　江西解放后，蔡敏办完了移交本拟按曾镜冰同志指示回福建工作。但江西省委将他留下来，待组训班工作结束后，蔡敏被分配到江西省青委任常委宣传部长，后兼任省团校校长、省体协副主任等职。在省青委这段时间，主要任务是围绕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蔡敏曾先后抽调参加省委土改工作团任副团长、省委土改复查赣南工作组组长，以及“三反”工作指挥员、南昌大学(即江西大学前身)省委思想改造工作组组长，还被选为江西省人大一、二届代表，国务院委任为江西省政府文教委员等。
　　由于过去“左”的影响，蔡敏及其湘赣边工委的同志一直处于受审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有些同志的党藉至今未得到承认。当时省委领导找他谈话，意思是对湘赣边工委组织及人员要继续审查，他即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审查。为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对此，几十年来，蔡敏缄口不言，从不对任何人提起，并一再勉励同志们要忍辱负重，努力工作，要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考验。蔡敏就是这样，一直毫无怨言，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勤勤恳恳，坚守岗位，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全国解放后，蔡敏认为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巩固政权的同时，要加紧建设新中国。他一心一意想为建设祖国竭尽自己的全力。1953年当大批干部转向工业建设时，蔡敏也由江西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之后，被分配到华中钢铁公司任劳资处副处长(后改名为武汉钢铁公司)，当时该公司仍处在择地选址筹建之中，随即被派往鞍钢学习苏联一套企业管理方式和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后又被派到鞍钢炼铁厂当实习厂长。
　　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后武钢的生产建设需要，1955年，组织决定派蔡敏到沈阳东北工学院治(冶)金系学习。在征询意见时他欣然表示服从。1956年下半年曾转到北京钢铁学院学习半年，后为便于在寒暑假回鞍钢实习，故又回到东北工学院直至1959年7月毕业。四年寒窗，不负有心人，使蔡敏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专业知识。去东北工学院学习时，他已34岁了，弃官就学，这是需要有一定决心的，而能坚持4年，则更需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恒心。由于蔡敏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始终积极认真刻苦，每晚学习到深夜，一天只睡几个小时，节假日不上课时就跑书店、图书馆，顽强地攻克了学习上的道道难关，以优良的成绩完成了党交给的学习任务。他在总结时写道：“自转工业以来，深感知识不足，很怕掉队，决心要迎头赶上时代。为了能更好地为工业建设服务，渴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理论、文化及专业知识，使自己能尽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4年的学生生活虽较艰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但自己的情绪始终是饱满的高昂的。感谢党的培养，使我终于在38岁时完成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心愿。”
　　1959年10月，武钢已开始投入生产。蔡敏回到武钢任计划处处长。1961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中南计委主任李一清同志指调蔡敏到计委重工局工作。1963年7月调任湖北省农机厅副厅长。随即参加省委农机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这些年来运动不断，又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可谓“天灾人祸”一起降临。工作难做，生活又苦。那时每人每月只供应20来斤杂粮，2两食用油又常买不到。鸡、肉、鱼、蛋等是很不常见的极稀有食品了。但蔡敏始终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严格要求自己，振作精神、勒紧裤带，依旧从早到晚地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教育家人和亲友说。“比解放前日子好过多了，我们要同党和群众同甘共苦，克服困难，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并且把党和政府关心老干部所发给的一些营养品补助票，如粮、油、蛋等送给机关营养食堂，而当时他上有近七旬的老人，下有年幼和正在哺乳的子女，一家人也都因营养不良而患着浮肿病等。
　　1963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3国之后，我国外交形势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选调一批老干部进京补充到各外事部门工作。蔡敏被分配到中直机关。由国内转向国外，由工业转向外交，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变化。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新兵，他总在考虑如何才能尽快地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他很担心自己缺乏外事工作经验，自己虽有点英语基础，但距离听、说、用的要求差距甚远，深怕有负党的重望。在干训班学习业务后，当组织要他去学习法语时，他非常高兴，似乎又回到青年时期一样。他虽不服老，但毕竟年纪大记忆力在减退。他就以“笨鸟先飞”的精神，抓紧时间，早起晚睡，勤学苦练发音、背单词、听外电广播等，他要争取尽快地摘掉“外语文盲”的帽子。他说，“作为一名外交官，不能什么事都靠翻译同志，起码自己能看看报纸，能听听广播，否则又聋、又哑、又瞎怎么能搞好工作?”就这样，他又奋战了2年，人也瘦了一圈。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蔡敏和许多老同志一样，遭到人身攻击和蒙受不白之冤。一夜间由革命变为反革命，被冠以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执行资反路线、走资派、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假党员……等不一而足。在这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被关进了“牛棚”，面对无休止的批斗和勒令写交待材料，初期思想压力是很重的，因为他确实是很不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革”掉哪些人的“命”?他被迫一再检讨“自己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但后来，他态度十分镇静泰然。他在冷静地观察思考。每当批斗他时，他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微笑，对那些强加于他的污蔑不实之词，他默不作声，他不想去作无谓的解释，因为他心胸坦然，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他始终坚定地相信群众、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他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要经得起党内党外斗争的考验。”他原谅那些年青的“造反派”、“红卫兵”，认为“年青人不懂得中国革命历史，没有经过战争锻炼，不了解对敌斗争和白区工作的复杂性、尖锐性和艰巨性。”1969年3月，蔡敏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劳改”对象其劳动强度比之“走五七道路”的干部要大得多、苦得多。对此，他也无什么怨言，从不发牢骚，服从组织安排，养马、种菜、插秧、打场等样样都做过。他自慰地说：“劳动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有益于身心健康。”他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做到“随遇而安”。他的涵养忍耐性一直为同志们所公认，所称道。直至1971年林彪事发后他才回到机关。
　　尽管被扭曲了的历史又回到了本来面目，但是这场浩劫却拖掉了他一生最好工作的黄金年华。到粉碎“四人帮”时，蔡敏已年过半百了。但他仍然渴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党为人民做些实事、好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敏被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前后担任过生产部副部长、部长、机关干部局局长，并被选为中国工会第九，第十届执行委员。1982年随倪志福主席出访日本后，他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响应党的号召，离退下来欢度晚年。但全总正决定成立机关干部局，领导要他出任局长，他深知干部工作是很复杂、很难做的一项工作，但他还是知难而上，服从分配，担负起了这项新的任务。按照中央关于干部队伍实现“四化”的要求。根据工会的现状，蔡敏从实际出发，从年龄结构和提高文化素质方面着手，逐步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他希望能使工会工作随着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力求做到任人唯贤、合理使用人才，知人善用，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1986年他离退下来后，理应可以很好休息了，但他又要了却一直深藏在心底，过去由于工作忙和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心愿，这就是要把解放前他和同志们在江西以及福建工作的一段历史加以总结、整理出来，向党，向江西、福建人民，向同志们认真做个交待。所以他又立即着手收集、回忆、整理材料，给各地同志写信征稿，并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1990年冬，他相约前贵州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原湘赣边工委办公室主任熊荒陵同志一起到广州，俩人本着对党、对历史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日以继夜地伏案疾书，于年底撰写出10余万字的《中共湘赣边工委革命活动纪实》一书初稿，以便供同志们讨论、修改、补充。这期间，他已身患重病，吃不下饭，休息不好，但他仍一声不吭地坚持下去，直到写完并打出草稿交付印刷时，才回到北京。然而病情已发展到晚期，万恶的癌症终于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蔡敏同志毕生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他的老战友李铁飞同志在唁函中写道：“他的名字敲得响、会喷香、能发光。在战友们心中铸下了永不磨灭的崇高形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总是高兴地说：“本来嘛，穷不应是社会主义的”，他多么盼望着国家能很快富强起来，全国人民都能早日过上幸福富裕的好日子啊!然而，他没有能等到这一天。他一生坎坷，历尽艰辛，真乃“吃苦有份，享乐无缘”。他无声无息地来到这个多灾多难的人间，又带着他未竟的事业、理想，愿望和对亲人的留恋，默默无语地悄然离去。怎不令人惋惜!令人同情!令人无限思念!
　　蔡敏同志逝世后，全国总工会在“蔡敏同志生平”中写道：
　　蔡敏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衷心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支持改革开放。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无私无畏，忍辱负重，克己奉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以诚待人，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蔡敏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蔡敏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和好干部。我们要缅怀他的业绩，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为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努力奋斗。
　　蔡敏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奉献的一生——蔡敏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