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江西地下党历史应认真总结研究
　　在20世纪中国，有几件顶级大事发生在江西：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反击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第一枪。今天，南昌被人们称为“军旗升起的地方”。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5千余人，在赣西北修水、铜鼓、萍乡等地方，举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八一起义”余部会师井冈山，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半年后，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五军，也汇集到井冈山。
　　在这前后的1928年初，方志敏、邵式平等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总方针，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到1930年7月，赣东北苏维埃区域已扩展到弋阳、横峰、德兴、上饶、余干、乐平、浮梁(景德镇)、余江、万年等地，纵横500余里，人口约百万。7月22日，方志敏在乐平县南界首村主持了隆重的红十军建军典礼。军长周建屏，政治委员吴先民，全军指战员1700余人，长短枪1000余支。
　　毛泽东曾说：“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以瑞金为中心在江西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及毗邻六省，建有江西、闽赣、粤赣、赣南、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省级政权，它们与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鼎立南方，遥相呼应，闹红了半个中国。仅江西一省，就有60多县曾为红色区域，国民党当局惊叹江西“从3岁小孩到80老人”皆倾向革命。从此“十年内战”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便在东南沿海的腹地江西壮烈展开。
　　这十年间，中国20世纪的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人物与主要军力都际会与逐鹿在赣抚大地上，作了长时间的反复多次的艰苦卓绝的生死决战。共产党的领导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张闻天、陈云、彭德怀、陈毅、贺龙、罗荣桓、瞿秋白、任弼时、刘伯承、董必武、项英、王稼祥、博古……谁个没有在江西长期战斗过!至于建国后大将级、将军级的军事骨干，绝大部分都是从井冈山、从中央苏区的战火中锻炼磨励，脱颖而出的。仅一个兴国县就产生了54名红色将军。国民党方面也与此相似，没有几个重要将领不曾和江西的红军交过手。那个著名的江西将军之乡兴国县，也出了45名国民党军将军。这也算是另一番景象的“物宝天华，人杰地灵”吧!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之战，由于当时的临时中央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终告失败，党中央和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进行长征。当1934年10月16日红军第一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后，曾有项英、陈毅等留在赣粤边境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10月，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将分散在江西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时止，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从未停止过。在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心目中，江西尤其是赣南和赣东北，永远是块他们放心不下的“红土地”，即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中，蒋介石还把他那从苏联回来的大儿子蒋经国安排在赣州当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国民党特务机关不遗余力地破坏、镇压共产党地下组织。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一个支队9000余人由驻地出发北移，6日部队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伏击。新四军血战7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2000余人壮烈牺牲，4500余人被俘。军长叶挺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等在突围中遇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赣东北的重镇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囚禁了600余名新四军干部，和在东南各省捕来的80多名共产党员以及其他爱国进步人士。
　　在此前后，1940年春至1942年夏，江西省委以及设在广东的中共南方工委，相继遭到特务、叛徒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囚禁在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南方工委领导人廖承志、张文彬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等党的重要干部都长时间被囚于此。
　　十年内战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多次的反共活动，使江西人民承受到巨大的苦难，仅记载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革命烈士名册上的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二十五万余人，占全国烈士数六分之一。据历史资料，近代江西人口最多时(1842年)曾达2650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江西人口已锐减至1311万人。由此可见江西城乡生产力被破坏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导致江西人口锐减和城乡生产力被严重破坏，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重大因素——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对江西长达7年的法西斯占领。从1938年6月日军侵入赣北开始，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江西先后遭日军攻占和窜扰者达63县2市，完全侵占者14个县市，包括省会南昌在内。据1945年底一次不完全的统计，日军在江西杀死百姓31万人(超过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杀伤19万余人，烧毁房屋39万余栋，击杀耕牛27万余头，赣江民船大半被炸毁凿沉，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土地荒芜300多万亩。这一笔家仇国恨的血债，江西人民的子子孙孙应永世铭刻心头。
　　内忧外患，延绵交替，截止1949年5月，江西全省年工业总产值仅2.64亿元，农业总产值9.8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3元(见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江西简史》第9页，第13页)。历史上被盛赞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竟然沦落、衰败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心酸、愤慨。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共暴行带给江西地下党沉重伤害的情况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共江西地方史》曾作了如下的记叙：
　　“1941年7月中旬，因叛徒出卖，中共赣西南特委被江西中统特务机关破获。不久省委书记谢育才等在吉安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此后至解放战争胜利，江西都没能恢复省一级的领导机关。
　　自1942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不遗余力残酷镇压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人，中共江西省委系统的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在江西境内赣北、赣东北、赣南和长江沿线，虽有零星的新四军小部队和中共福建、安徽、湖北、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地下组织和地下斗争，但由于新四军主力北撤江南和环境日趋残酷，领导机关鞭长莫及，阻碍重重。这些地下组织很难开展活动，更谈不上恢复、发展江西的党组织。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就在《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部署的指示》指出，闽粤赣边的工作方针，‘应以党的政策口号，放手发动群众，坚持与发展各武装据点，实行人民武装自卫的斗争，并领导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掩护党的工作，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以达到建立华南革命根据地的右翼基础的目的’。但中共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却很难传达贯彻到江西。这与全国的革命形势，与江西人民日益高潮的革命情绪，是很不适应的。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迅速恢复和健全江西各级中共组织，已是当务之急。”
　　长夜漫漫何时旦!
　　难道当年飘扬在井冈山上的红旗，高高升起在中央苏区的红旗，就这样倒下了，再也竖不起来了吗?
　　不，红旗一定会重新飘扬在江西的大地上。
　　1946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主要领导认真听取了曾镜冰的汇报，针对全国内战即将爆发的国内外形势，站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高度，对福建省委今后的方针任务作了重要指示：“向浙赣各省、向皖南发展，”并开展起爱国游击战争。曾镜冰返回后，筹备和召开了福建省党代会，会议决议将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后按上级指示又改为闽浙赣省委)，发布了《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要求包括江西在内的各个地区，从不同情况出发，实行“从长期分散隐蔽游击向发动公开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党代会后派出区党委委员黄扆禹(任赣南特派员)，原闽西北特委书记蔡敏、原闽西北游击队武工队长池冲组成工作班子，于1947年3月进入江西从零开始重新点燃起民主革命的熊熊烈火。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就在曾镜冰赴延安汇报和领受任务的同时，中共粤赣湘领导机关——五岭地委成立，由张华任书记，黄业、刘建华任副书记。同步还成立了粤赣湘人民解放总队，黄业任总队长、刘建华任副总队长。
　　1947年10月，中共皖南地委派熊兆仁、倪南山、余华等5同志组成皖浙赣前进工作委员会，建立赣东北游击根据地。
　　同月，中共闽浙赣省委闽赣边区负责人王文波与上饶禹溪程胜福会合，把区委机关设在禹溪，工作重点也转至赣东北。
　　这时候，黄扆禹、蔡敏、池冲在泰和已扎根，通过艰苦深入发动群众，已经建立了雷公坑、横坑、中龙、龙下、百记、黄沙、车田等多个党支部，本地党员发展到30多人。1947年11月，黄扆禹被调回福建工作。1948年1月，紫瑶山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农村党员从30余人，增加到 80多人，党支部由7个发展到10多个。为了便于进一步开展斗争的需要，直属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的湘赣边工委成立，由蔡敏任书记。工委机关设在紫瑶山下雷公坑，由池冲担任工委机关支部书记。
　　到1949年4月，湘赣边工委所属的党组织，已经扩展到于都、兴国、赣县、泰和、万安、遂川、南康、赣州、吉安、安福、永新、吉水、永丰、新干、峡江、莲花、萍乡、上高、新余、安义、武宁、樟树、清江、丰城、临川、崇仁、宜黄、黎川、石城、宁都、进贤、弋阳、横峰、上饶、广丰、铅山、玉山和南昌等38个县市，发展党员1000余人，建立游击队伍人枪5000以上，控制掌握的起义武装达10000多人枪。从1949年5月起，湘赣边工委直属的赣江纵队领导的各地游击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广丰、临川、泰和、永丰、永新、安福、万安、吉安等县及吉安市。这些游击武装部队解放后大多被当地军管会或解放军改编为当地的公安、警卫队伍、对保卫新政权、稳定新区社会秩序、清剿国民党军残兵败匪、收集枪支和支援前线，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湘赣边工委上海联络站下属组织还成功策动了浙江两淮税警部队兵变。策反过程中得到中共上海局军政策反委员会和浙江四明山游击队的支持，于1949年5月将浙江两淮税警8支税警队共约400人枪(含有比例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及大量弹药)转到四明山游击区，改编成四明山游击区第5支队第4大队。
　　湘赣边工委浙江湖嘉专区新工特派组得到南浔中学进步教师姚逊、徐迟(著名诗人)的协助，不但将南浔自卫队250人枪及菱湖自卫队300人枪策反过来改编为湘赣边工委章贡纵队(解放后移交给解放军第83师副师长陈景山)；而且成功地策动国民党浙江湖州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于树峦率部起义，使湖州、南浔、菱湖地区得到和平解放。
　　湘赣边工委上海联络站及驻京沪杭办事处人员在奉命返回江西途中，在浙江江山还俘虏了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刘向渠及其秘书等随逃人员。
　　湘赣边工委还派出人员在四川开辟工作，曾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四川仁寿县。
　　总之，从1947年4月进入赣南至1949年5月，短短两年零一月闽浙赣省委直属湘赣边工委已成长壮大为解放战争期间江西境内主要的地下党组织。
　　必须指出：在解放战争期间，除湘赣边工委和粤赣湘人民解放纵队、皖浙赣前进工委、闽赣边区委机关等在浴血战斗外，江西境内还先后建立了许多地下党组织在各自为战。其中有湖南省工委派员在安源建立的中共萍乡矿区工委(1949年5月～7月)；湖南醴陵县工委派员在萍乡上栗、湘东地区建立的中共湘赣边工委(1949年6月～7月)；福州市委学委委员詹逸群等人在九江中学建立的中共福州市委城工部九江中学支部(1948年11月～1949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的地下党员熊典钊、余家涛等建立的中共赣西北奉新中心县委临时工委(1949年4月～7月)等等。曾几何时，万马齐喑的江西，在解放战争的枪声打响之后，江西大地上的民主革命形势已呈万马奔腾、汹涌澎湃之势。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反共风暴刮得更猛烈，曾一度被摧折的江西地下党红旗，也只相隔几年时间，就又在赣鄱大地的四面八方高高举起，迎风招展。有着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虽然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经艰险，屡遭伤害。但是从未放弃追求，泯灭希望，并在“野火”肆虐之后，重举红旗，将红旗打到东风来——(除台湾尚待统一外)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解放战争时期，江西的地下党员们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希望与信托。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我省解放以后，有的主要地下党组织没有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公正对待，例如闽浙赣省委湘赣边工委内的南昌城工部众多党员，因受当年福建省城工部事件的株连以及1957年反右运动的影响，直到1984年以后才真正被承认和恢复了党籍；而湘赣边工委本身，1949年虽被承认为我党组织，但其90％以上的成员的党籍先后被中断、否定，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让许多湘赣边工委的成员遭遇到沉重打击。最突出的是湘赣边工委赣中人民行动委员会(其武装组织名为赣中游击队)，在解放后不久的1949年9月3日，即被江西省委组织部上报为“敌人红旗性质的组织”，从而使其11名成员被枪毙，5名成员被错判重刑、6名成员不知去向，成为解放后江西地下党一起特大冤假错案(原湘赣边工委在两年多武装斗争期间牺牲在国民党枪口下的烈土也只有12名)。
　　当然，这也并非个别地区、个别省的局部现象。为此，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昆明召开了全国性的落实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会议。会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各有关省、市、区展开了落实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我省湘赣边工委赣中人民行动委员会一案。经临川县委、抚州市委、江西省委三级党委组织部的认真复查后，发现这的确是一起冤假错案。它其实是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极少数坏人制造的一起为逃避自身受到惩处而进行栽赃、诬陷赣中人民行动委员会的重大政治事件。我省三级党委组织部已对曾遭严酷镇压的该组织进行了初步的平反，首先是已为该组织洗刷了“反革命”的罪名，虽然还没有承认该组织是革命组织，尽管抚州市是该组织解放并迎接解放军进城接收的。
　　我们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江西地下党的斗争历史，应被视为井冈山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组织斗争的传承和继续，必须得到切实的承认与重视。尽管时间已超越半个世纪，仍应按党的传统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觉得原湘赣边工委仍幸存的已届耄耋之年的成员们的一些要求，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合情、合理、合法和不难解决的。
　　更重要的，应以抢救的态度把我省这些地下党组织当年的战斗历程，客观、公正、真实地按历史原貌记载下来，传之于世，以资政育人。这也是我会编印这本书的初衷。我们觉得这符合今天党中央号召我们积极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形势的需要。至于它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尚祈有关方面和广大读者不吝匡正、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