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我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洋门乡嘉溪村，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老苏区。1948年寒假，我回到嘉溪村时，江西省合作干校教师曾文已回到我家邻居他的岳父家。我俩几乎天天在一起谈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及人生观、世界观等问题，对我启示很大。他还时常提些问题要我谈看法，实际上是考察了解我的思想观点，政治态度，后来还暗示将领我走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我就积极要求他帮我解决参加党的组织。由于春节后各自都要返校开学，我的入党要求当时未能解决。我返回江西省立泰和联合中学读高三，并被选为班长和全校学生会监事会主席。3月间有一位广东籍的难民学生，因患病无钱医治，向校方借钱又不给，竟跳楼自杀身亡。校方竟未采取善后措施，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我即找学生会理事会主席商量，由学生会出面与校方交涉，要校方开追悼会并支付有关费用。校长刘行洵、训育主任彭积炎，不但不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还斥责我们，这更激起了全校学生的义愤，遂决定由学生会举办追悼会，各班都派人参加并送了挽联花圈，追悼会开得隆重。此事在校内和泰和县城引起了较大反响，校方被迫承诺支付有关费用。事过几天，突然校长派人通知我一个人立即去开会，我一进会场感到气氛非常紧张，校长对我斥责一通后，要我交待是谁指使我们这么干的，显然是企图挖后台。我虽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但我原已对校方很气愤，又见妄图借此事迫害一批进步师生，更是怒火中烧，当即鼓足勇气，予以反驳，他们见从我口中捞不到油水，只得无果而终。但过了二天，校长又派人突然把我叫去，会上还是这些人，这次校长讲话的口气虽较上次缓和些，方式也婉转些，但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也坚定表明这是我们学生会自主研究决定的，未受任何人指使，事责我愿一个人承担。见此，校长只好叫我离开会场。后来，我得知，校方迫于多种原因，当时不敢宣布给我处分，于是内定为待放暑假时再通知我被开除。实际上，此事我所以敢于挺身而出，除我已深受党的影响教育外，当时确有不少进步师生支持帮助我们(9月开学后才知道有几位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9月初，当我返校开学并准备清算刘行洵、彭积炎等人的罪行时，因已解放，刘、彭等人已不见踪影。新校长是县长邓寿峰兼任，教务主任等领导都已换了人，校园气象已焕然一新。我即向校领导汇报，我已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当时，泰和县正在动员组织工作队下乡搞建立、健全基层政权，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征收公粮等工作，校领导就通知我参加工作队并担任副队长(队长是杨树华老师)到早禾乡等地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到11月完成任务返校。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已胜利渡过长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土崩瓦解，在此形势下，泰和联中于四月底即疏散放假。我回到嘉溪村时，曾文已从南昌回到我村他的岳父家，我同曾文深谈几次后，他就叫我写入党申请，经报上级审查批准后，我参加了中共湘赣边工委(又叫湘赣边工委)所属吉福永工委永新县地下党组织。布置我的任务，首先是积极慎重发展党员，根据“小块独立、单线联系、严格审查、点线发展”的原则，第二天我即通过可靠的亲戚、同学、朋友、物色考察发展对象。首先同曾文一起发展了曾文的亲戚、我的同学、家境贫困的小学教师王绍(又名王道生)和曾文的学生、我的同学刘金燕入党。我从曾文那里学到了不少发展党员的做法和知识，接着我先后发展了进步青年学生刘锡光、刘宏云(又名刘崇坦)、刘启厚，小学教师黄庆章入党，又与刘宏云一道发展了进步贫苦青年农民杨应秀、彭积秀入党。发展前除全面考察了解发展对象的思想观点、政治态度、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各方面情况外，还宣传党的宗旨、性质、纲领等党章基本内容和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限于当时的困难，当发展对象积极要求入党后，只能发给他一本湘赣边工委印发的《秘密工作守则》。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等文件只能传阅即还。我认为基本符合党员条件后，再向上级详细汇报，经上级审查批准后，再通知其本人已被接收为中共党员。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安全、规定严格单线联系，他们除知道我外，互不知道谁是党员，更不知道我的上级是谁，万一出现叛徒，最多牺牲我一个人。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我先后共发展了8名党员，这8人分住在6个自然村，离我家最远的有20华里，发展一个党员，至少要往返其家好几趟，所以我在哪些日子，多是早出晚归，有时摸黑回家，此前，我很怕一个人摸黑走夜路，这时，一心想尽快发展一批党员，尽早开展革命活动，竟然什么也不怕。有了9名党员，上级批准成立党支部，名叫嘉溪支部，并指定我担任支部书记，这就为开展各项革命斗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接着就根据上级指示，布置支部各成员，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开展各项秘密的和公开的，非法的和合法的革命活动。国民党政府乱抓丁、乱征税、乱派粮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肤之痛，我们就抓住机会，开展上述“三抗”斗争。1949年5月的一天下午，石桥乡公所王干事来嘉溪征税，因甲长王仁程说，农民交不起、收不到。王干事就说王仁程抗税并动手打了王。有人告知我后，我就同党的外围组织——群益社成员王菊芳组织几个敢于斗争的青年农民找到王干事，有的人臭骂他，有的人要以牙还牙痛打他。王干事见势不妙，赶快逃跑到保长家，急忙躲到他家楼上并抽上楼梯。我们随即追到保长家，听到群众的怒吼声吓得王干事钻进稻草堆发抖。躲到深夜，狼狈逃回了乡公所，说嘉溪村有共产党组织农民造反。第二天上午，他带了十多个乡丁来嘉溪抓我和菊芳，我警惕性较高，发现他们来势汹汹，就叫菊芳快跑，菊芳动作慢，被他们捉往，迅即押回了乡公所拷打审问，谁是指使造反的后台。菊芳忍痛据理驳斥。菊芳被带走后，我即找嘉溪小学校长王清珍，请他立即组织全校学生去乡公所请愿，要求释放我校老师王菊芳。我又找前任石桥乡长王经田，要他认清形势，做点好事，留条后路，出面去乡公所做工作。终于使王菊芳随请愿队伍回了家。通过这次斗争，乡公所再没来嘉溪抓丁、征税和派粮，也提高和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为了有利于用公开的、合法的手段，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1949年5月我邀集进步知识青年王菊芳、王锦才、罗敬仙等十多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群益社，我担任社长(群益社的章程，会议纪录等文件资料，解放后，王道生都交给了安福县公安局，1950年县公安局对群益社性质的结论是“纯属进步群众组织”)，通过成员分头联系发动农民，开展各种合法的公开斗争。1949年5、6月间，我们抓住全保将在仁里祠召开群众大会的良机，会前广泛收集民意，准备材料，决定在大会上以打击得到安福县伪参议长罗瑞卿(又名罗琮，镇反时枪决)，支持包庇的保长彭金生这个仗势欺人、贪污腐化、民愤很大的坏蛋为主攻对象，以清算他贪污为突破口，在会场上贴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彻底清算彭金生的罪行”等标语口号，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支持。会后我们就大张旗鼓去彭金生家责令他交出账单进行清算，彭不得不接受查帐，交出了一部分帐单，交待了一点问题。对此，伪参议长罗瑞卿和石桥乡公所也不敢吭声。经粗算，他贪污折粮1OO多担(因当时伪币金元券大贬值，故一般以钱折合稻谷计算)，我们责令他如数退赃，他当面答应，但事后就东躲西藏，找不到人。这次斗争既打击了反动政府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农民群众敢于斗争的政治觉悟。
　　各支部成员还积极进行社会调查，如谁是国民党军警特务，谁是贪官污吏，谁是土豪劣绅，他们各有哪些罪行，调查敌情动态，了解反动政府的枪枝、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存放地点和数量，我们将调查收集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为解放军顺利进军，为解放后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还以各种方式宣传革命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揭露反动政府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组织群众，防止敌特破坏。解放军南下途经我们的家乡时，组织群众送茶送水、送菜送粮(解放军均已照价付款)，欢迎慰问，做好各项支援前线工作。县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我们积极协助政府建立和巩固乡村基层政权，帮助乡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
　　在安福、永新县解放前夕，上级指示党的活动可由地下转为公开，我就在嘉溪村惇叙堂召开了第一次支部大会，选举了支委会，我任支部书记，王绍任宣传委员、黄庆章任组织委员，并布置了工作任务。此前曾文还通知我，根据上级指示，嘉溪支部已按行政区划从永新县地下党组织领导移交给了安福县地下党组织领导(因嘉溪村属安福县石桥乡管辖)负责人是王炯，他会派人跟我联络。解放后安福县洲湖区区委书记崔振甲给我和王绍写了一封信，派一个持枪战士送到我家，信中说：王孟秋、王绍同志，你们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我没有来跟你们联系，对不起，如你们有空，请来区委一趟。因当天江北片负责人王缚派刘国仕同学通知我，第二天领支部全体成员去塘边村开会，以致我没有到区委去商谈工作。在塘边会议上，王炯讲了形势任务后，又通知全体党员随王炯到中共安福县委报到办学习班。学习结束后，选了一批党员到县直各部门工作，我支部刘崇坦、刘锡光分配到县公安局工作。刘启厚要求参军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去了，黄庆章、王绍回原学校任教，杨应秀、彭积秀回本村参加革命斗争，刘金燕要求随长征干部刘生标去工作，我经王炯同意回泰和联合中学，拟清算刘行洵、彭积炎等人的罪行，嘉溪支部活动至此停止。至于党的组织关系，王炯说等上级决定后再通知。9、10月间我得知王炯在吉安地委学习，我就从泰和联中去吉安找到王炯，王炯说：蔡敏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在组织上，省委、地委是承认的，至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否承认，要等组织审查后，再个别决定。并鼓励我们努力创造条件，重新入党。我将王炯讲的内容及时转告了支部各成员。我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南区公司工作后，就重新申请入党，于1952年3月24日经中南区军政委员会所属财经委员会党委批准为中共党员。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时，我要求恢复地下党党籍，经中共江西省人民保险公司党组织派人到吉安地委、安福县委调查，安福县委档案馆对中共安福县地下党的档案材料保存得很完整，有我申请入党时写的自传，嘉溪支部党员名册，中国共产党党员调查表，党员审查统计表等有关全部材料。1985年5月27日，中共江西省保险公司党组织将调查材料整理上报江西省直属机关党委。中共江西省直属机关党委于1985年6月5日批复同意恢复我的中共地下党党籍，党龄从1949年6月28日连续计算。入党56年来，我虽无甚建树，但学习一贯积极，工作一贯勤恳。因此，每逢单位评选先进工作者、评优秀党员，我一般都会被评上，不辱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2005年春节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