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中共地下党福建省委组织审查委员会决定，处死127名“叛徒”。由此在闽浙赣边区地下党内部引发了一系列冤案。
　　“第二战线”言犹在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处在全面的包围中》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与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的斗争。”在这篇文章的指导和鼓舞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江西省南昌市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6年，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刘少奇代表中央对当地工作做出指示。主要精神就是六个字：巩固、发展、提高，并且具体指示应该向浙江、江西、皖南方向发展。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福建，而且是为了全国。曾镜冰从延安回来，途经苏北，陈毅指示：福建的中心工作要放在闽浙赣边，依仗武夷山的地理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11月曾镜冰回到福建，召开省党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江西的形势：江西从1942年大破坏以后就没有党的组织，因此做出了恢复江西赣南苏区的决策，并任命闽浙赣边区党委委员黄扆禹为特派员。
　　1947年5月，黄扆禹到达江西省兴国县，6月到泰和县。7月，省委通知他回福建开会。在会议期间，他向省委建议，必须同时开展城市工作，希望省委派人到南昌开展工作。经过省委研究，黄康禹和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商量后决定，调李健到南昌工作。1947年10月，李健到南昌，以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小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李健搞了一个工作方案。认为：南昌是中等城市，产业工人比较少，而手工业者和店员、公教人员、中小学教师比较多，但是他们都非常分散，与我党长期失去联系；再加上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黄色工会的政治欺骗，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很少。因此，打算先在大、中学生中着手建立党组织，并首先选定当地的最高学府中正大学作为突破口。黄扆禹同意这一意见。
　　按照李健的方案，南昌的地下党组织顺利地发展起来。
　　由于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南昌已经形成了有几百人的地下党组织，名称就叫“中共闽浙赣边区南昌市城工部”。除了在南昌市的大、中专学校里建立了党组织以外，还在广大的农村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此外，还通过私立心远中学的学生胡康新的关系，联系到中国民主同盟在江西的领导人廖伯坦、唐敬斋和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廖少仪等，在推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自从1948年2月起，中共地下党南昌市城工部陆续向湘赣边工作委员会机关据点羊岭山送去黄金40余两，银元300多块，短枪20多枝，以及革命书刊、生活用品等等，占城工部组织筹款总数的80％，筹枪总数的90％，尽到了一个地下党组织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反活动，有力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面攻势，为顺利解放江西、减少破坏和损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李健所领导的中共南昌城工部的成员中，除了大量的大专学生以外，还有一群中学生。这些中学生当时的年龄不过十六七岁(按照党章规定，入党年龄，应该在18岁以上，但是在地下工作环境可以变通)。他们是：一中的罗时烽、二中的熊国模、私立心远中学的钟纯民、胡显中。这四个人是由《中国新报》国际版编辑张自旗(诗人，笔名陈夜)介绍入党的。后来，胡显中又奉命在心远中学发展了熊大楞、陶懋颀、舒元禄、刘振辉共四名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由胡显中担任组长。
　　我们这些中学生年纪虽小，但是志向却不小。我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幸福和自豪。但是，在我们单纯而幼稚的心灵里，万万没有料到，在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却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挫折和坎坷。
　　风云多变冤如海
　　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任务之一便是筹集经费以支援游击战争。当时的福建省委城工部认为“变敌人的资财为革命的资财乃是城市游击战争的特殊形式”。早在1947年7月，国民党福建海关查扣了一批布匹和棉纱，总价值大约相当于黄金200两。城工部通过海关的内线关系，里应外合冒领出来。这件事被称为“布变”。其中一部分布匹临时存放在城工部副部长孟起家里。孟起家的女佣人无意间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孟起以刑事犯的罪名被逮捕，家也被抄。敌人在盂起家中发现了党的文件，因而发现了其真实身份，孟起后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孟起被捕后，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曾经提出三条营救方案，其一是“假自首”。由此引起上级组织的怀疑，立即调庄征上山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实事求是地认真核实。而是依靠刑讯逼供，认定庄征出卖了孟起，定是内奸，并于9月末处死，这可以说是福建城工部冤案的远因。
　　1948年初，发生了阮英平失踪案。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带领一名警卫员化装成商人，从宁德往福州。在中途遇到国民党保安团的巡逻队，二人失散。阮英平自己隐蔽到洋中乡大窝村村民范起洪家。范的邻居周玉库见阮英平的褡裢里有金银首饰，就唆使范起洪联手谋财害命。他们哄骗阮英平说：“国民党兵来了，快随我们上山躲避。”在山上，他们乘阮英平不注意，将其杀害，这是解放后调查的失踪真相。当时的情况是，警卫员陈书琴寻找三天没有找到首长，便回到福州，向负责交通联络的苏华和城工部部长李铁报告。李铁给他路费命令他回到出事地再找。陈书琴在途中遇到叛徒，被拘禁在旅店，当晚逃脱，回去再找李，李派一位熟悉宁德的同志再次寻找。同时，闽东地委派出游击队发动老乡四处寻找均无果而终。
　　阮英平是闽东红军领导人之一，改编为新四军以后担任旅政委，1947年被华东局派回福建领导军事斗争。他的失踪使省委领导感到震惊和怀疑。陈书琴为什么丢下首长单独回到福建又说不清首长失踪的原因和经过?陈书琴被拘禁在旅店，竟然能够逃脱?为什么几次去找李铁?而派陈书琴给阮英平当警卫员的正是这个李铁，李铁当时已经调任省委宣传部长，为什么还要关心并且直接处理这件事情?许多的疑点集中在一起，再联系到前面所介绍的“庄征事件”，就认为陈书琴和李铁都是坏人。曾镜冰轻率地决定成立审查城工部的委员会，并且立即逮捕李铁及在省委机关工作的城工部干部。在审查工作中，大搞逼供信，错误地认定城工部已经是被敌人控制的“红旗组织”。尤其严重的是，省委轻信了在刑讯逼供之下得到的所谓“五一节”前后杀害各地委领导干部的假口供，要求各地在五一节以前紧急处理(即杀害)城工部的骨干。在未经请示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情况下，李铁及城工部的干部共计127人，一律被当作“叛徒”、“特务”处死，由此铸成了千古奇冤。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案件进一步牵连到江西的地下党组织。这是因为1947～1948年福建省委奉中央的命令向江西发展组织。江西的地下党组织就是在福建省委指示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黄扆禹的赣南特派员身份也是由福建省委委派的。在这危急关头，黄扆禹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成熟和机敏，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稳妥的决定：没有把江西地下党的同志调上山，而是切断与江西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联系，让他们独立作战，“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来证明自己。”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也是由黄扆禹创建和领导的另一个组织——湘赣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并没有执行黄扆禹切断联系的决定。大概他们认为，江西地下党组织同样是被国民党“打进来”或“拉出去”的叛徒组织，因此也必须一网打尽。1948年2月，李健从民革处搞到两枝最好的短枪，再加上大洋300元，派杨尊文、吴志福、吴植佛三人送到湘赣边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的羊岭山，竟然被当作叛徒而处决。1949年4月初，湘赣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派交通员突然来到南昌李健的秘密地址，交给李健一封信，说是要成立“军政委员会”，请李健上山，并要他随身带黄金50两。
　　在这生死关头，沉着老练的李健考虑了一周，感到疑问很多：按照秘密工作方式，交通人员应该去联络点联络，约定时间会见，可是湘赣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却把一个地区负责人的姓名、地址都交给交通员，这种做法很不寻常；我们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是向群众募集而来，一下子要求带黄金50两，数目巨大令人吃惊，难道他们以为我们有什么后台或者“背景”，能够一下子搞到这么多的东西?此其一；其二，这个“军政委员会”起什么作用?执行什么任务?没有说明白。上山以后还回不回来?南昌地下党这么多的人和组织关系交给谁领导?这许多问题都没有事先商量、研究，就匆匆忙忙要求我随同他们上山，这引起了李健的警惕。李健当机立断，立即设法募集了3两黄金，交给交通员，打发他回去。解放以后，才知道所谓成立“军政委员会”纯属子虚乌有，只是为了诱骗李健上山加害而已。由于李健的警惕性高，才幸免于难，南昌的地下党组织才得以保存并且整体投入战斗，保护地方，配合解放。南昌城部是福建“城工部事件”以后，惟一完整地幸存下来的地下党组织。
　　南昌城工部虽然因为李健的多谋善断和机警周旋而保存下来，但在解放后却面临着新的考验：1949年9月。在当时地下党集中学习的地方——葆灵女子中学，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向全体地下党同志正式宣布：由于李健的上级是叛徒，造成组织严重不纯，所以，不承认南昌城工部是党的地下组织，不承认大家的党籍，只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于是，这个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在南昌正式公开，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所有的成员都作为普通干部，分配到各地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坚持工作和学习；坚信总有一天，党会承认自己的。就是靠着这一坚定的信念而生活下来，这些人在苦苦地盼望着、等待着。
　　苦苦盼春姗姗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人们心头的阴霾，也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闸门。1984年党中央决定全面清理地下党历史遗留的问题。9月12日至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昆明召开了16省、市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的问题的座谈会。
　　10月底江西省委成立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在工作了20多个月之后，终于恢复全部地下党成员共计652人党籍。我本人因为在1953年以调干的身份考上了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千里迢迢来到吉林省，直到1986年才恢复了党籍。离开党的怀抱，前后历时37年，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被当作敌人打入监狱的。
　　在这里需要插述一笔：其实，经过被害人家属的不断上访和中央的认真调查，早在1954年福建省委就已经澄清了全部案情，并且在1956年6月为含冤而死的127位同志平反昭雪。1957年6月，江西省委批发省委组织部《关于南昌城王部地下党组织的处理意见》。这个文件承认南昌城工部地下党组织是我党的组织，对其成员则按照不同情况分批予以承认：“首先恢复已经重新入党的同志的党籍；其次，解决已经参加工作的干部的党籍：再次，处理没有参加工作而本人申请者的党籍。但是不必公开宣传和登记，以免造成混乱和被动。”然而文件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于是问题又被束之高阁，而且这一搁就是20多年。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和罗时蜂、熊国模、钟纯民等四人连同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张自旗，还有对我们几个中学生最早进行启蒙教育的心远中学语文教师廖伯坦、心远中学学生胡康新等多人，无一例外的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尤其令人扼腕三叹的是，钟纯民在划为右派不久就抑郁而亡，年仅29岁。其余几位，熬过了生命中漫长的严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作为一个幸存者，回顾几十年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追忆含冤而死的战友，深深地感到，有责任把过去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下来，公之于世，一方面是为了告慰逝者，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另一方面是为了昭示来者，以史为鉴!
　　原载于2004年第2期北京《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