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这种优秀品德和优良作风培育出的一代新风，至今仍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
　　(一)一切为了人民的领导风范
　　1946年11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外国记者看延安》为题，报道了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的观感。斯蒂尔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见到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一个见多识广的著名外国记者，何以为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句政治口号感叹不已?原因不仅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新鲜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而且在于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领袖和所有革命工作人员，认真贯彻和实践了这一宗旨，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倡导者，也是模范的实践者。他和大家一样吃粗粮，穿补丁衣，住着寒冷的窑洞，晚上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勤操劳。他筹划全国革命的大事，也关心周围群众的疾苦和困难。一次，他遇到一位妇女抱着患病的孩子急得直哭，便亲自用自己的车子把孩子送到医院，并嘱咐医生一定要给孩子治好病。有时开会途中碰到群众赶着羊群，他便等老乡的羊群过去了再走。边区群众为了表达对共产党的感激和对革命领袖的热爱，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些丰收的果实，他们总是又分给幼儿园、保育院的儿童们，或送到医院慰问伤病员。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群众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他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这是刘少奇在七大上对毛泽东的中肯评价。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工作是极其繁忙的，约人谈话、给同志们作报告、写作、处理重大问题等，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他一旦工作起来，总是集中精力，不知疲倦，废寝忘食。冬天，桌下的炭火常烤糊了他的棉鞋、裤角。有时太累了，他就在椅背上靠一会儿，接着又工作。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年过花甲的毛泽东从1956年2月起，连续两个月“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常以普通群众自居，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土布衣服，吃着小米、黑豆。看着毛泽东那简朴的生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敬佩地写道：“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而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之衣物。”延安时期是这样，进城以后还是这样。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从1953年年底到1962年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毛泽东这种俭朴节约的习惯既反映了他艰苦朴素的美德，也反映了他作为人民领袖的阶级感情和思想情操。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始终以革命事业、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位，与人民过着同甘共苦的生活。1944年的一天，当时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毛泽东有紧急事要找他谈谈。张汉武以为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别的什么急事，于是急急忙忙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主席，有什么任务?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然后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情况是知道一些，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泽东说：是不是水的问题呢?请中央医院去把水检验一下好不好?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医生和负责同志也来了。原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中央医院讲了这事，让他们到侯家沟验水。化验结果表明，果然那里的水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于是，中央医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群众对饮水进行了处理，并给有病的人治好了病。后来，这两个小小的山庄，终于传出令人振奋、也令人喜悦的婴儿的啼哭声。
　　1946年年初，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了延安。阔别了18年的父子团聚，使毛泽东非常高兴。但是为了培养岸英与人民的感情，为了使岸英学习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为了给其他同志做表率，毛泽东又把岸英送到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为了中国革命，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牺牲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又送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岸英赴朝参战，结果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早晨的洪流》一书中，曾动情地赞叹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和领袖魅力。她说：“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人民之中”。“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的生活意志、力量和前提。”②毛泽东的领袖魅力之最深厚的精神源泉，就在于他大力倡导和带头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人民公仆周恩来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党依靠的力量和社会的主人。在他看来，离开了群众，我们党就会枯死、锢死。因此，他始终与群众心贴心相处，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在延安时期，他可以不顾危险保护老乡，也可以为自己的警卫员打草鞋。在1947年年初，党中央领导延安军民修工事、筑掩体、挖防空洞，进行保卫延安的战争准备。元月18日，大家吃完早饭，带上中午的干粮进入防空洞。突然，天空飞来黑压压的一群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一阵机枪扫射后，在延河边扔下一批炸弹。这时，从防空洞对面的山坡上下来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两个妇女和一个老人。周恩来发现后，立即跑出防空洞，边跑边大声喊：“老乡，快卧倒!”警卫员小魏一步不落地跟了上去。炸弹惊了马，惊马拽着马车狂奔。敌机发现了马车，又扔下一串炸弹，马车被炸翻滚入路旁沟中。小魏和周恩来赶到那里一看，只见马车车轮朝天，人和马被埋在土里，立即趴到车下，扒开土，使劲把人往外拖。一架敌机又斜着翅膀冲下来，周恩来赶紧把老乡拉到车下，用身体挡住，小魏也急忙趴在周恩来身上。“轰”的一声，又一颗炸弹在马车旁爆炸了，小魏的右胳膊和左腿一阵麻木，继而又钻心般疼痛，血直往外流。周恩来艰难地站了起来，一边照顾小魏，一边叫老乡赶快弃车转移。这时，其他几位战士跑过来把他们背回了防空洞。这就是周恩来当时在延安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人民群众的真实写照。
　　1973年6月，他陪外宾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延安，当他看到延安的落后面貌时，向在座的省、地负责人主动承担责任说：“我们在中央，对延安关心不够。”当他听到省、地领导人“五年延安粮食翻一番”的保证时，激动得两眼都湿润了，并不顾重病在身，举起酒杯，与大家一起祝愿，一起干杯。《周恩来选集》出版后，他又托邓大姐将2万元稿费寄给延安人民。这一切不仅表明了他的良好作风，更是他作为人民领袖的内在人格的自然流露与表征。
　　几十年来，周恩来虽身居高位，却始终过着平民一样俭朴的物质生活。1937年年初，当他坐着三等火车车厢出现在卫立煌的面前时，卫立煌感动了。他说：“周将军这样的高级将领，只坐普通的三等车厢，这样廉洁奉公，真是可敬可佩啊!”建国后，他仍俭朴如延安时期，一条浴巾用好多年，有时坏了还舍不得扔掉。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同志们一起吃窝窝头和菜汤，并说，“现在全国人民度荒年，我们领导更要走在前。”
　　周恩来的一生是谦虚谨慎的一生。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过去犯过的错误，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以至于毛泽东不无赞赏地说：“恩来同志的自我批评太多了。”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接见电影演员白杨等人时曾经说过：“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中的错误”，并风趣地说，“这个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作为人民的公仆，周恩来没有办法实现领导科学中那种“超脱”的境界。为了争取时间，更多地为人民服务，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以至于身边工作人员不得不用“大字报”的形式，联合提意见劝他“节劳”。
　　在周恩来身上，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自然境界，而毫无沽名钓誉之态。他说：我不再追求什么个人的幸福，我的幸福就在大家的幸福里头；我不再有什么个人的要求，我的要求就在大家的要求里头。他的一生一直在为人民奉献，但并非没有收获，他获得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永不泯灭的尊敬、爱戴和怀念。他的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日夜操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他的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不仅永远是普通人学习和继承的精神财富，也是一切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楷、行为之模。
　　其实，不仅毛泽东、周恩来，我们党的其他领袖，如“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立党为公”的张闻天等，都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废寝忘食工作的精神，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培育了一代代新人。他们的领袖风范，当之无愧地代表了我们党和民族的形象，在各方面都是全党和全体人民的表率。他们的公仆精神不仅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爱戴，而且将永远是我们事业前进的精神动力。
　　(二)竭尽忠诚、含辛茹苦的“五老”精神
　　在延安，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是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尊敬的“延安五老”。他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时刻都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谈话，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百姓的呼声，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他们竭尽忠诚、含辛茹苦、勤政为民的精神，至今仍是人们的精神动力。
　　1927年7月，大革命刚刚失败，年已51岁的徐特立却不顾白色恐怖的危险，经李维汉介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焕发了革命的青春，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南昌起义、苏区政权建立和长征。抗战初期，徐特立任八路军驻湖南代表。此间，他不顾年迈体弱，进行着繁重的工作，接待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并“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他深入各个角落、各个阶层，进行有哲理而诙谐的演说，挤时间举办党员培训班。他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为了培养一代科技人才，更是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常常误了吃饭、睡觉。年近七旬的徐老，本来需要人照顾，但他时时关心着他人，以他人为重。一次，徐老开会回来迟了，误了吃饭，为了不影响炊事员的休息，他就悄悄走进厨房，自己热饭吃。当炊事员发现后要给他做饭时，他却挡住了炊事员说：你们的工作是辛苦的，我用锅热饭吃，不过是举手之劳，就不麻烦你了。徐老以自己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全党的爱戴。1937年，毛泽东在庆祝徐老60寿辰的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他自我牺牲、奋发努力的精神，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号召全党学习他。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是勤政廉政的模范。“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他的座右铭。1942年12月，林伯渠到富县视察，要求当地政府兴修水利，引葫芦河水浇灌农田，提高粮食产量。视察途中，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与群众同吃、同住。群众高兴地说：“我们的主席，没有一点官架子。”每次合署办公和政府各种会议他都到得早，文件阅得快，在他看过的文件上都批有“速办”及“快传、快印、快办”等字样。在他的带领下，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养成了勤奋工作、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林伯渠常常亲自下基层调查，跑过了边区许多县，每到一地他都手拄拐杖，走家串户，了解情况。续范亭有诗赞林老：“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说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在林伯渠住的窑洞里，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他年迈体弱，却坚持与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还经常扛着镢头种田，背着箩筐拾粪。在制定边区生产节约的计划时，他也没有忘记为自己订一个生产节约计划。“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菜增粮田”，就是他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清廉节约的生活写照。
　　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一生是“甘为民仆耻为官”的一生，是克己奉公的一生。1945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时，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交际费、置装费共2600美元交公，用作为《新华日报》购买印刷机和为同志们购买工作、学习需要的打字机、留声机、英文唱片。他曾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要东西，不许以他个人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他为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却从不居功自傲。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说：“我就是一个补丁，党把我补在哪里，就在哪里起自己的一点作用。”
　　“上为党政分忧，下为群众解愁”，是谢觉哉光辉人生的写照。他在延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面对经费奇缺、教学设备极差、学员生活标准极低的困难，主动为党分忧，带领学员开荒种地、自制教具，而且修建了一座可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为边区树立了节约经费、自己解决困难的榜样。1956年，他专程来延安看望老区群众。当发现延安医院的住院病人大多是自己做饭、找人护理时，他作了深入了解，并将发现的问题在当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来，使陕西有关方面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医院服务态度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从而得到了陕北群众的赞扬和拥护。
　　1944年，在重庆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收到了一封从河南寄来的信。原来，信是一对老夫妇为寻找自己的儿子写的。大意是：他们有一个叫“吴玉章”的儿子，多年前被国民党抓走当兵，一直没有消息。现在家中很苦，听说“玉章”在重庆做大官，故而托人写信，要儿子寄钱回来维持生活。吴老在收到信的当天夜里，就认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明：自己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实在不是两位老人的儿子。但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自己不是在做官，而是为人民利益工作；两位老人以后再有困难，可就近找我们的同志帮助。第二天，他又让警卫员把自己节余的生活费连同写好的信一起寄给了两位老人。吴老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其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是“人民的儿子”。
　　延安时期的“五老”在党内都有较深的资历和较高的威望，但他们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倚老卖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甚至比青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虚心学习、勤奋工作，还要服从纪律、联系群众。什么“老”，什么“困难障碍”，什么“身体精神不行”，在他们面前都“降服”了。他们的崇高品质、优良作风不仅是延安时期“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而且是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学习的榜样。
　　(三)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
　　张思德，1915年阴历三月初六出生在四川仪陇县六合乡的一个山村贫苦农民家庭，家境贫穷，全家靠给地主帮工度日，母亲和几个哥哥相继冻饿而死，父亲远走他乡，不知所终。张思德成了孤儿，七八岁时，就给地主家割草、放牛，他11岁时才读了几个月的书。1933年，刚满17岁的张思德就参加了工农红军，后来随红军长征来到陕北。经过党的培养和革命斗争的锻炼，张思德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于1937年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1940年春，张思德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连当通讯班长。1944年9月5日在安塞县石硖谷烧炭时，他为救战友被埋在炭窑之下，光荣牺牲了。
　　张思德参加革命后，在战斗中浑身是胆，屡立战功，被战友们亲切地誉为“小老虎”。1933年冬，在夺取关口梁一役中，他在我军久攻不下的困境中，主动请缨，率领“尖刀班”绕山路、搭人梯，翻墙入寨，如神兵天降般冲进敌巢，全歼顽敌。1935年春，嘉陵江渡江作战前夕，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下，在江东安营待命，设法赶造和寻找船只渡江。一个漆黑的夜晚，张思德凭着一身好水性，只身潜游到对岸，悄无声息地用镰刀割断两根缆绳，拖着两只船返了回来，为后来大部队在苍溪城南塔子垭渡口强渡西征，立下了战功。
　　在长征途中，张思德踩下的足印都刻着关怀与善良。进入草地半个月以后，部队开始断粮，饥饿给红军战士带来了空前的危险，干粮和青稞吃光了，首长乘骑的骡马也被杀了吃了，皮带、棉絮、枪背带被吃得所剩无几。为了战胜无情的饥饿，为了部队能够走出草地，连队党组织向共产党员发出号召：尝百草!茫茫草地，青草丛生，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轻者中毒，重者死亡。张思德这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好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口嚼检验野菜是否能够食用，多次中毒。在常有毒蛇出没的水路里，他把女同志和小孩一个一个地背过去。为了战友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他早已没有了“自我”。
　　张思德跟随部队长征到陕北后，由于他在长征路上多次负伤，身体甚是虚弱，因此组织上决定让他到设在云阳的“荣誉军人学校”休养、治疗。
　　“荣校”虽然远离了前线战场，但张思德并未放松对自身的要求。他利用这段平静的日子加紧学习认字、写字，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每当“荣校”党支部组织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和党中央有关当前时局的政策文件的活动时，他都积极参加。活动之后，他经常向老党员、老战士就一些理论问题进行请教，展开讨论。在短短的时间里，他的思想素质和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并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37年10月，“荣校”党支部经过认真考查，认为他已具备了一个党员的资格。张思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举起手臂庄严地宣誓道：“我是穷苦出身，我跟定党，跟定毛主席，革命到底，永不回头!我一定不怕吃苦，不怕牺牲，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带领群众，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要勇于献出自己的一切!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③这是他的入党誓言，更是他一生真诚遵循的行动准则和人生目标。事实上，在入党前他已经按照这个准则努力地奋斗着，入党后他更是把它作为整个生命的惟一价值所在。
　　在他当通讯班长的一天傍晚，通讯班战士刚刚结束了实战训练，回到了临时驻地——姚店村，警卫营营长突然命令张思德，让他立即派人把一封急件送到延安王家坪的总参谋部作战室。从姚店村到延安足有五十多里路，想到战士们才训练完毕，很是疲劳，张思德二话没说，装上信件，背起长枪，踏上了北去延安的大路。
　　约莫走了二十里路程，天空突然急剧地阴沉下来，狂风骤起，雷声滚滚而来，就要下雨了。这是一封作战急件，绝不能让雨淋湿，想到这里，他便飞速地跑起来。汗水浸透了全身，他也顾不上喘息，刚跑了十多里地，快到延安东关外的机场时，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便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他一边用手按住口袋里的急件，一边继续跑着。但是，雨太大了，雨水很快从脖根流到了胸前。为了不让大雨淋湿信件，他一闪身躲进了路边的石崖下，想等会儿雨小些再走。但天色渐渐地暗下来，雨却越下越大，张思德身上的衣服已全湿透了，怎么办?这是封急件，不能耽误。他突然想起了脚上穿的陕北纳帮布鞋，这不正是装信的好工具吗?这种鞋，底厚、帮硬，一时半会儿雨水浸不透。他急忙脱下鞋一摸，里面还没湿，便把信放了进去，然后把两只鞋对扣起来，紧紧地用草秆一扎，贴身夹在腋下，踏上了泥泞的道路，又大步地跑了起来。一路上，他深一脚、浅一脚，不停地跑，碎石路割破了脚趾，他也顾不了疼痛，终于把信件按时送到了作战室。信件是干的，而张思德全身却似刚从水池子里爬出来一般。这样看似平凡的事，张思德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和意志来完成的。
　　1940年起，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为了解决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的冬季取暖问题，中央军委警卫营命令张思德带领十个战士组成一个班，进山烧炭。烧木炭是一个重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当时，有的同志思想上颇有顾虑。于是在接受任务的当天，张思德便召开动员大会，在会上他对大家说：“进山烧炭，又脏又费衣服，生活要比延安更艰苦。但是我们烧好炭，保证首长和同志们的冬天取暖，就等于为抗战、为战胜敌人经济封锁贡献了一份力量。因此，这也是一份重要的革命工作。进了山，我们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④战士们在张思德的带领下，个个精神饱满。一次山洪冲塌了炭窑，冲走了木炭，困难加大了。但张思德仍豪迈地说：只要人在、山在、树在，就一定能完成任务。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其他同志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在他的带领下，全班超额完成任务，且窑窑都是优质炭。烧炭结束后，张思德被党组织评为劳动模范。
　　由于长征途中以及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42年，张思德被调到中央警卫连当战士，担负警卫中央首长的工作。1943年，他又被调到枣园，在毛泽东窑洞前执勤放哨。张思德十分激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做毛主席的忠诚卫士。
　　雨天换哨，少不了他；雪天上岗，他总要多站一个时辰。每天一起床，张思德就轻手轻脚地把毛泽东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经常走的路段，只要有一点坑坑洼洼，他就铲来黄土垫平、踩实。毛泽东外出开会，张思德总是把冲锋枪和马灯擦得锃亮，提上水壶，早早地等候在车子旁。他认为：在毛泽东身边做的每一项具体工作，都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乘坐的黑色轿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赠送的，车身宽大，车后有一个专供警卫人员站立的踏板。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每次出车，都要有一个同志站在车后担任警戒。张思德每次都借口“我喜欢冷风吹”而“抢占”这个警戒位置。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按规定执勤时可以放下棉帽的帽耳，但他担心会因此影响视线和听力，有情况不能及时反应，总是不肯放下，以至于耳朵上长了冻疮。毛泽东多次关切地劝他注意保暖，他总是憨憨地一笑。
　　张思德参军11年，同期入伍的同志有的已当上了团长甚至旅长，他却从不计较个人职务的高低。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时，领导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愉快接受：“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1944年年初，张思德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到安塞县石硖谷办生产农场，担任副队长。秋天，他带领同志们进入林区，为中央机关烧制冬天取暖的木炭。9月5日，天下着蒙蒙细雨。为了支援边区军民，张思德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又参加了突击队，与战友小白一起开挖了一个新窑。由于山坡土质松软，加上雨水的浸泡，窑顶突然掉下几块碎土。“快出去，有危险!”有着丰富打窑经验的张思德大喊一声，把小白推向窑口，小白得救了，张思德却被深深埋在泥土下。当战士们把张思德沾满泥土的遗体挖出来时，哭声连成一片。这个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在危险的时刻，把生命留给了战友，自己却被压在窑内，不幸牺牲。
　　噩耗传到枣园，党中央和毛泽东悲痛不已。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致敬”的挽幛，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
　　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⑤
　　毛泽东的讲话对张思德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做了系统的概括。张思德是千千万万个革命战士中的普通一兵，是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参加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这是第一次，也是他整个革命生涯里仅有的一次。
　　作为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位战士，张思德年轻的生命是平凡的、普通的，可他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像一颗高高升起在东方天幕上的启明星，展示了共产党人远大的前景、辉煌的未来。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首，张思德之死重于泰山，因为他的精神价值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是无法估量的。
　　(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
　　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1938年1月，当中国人民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时期，最需要援助的时候，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支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他于3月26日到延安，在4月24日离开延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为八路军指战员医病疗伤，倾注了全部的热情、智慧和精力。
　　“只有战斗，绝不停歇。”这是白求恩的誓言。他一到前线就投入到救治伤员的紧张工作里。当时由于战争环境艰苦，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甚至连个手术室都没有，伤员都在许许多多的乡村老百姓家里。白求恩沿着乡间小路，每天都要走十多里山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伤员一个伤员地检查治疗，第一个星期他就检查、治疗了54名伤员。时间就是生命，他争分夺秒地工作着。在设备简陋的手术室里，他既是手术者，又是麻醉师。有时为做一个手术，常常需要七八个小时，站累了，就跪在地上做，双腿麻木了，又站起来，但他的那双手却像上足了发条似的，有时得一连做几个大手术。
　　他对每一个伤员都倾注了无限的阶级感情。一个寒气袭人的风雪之夜，白求恩在检查病房时发现一个伤员的被子湿了，便把自己的被子拿去给那位伤员换上，他则蜷缩着高大的身躯，裹在一件大衣里度过了寒冷的长夜。
　　一个风雪的夜晚，前线送来了一位重伤员，情况十分危急，急需输血抢救。几个护士的血型不同不能输，找人已来不及了。白求恩说：“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输我的。”其他同志不同意，他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要耽误时间，救伤员要紧!”就这样，300毫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鲜血流进了八路军战士的血管。紧张的手术结束了，伤员得救了，白求恩大夫也轻松地笑了。
　　一次，房东大娘给白求恩送来一锅鸡汤，白求恩非常感动，但随后他又把鸡汤分给了重伤员，自己却没舍得尝一口。在敌后根据地，生活十分艰苦，党中央考虑到白求恩已年过半百，又是外国专家，工作也非常辛苦，毛泽东亲自写信要求晋察冀军区每月发给白求恩100元津贴，但遭到了白求恩的拒绝。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是加拿大和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做烟草费，专供伤员购制烟草和纸烟之用……”那么，白求恩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生活的呢?在193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无穷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白求恩不仅对部队伤员这样，对群众也非常关心，尽力为他们解除病痛。他常常背着药箱，顺着羊肠小道，在月黑风高的深夜走进农舍，出现在急诊病人的炕头。在骄阳当空的中午，他手拉着一位胸前长着大瘤子的老乡，走进了手术室。患兔唇的孩子，有流产危险的孕妇，摔伤了的年轻人……，根据地不少群众都接受过白求恩的悉心治疗。群众感谢他，给他送来红枣、鸡蛋，他却婉拒了：“我们是八路军，为人民服务，不要报酬。”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预定启程回国的日子，军区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就在出发前夕，军区传来命令：由于日军对北岳山区发动大规模“冬季扫荡”，军区卫生部必须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战场。白求恩毅然决定留下参加反“扫荡”，他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战斗结束，我再启程。”
　　10月下旬，白求恩率医疗队进入摩天岭战斗前线。摩天岭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手术室设在涞源县孙家庄距前线很近的一座小庙里。炮弹在手术室周围不停爆炸，房间里硝烟弥漫，房顶的灰尘不断被震落下来。大家多次劝白求恩撤离到安全地方，他都拒绝了。一次，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白求恩连续做了71例手术，只死了一个人。这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简直是奇迹。
　　1939年11月1日，在为一个伤员做急救手术时，白求恩不慎划破手指感染中毒，于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村逝世。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还要求：“转告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贡献!”他嘱托：“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进的事业!”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根据地，人们十分悲痛。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的挽词。12月21日，毛泽东又发表了《纪念白求恩》的著名文章。他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号召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⑥
　　共产党人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关键是要解决怎么做人的问题。共产党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精神支柱，应当如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里阐述得深刻、透彻。
　　宋庆龄曾说过：白求恩是一位时代英雄，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毫无疑问，白求恩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英雄的，他虽然产生于过去的时代，但其精神将永葆青春。
　　白求恩因公殉职半个多世纪后的1995年9月27日，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里讲道：“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什么人?建议大家重读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和战争年代大不一样了，毛主席这些话是不是过时了，没有过时，应该说更有现实性。各级领导同志更应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⑦65年过去了，白求恩精神仍然是共产党人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楷模。
　　白求恩，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他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旗帜，是延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典型代表。他用自己辉煌的生命，证实了这样一条真理：人生的价值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奉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②《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③《张思德的故事》，中国少儿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④《张思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660页。
　　⑦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