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主要领导人，既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参加者；不仅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体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身先士卒，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
　　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①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但是仍身先士卒，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到这支劳动大军中来，成为其中的一员。
　　中央机关在分配开荒任务时，开始没有考虑毛泽东主席，因为他太忙了。毛泽东知道后指出：大生产是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的决定，人人都应该参加，我怎么可以置身于运动之外，袖手旁观呢?主席的意见被采纳了，只是因为他不能走得太远，便在杨家岭他居住的山脚下分了一块地。地虽不多，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主席就扛起镢头去挖。身边的警卫看到了，怕累坏主席的身体，也扛了镢头去帮忙。地整好了，种上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由于地整得细，肥上得足，草锄得勤，地里的菜长得格外好，除自己吃以外，还送给周围的同志。1942年6月，毛泽东还托苏联机组的同志送给斯大林一小布袋亲手种的红辣椒。以表示对斯大林派飞机给延安送来医务人员和皮大衣、皮靴、毛毯等礼物的谢意。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从晋东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后，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上。他亲自勘察南泥湾，命令八路军120师359旅开赴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他还经常深入工厂，田间，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生产。不仅如此，而且身体力行，成为首长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楷模。他在“总司令部里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可是每到早晨，又看见他象农民一样，下地干活”。②
　　1941年春，朱德由杨家岭移住军委和总部驻地王家坪后，曾与勤务员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在门前不远处开了三亩地，种了十余种蔬菜。他出身农民家庭，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道理，早上一起床，就提上筐子到大路上去拾粪。他务菜是数一数二的好手，什么时节该种什么，怎样种，如何管理，他都清清楚楚，安排得井井有条。所以他种出的菜格外馋人，人们亲切的称它为“小南泥湾”。遇节假日，回到延安的老同志都喜欢到朱总家里打牙祭，既看望了老首长，又尝了鲜，一举两得。
　　朱总不仅自己积极参加生产，而且把自己外出时乘骑的一匹大青马献出来搞运输。在他的带动下，很快就组织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机关运输队。
　　周恩来经常工作在大后方——重庆，在百忙中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种菜、养猪。有时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他的右臂曾骨折，使不上劲，就摇起纺线车。他纺的线又匀又细，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0年3月，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主管西北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直接指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员。他指出：对经济建设工作“需要有远大的眼光，长期的计划”，“少说空话，多做实事”。③由于他重视技术，培养干部，工作作风细致严密，在最困难的1941年中，边区政府建立了许多自给性的工业，四万多的军队、两万多机关干部和学生，开荒种地，养猪烧炭，人人订计划，个个有任务，使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农工商业都得到发展。
　　由于两次铁窗生活严重的损坏了任弼时的健康，加上操劳过度，使他积劳成疾，身体极其虚弱。一度，党中央不得不中断他的工作，“强迫”他由枣园搬到斜对面的侯家沟去静养。可是在养病中，任弼时仍不能“安分守己”，常常乘警卫战士不注意时，偷偷溜出去深入群众，了解生产，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或上山给变工队送饭或在院里掰玉米，剪谷穗。如果出不了院子，就摇起纺车纺线线。在书记处机关里，他的纺线质量最高。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重返延安时说：“任弼时同志的线纺得比我好”。为此，同志们在生活会上批评他不守纪律，犯小自由，甚至还给毛泽东告过状哩，可任弼时对自己这个“毛病”，常常是虚心接受批评，诚恳检讨，总是改动不大。难怪叶剑英称他是“骆驼”，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每日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被毛泽东誉为“有创造精神”的359旅旅长王震，在领导南泥湾屯垦的战斗中，提出“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之外”的口号，将旅部人员组成一个生产小组，经常肩扛一把大板镢，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生产劳动，用实际行动带领全旅指战员向荒山要粮。
　　当记者去访问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时，见到他正挑着一担马粪向山上走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首长曾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
　　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生产劳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许多劳动英雄和部队战士提出为他们代耕。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农民生产的旗帜——吴满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为他代耕。他在信中说：“我计算今年多开四垧荒地，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一石麦子，一石小米)。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不要为了生产多消耗你的力量。我能为你代耕，是我最大的光荣……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接受我这小小的诚意!”④
　　中直军直黄立德、高福有等34个劳动英雄提出为毛主席、朱总司令暨中央负责同志代耕：“细菜22000斤，细粮33石9斗5升，猪肉50斤，鸡蛋20个”。⑤
　　1942年正月初，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杨步浩去金盆湾劳军时，听王震说朱总司令今年要生产三石细粮给公家，心情很不平静，向县上提出给朱总司令代耕一石细粮。7月23日，他赶了三头毛驴，驮了晒干扬净的一石新麦，送到王家坪，交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十分高兴，陪他吃饭，敬他纸烟，和他细谈农作物，还带他参观了自已经管的小菜园。第二天临走时，把自己生产的西红柿送给他一口袋，让乡亲们尝个新鲜。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边区的生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二、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民族的解放，无数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时就献身革命事业，矢志不逾。为民族解放自由之花的盛开献出了亲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仅毛泽东一家，就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延安时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肩负重任，为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船过激流，绕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不知道迎来了多少个满天星斗的夜晚，送走了多少个朝霞如火的黎明，又谁能计算出熬干了多少盏油灯，耗费了领袖们的多少心血。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洲谁做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陈毅的诗真实地记录了这难忘的历史画面。那更多的，是留在人民群众心头的永恒记忆和怀念。
　　要问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煤油灯下为党中央起草了多少份文件，写过多少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发出过多少电报、信函，至今还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就已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的158篇文章中，在延安时期写的就有112篇，在延安居住时写成的有92篇。一字字一句句都是他耗尽无数脑汁、心血、汗水的结晶。这里，我们只说其中两篇是怎样写成的。
　　抗日战争进行快10个月了，延安抗日研究会决定对抗战中的问题进行一次讨论，毛泽东要把这10个月的实践总结成理论，在讨论会上讲演，于是开始了《论持久战》的写作。
　　已经整整两天两夜了，他总是不停地伏在办公桌上写着。有时实在困了，就打盆冷水擦把脸，或到院子里转一转，又坐下来继续写。半夜了，该给毛主席吃点东西了。警卫员把准备好的饭菜端来，说：“主席，吃饭吧，吃完该休息了!”
　　“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他说着，手中的笔仍在飞快地挥舞着。
　　半小时过去了，警卫员进去收拾碗筷，谁知饭菜原封未动，已经凉了。只好端回去再热一遍。往往一顿饭要反复热几次。就是在吃饭时，也由于脑子里仍在思考问题，也是只扒饭，忘记了挟碟子里的菜。
　　夜，万籁俱寂。延安城西凤凰山麓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仍然跳动着明亮的烛光。启明星从东方起升，毛泽东伏案的身影仍在烛光中晃动。已经一个星期了，主席的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案头的手稿越堆越厚，可他仍没有停笔的意思。
　　周围的同志深知这篇文章的重要，但又心疼主席的身体。鉴于晚上气温低，怕主席患上感冒，他们生了盆木炭火搁在主席的脚旁，又找来块毛巾垫在椅子上。半夜，突然听到毛主席唤警卫员小贺的声音，跑进办公室一看，原来是主席只顾埋头写作，不知什么时候把棉鞋烤着了。
　　人终究不是铁打钢铸的，毛泽东终于累病了。医生给他打了针，吃了药，强迫他休息。可是他只躺了一天，又挣扎着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写起来。
　　今天，当我们重温《论持久战》时，能否体味出其中的艰辛呢?
　　《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也是这样。当几次劝说无效后，几个警卫员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个“动员”主席休息的好办法。
　　夜又深了，年纪最小的警卫员王来音轻轻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他望着主席深陷的眼睛、消瘦的面容，低声而坚决地说：“主席，时光不早了，你该休息了，这是组织的决定，请你服从”。
　　“组织?哪个组织?”主席停下笔好奇地问。
　　“我们的上级”。王来音不等主席和他蘑菇，就把案头的小煤油灯端进了卧室。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站起来，用一只手捶着酸痛的腰说：“好，好，我服从决定，马上休息。”王来音一直等主席上了床，睡下了，才熄了灯，蹑手蹑脚地退出窑洞，心里暗暗高兴：“这下子可成功了”!
　　第二天一早，他打来洗脸水时，见主席已坐在椅子上又开始了写作，还以为是主席刚起床哩。这时外边执勤的哨兵悄悄告诉他说：“你们精心商量的办法又失败了，主席等你们睡着后，又起来一直工作到现在。”
　　王来音望着主席慈祥而又疲倦的面容，不由得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参观过枣园毛泽东故居的同志，都不会忘记，在办公桌上陈列的那根生铁条。是毛泽东不寻常的办公用具。毛泽东写作时习惯用毛笔，时间长了就会手指发酸，手心出汗。这时，主席就停下笔握一握生铁条，让手指舒展一下，手心凉一会儿，然后继续写。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领袖身边工作的同志，真切地看到那一道道皱纹和一根根白发是怎样爬上领袖的脸庞和头部。今天，陈列在延安窑洞里的火盆、铁条、小油灯，仍在默默地形象地向千百万参观者讲述着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毛泽东就这样在延安的窑洞里渡过了十多个春秋，《毛泽东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这样写成的。而他的战友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林伯渠等，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战争年代是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回到了阔别26年的延安，一天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真是马不停蹄，人不离鞍啊。从上午八时抵延，一直忙到和省地同志座谈完工作，已是第二天凌晨了，进到卧室后，还要批复一摞电报文件，晨三时，才熄了卧室的灯，七时又起床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忙碌。就这四个小时，还是总理多年来休息得最好的一个晚上。而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对象是一位患了绝症一年之后的病人，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不仅在延安时期，而且贯穿在老一辈革命家生命的全程。
　　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
　　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领袖们不仅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倡导者，而且时时处处将这种作风体现在各自实践中。
　　为了尽量减少政府财政支出，不增加人民负担，在延安时期，政府给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从中央首长到每个同志均保持极低的生活标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中央领导人严格执行政府规定，以身作则。毛泽东主席毫不例外。警卫员贺清华在杨家岭时曾给主席管过一段伙食，体会颇深。开始，伙食费由饮事员管，为了让主席吃好点，伙食费老超支。主席批评说：“伙食费是供给部统一规定的，人人都应遵守，我怎么可以特殊呢?”并让贺清华管理，而且要10天一小结，一月一总结，超了要补。贺清华为难了，毕竟每月只有三十块钱呀!他去市场买菜总拣最便宜的土豆、萝卜买，有时没菜就用辣椒蘸盐面下饭。过上一周或十天，去买一点肉来给主席改善生活，每次也只割二、三两。其他首长来汇报工作，主席总想留他们吃饭，但伙食要在他的标准中扣除，所以贺清华最怕来客，因为厨房里除一点小米和土豆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招待客人了。炊事员深受感动，便动脑筋想办法，在不超过标准的前提下，设法为主席改善伙食，如用小火炖猪蹄，既省钱又营养。
　　当时都穿用草木灰煮染的灰粗布衣服，为了节省一双袜子，一件衣服，一条毛巾，主席总是不愿领新的，他几乎没有一件没补钉的衣服。写字用的毛笔很秃了才让换新的，铅笔头手抓不住了，就插在笔帽中继续用。中央首长间传阅的信封，反正、里外用几次。为了节约灯油，在思考问题时，就把灯头拧小。一位外国记者在参观过毛泽东住处的陈设后，感慨地说：毛泽东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从南方带来的一顶蚊帐。
　　从延安开始，毛泽东就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他再次郑重指出：“一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要少拍掌。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1963年毛泽东70岁生辰时，身边的同志提出做一次寿，他反对。他说：“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要改革”。
　　197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0周岁诞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马列主义政党纷纷致贺电贺信，有些还派专人送来了寿礼。但我国几乎所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及通讯社均未公开宣传和报道。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朱德总司令，忠实地继承了劳动人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曾指出：“‘勤’就是要多方面增产。凡家庭成员中稍有时间的就必须让他们参加一定的劳动，大的如参加农业生产，小的如搞副业生产，饲养家畜、家禽，以及必要的家务劳动等。‘俭’就是要多方面节约。在衣、食、住、行以及日用等方面，无论是现金和物资，凡是可以不花的，就尽量不花；凡是可以少用的，就尽量少用，节省下来的现金和物资都应当储备起来”。⑥他这样说，也这样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如一。
　　井冈山时，“朱德扁担”被到处传诵着。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朱德“尝百草”、解粮荒、走出草地的事人人皆知。延安时期，为了节约一分钱、一粒米用于持久抗战，他更是严以律己，一丝不苟。
　　陕北的冬天，冰封大地，寒风刺骨。朱德的床上，只铺着已用了多年的一块灰布褥子和一块狗皮。因时间长了，褥子里的棉花都成了破片片，狗皮上的毛也快磨光了。卫士长李树槐多次要给他领床新褥子，都被拒绝了，无耐，只好将褥子里的硬片片棉花取出来，装上了松软的麦草，缝成一条厚厚垫子。因为铺得薄，警卫员便想把炕烧热一些。谁知一次不小心，将草垫子烧了个洞，狗皮也被烤得皱皱巴巴的，实在不能再用了。李树槐以为这下可找到了换新褥子的理由，但是总司令仍坚决不同意。他们只好在烧破的地方补上块大补丁，又请了位巧手大娘将烧皱的狗皮重新缝制好。
　　按规定，朱德可以吃小灶，但他不要这个照顾，仍坚持和军委、总部的同志们一起吃大灶。开始，每次开饭各首长都由勤务员打回去吃，勤务员怕跑路，一次打许多，常有剩饭现象。朱德觉得这样不好，长此以往，会造成浪费，便要求都在食堂吃，他自己带头不往办公室打饭。这样就避免了浪费。首长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交谈，增强了彼此的了解。
　　朱总搬到枣园较晚，好一点的地别人已经种了，他就利用园中树木间的空隙点种了许多窝南瓜。他说，南瓜的全身都有用，瓜皮可以当粮吃，瓜瓤可以喂猪，瓜籽既能榨油，又能招待客人。秋天时收了一大堆胖乎乎黄橙橙的大南瓜，他们就用这批南瓜节约了不少粮食。
　　朱德总司令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位高不自私，和战士们在一起，除过年纪大点外，再没有什么区别。难怪有些外国记者感慨地说：如果总司令从讲台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再也无法分辨出哪个是总司令了。
　　1942年，续范亭在《赠朱总司令》一诗中写道：
　　“敌后撑持不世功，
　　金刚百练一英雄。
　　时人未识将军面，
　　朴素浑如田舍翁。”⑦
　　这是总司令的真实写照，没有一点夸张。
　　战争年代如此，建国后朱德把延安时期的那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勤俭作风保持下来了。他对孩子要求很严，不让他们滋长优越感。不仅不用自己的小车接送他们，坐公共汽车也不主张，而要他们步行上学回家。他常对康克清说：“经常走路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从前在柏林，就是步行参观了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迹和一切风景名胜地方。我们不能浪费一分钱，一切要从国家着想。对孩子们要让他们从小就养成勤俭的习惯。”⑧
　　1983年7月9日，康克清将朱德长期使用过的一副风镜和一把蒲扇赠送给四川仪陇县朱德纪念馆。他在文物登记卡上写道：“风镜和蒲扇是朱德同志外出视察经常使用的两件东西。风镜使用了近二十年，是朱德同志在广州置的。蒲扇也使用了近六年。为了经久耐用，蒲扇的边沿是我补缀的，扇柄也是我刮光的”。⑨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长期战斗生活在大后方，生活十分艰苦，他对每一项开支都卡得很严，绝不乱花一分钱。每月伙食费10元，这在物价一日三涨的重庆，也只能常常吃发霉的米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伙委会专门开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中午，在周恩来吃饭的桌子上增加一小碟炒榨菜。第一天实行，就被周恩来发现，“特别决议”也撤销了。他批评管理员说：“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本色，延安的同志们还在吃窝窝头哩!”周恩来办公坐一张木椅，往往一坐几个小时，一次乘他外出开会，总务科长让人给他买了张藤椅，以便劳累时，可以靠一靠。周恩来回来一看办公室多了把靠椅，很生气，便把总务科长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睡觉有床铺，办公有凳子，何必花钱买这个!同志，我们要经常和延安的同志们比比。”
　　在一次返回延安途中，到洛川吃饭，警卫员提议买一盘肉菜，周副主席不让，坚持炒一碟豆芽菜就行了。他虽然每月有几百元的薪金，因为他任国民党军政部副部长。但他每月只留5元津贴，其余都交了党费。
　　进北京中南海后，为了节约开支，不让给办公室增加东西，不准添置豪华用具。毛泽东看过他的办公室后，也觉得太简陋了，便将自己的一只沙发送给总理坐。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后，不住豪华的宾馆，而住原陕甘宁边区的交际处，睡硬板床，盖白布被。餐桌上不准上名贵菜肴，只吃四菜一汤。这些意味着什么?说明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不能丢。
　　刘少奇从中原局于1942年底回到延安后，住在杨家岭，尽管当时经过大生产运动，物质条件有所改善，但主食依然是小米。少奇当时患有胃病，饭后常常引起胃痛。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供给部多配一些白面、大米，但被他拒绝了，硬是咬着牙，忍着疼痛，习惯了吃延安的小米饭，不愿意在生活上有丝毫的特殊。
　　徐特立是延安时五老之一。(其他四老是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担任中央教育部部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等职，又是毛泽东的老师，可谓德高望重。但他的勤奋和俭朴在延安是很突出的。他在自然科学院的教学中，把艰苦奋斗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而且以身作则，做出表率。通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向往的不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脚下自己开垦的泥土；摹仿的不是安娜的高贵与不平凡，而是边区自造的纺车和石日晷。”⑩为了节约住房，徐老坚持同两个秘书住一起；为了节约灯油，坚持三人合用一盏自制的麻油灯。他有车不坐，有马不骑，但每次上课，就是刮大风，下大雨，他也是准时到达，决不迟到。学员们称徐老时时处处事事替大家着想，“真是我们的好外婆”。
　　徐老最反对讲阔气，摆架子。他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时，衣着简朴，当省政府主席专门设宴招待他时，竟被挡在大门外进不了门。他们看来，省长要请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决不会是眼前穿着一件破旧棉大衣，撑着一把雨伞的老头。他常对同志们说：党派我们到国民党地区来工作，决不能沾染上一点儿国民党机关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习气。在长沙八办工作的一年中，他除了用五元钱酒席费招待过一位法国记者外，没有多花过一个铜板。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规定给他们发“老年津贴”。一次，政府派一个同志将一篮鸡蛋作为老年津贴给徐老连送去三次，可三次被退回来。
　　徐老七十寿辰时，党中央在祝贺信中说：“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续范亭在《延安五老》一诗中，称赞徐老说：
　　“徐老当时墨子徒，
　　赤足麻鞋又健步。
　　公家有马不肯骑，
　　不要勤务来照顾。
　　口若悬河声如钟，
　　苦口婆心难遏住。
　　携带两个冷馒头，
　　一天开会好几处……
　　艰苦卓绝人中牛，
　　科学精神老益壮。”(11)
　　同盟会时的老战士、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本应该吃小灶，可是他坚持跟大伙一起在大食堂吃饭，不是小米干饭，就是玉米窝窝头，菜也是盐水煮土豆块。炊事员看着他深陷的眼窝，心里很不安，几次要给他加菜，他都没同意。一次快过春节时，警卫员跑了几十里路，买回了几斤猪肉，计划给林老改善生活。林伯渠知道后，批评他说：“你这样关心我，我得感谢你呀!可是现在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有的甚至连土豆片也吃不上，我们这样搞，不是脱离群众了吗?”他提出将肉送到灶房，过春节时，给同志们加个菜。
　　林老常常骑着马到各地巡视工作，事先不给地方打招呼，下去也不让设酒席招待，他也不愿意带许多人前呼后拥，只带一个警卫员。他深入地头、炕头，同群众谈心啦家常，了解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实执行的情况。在人们眼里，他不是高不可攀的“主席”、“大干部”，而是很熟悉的朋友、邻居。
　　1942年，续范亭曾赋诗赞他为：
　　“漫天风雪巡洛鄜，
　　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
　　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
　　米面油盐棉花布。”
　　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生活作风，不仅使周围的同志深受感动，而且使一些来访的外国朋友赞叹不已。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说：“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吃着简单的饭食，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锐敏，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他的日记中也曾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那么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延安时期的物质生活十分困难，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同志间充满了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亲密无间的深厚感情。当南洋华侨给延安捐赠了两辆小汽车后，办公厅考虑首先给毛主席留一辆。可是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分配原则：“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按照他的意见，一辆给了朱德总司令使用，一辆给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毛泽东仍以马代步。转战陕北时，贺龙好不容易给毛泽东搞了块腊肉，但他在过生日时也舍不得吃，直到十二月会议时，拿出来招待陈毅。周恩来、朱德间互送毛毯的故事被人们广为传颂。抗日战争中，周恩来曾托人从重庆给战斗在太行前线的朱总捎去一些榨菜和豆瓣酱，朱总一直留着，直到刘伯承、邓小平来总部开会时，才拿出来。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带一点东西，总要分给延安的各位首长。叶剑英参谋长去南泥湾打回野味，也总要送给各位领导同志共同分享。
　　同志们看到中央领导同志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也就吃苦不觉苦了。
　　有的同志用诗歌表达了自己战胜困难的决心：
　　“窑洞是我们的房，
　　小米是我们的粮，
　　学校是我们温暖的家，
　　党啊，是我们亲爱的娘，
　　革命的风雨沐浴我们成长，
　　誓把终生献给共产主义理想。”
　　还有的同志写道：
　　“我们的生活艰苦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制的教具更加漂亮。
　　为了祖国的新生、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人们以教育、启示、鼓舞和鞭策。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我们应该怎样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注：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82页
　　②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③《新中华报》1940年3月26日
　　④《解放军日报》1944年2月11日
　　⑤《解放军日报》1944年2月19日
　　⑥《朱德选集》第369页
　　⑦《怀安诗社诗选》第184页
　　⑧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访问康克清纪录整理。
　　⑨同上
　　⑩《延安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1)《怀安诗社诗选》第28页、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