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胜利前夕，我们党将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把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问题，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因此，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制止歌功颂德。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以深远的洞察力为建国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延安精神。
　　建国初期，在反腐蚀斗争中坚持和发展延安精神。1949年10月，毛泽东复电延安人民，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由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加上建国之初百废待举，我们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金钱美女的侵袭和引诱下，陷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因此，党中央决定从1952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历时十一个月的“三反”、“五反”运动。通过这场反腐蚀斗争，锻炼了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坚持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在此期间，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从1955年底到195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还多次强调要坚持勤俭建国的原则。孟泰精神就是这一时期延安精神的光辉典范。
　　党的“八大”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的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大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八大”提出的政治路线，为延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广阔的前景。在“八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长期任务的观点。他说，党的“八大”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毛泽东对坚持和发展延安精神长期性的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
　　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我们党取得了两个伟大胜利，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一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深入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因而，五十年代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勃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是延安精神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延安精神曲折发展时期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延安精神只能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1957年至1959年，延安精神有发展也有挫折，其表现是：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所论述的十二个问题，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其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法，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关于“双百”方针，关于勤俭建国、励行节约等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说：“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
　　1957年到1958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在济南的一次讲话中说：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地发扬起来，对于这次整风的方法，毛泽东也说过，要同延安整风一样，采取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这次整风如果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上述目的和方法坚持下去，在我国必将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延安精神也将得到更大的发扬。但是，历史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在整风运动健康顺利地开展了两个多月后，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这样就不得不开展一场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斗争中夸大了敌情，扩大了打击面，在全国划定了55万个右派分子，误伤了一大批同志和朋友，使这次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指导这次整风运动，对延安精神无疑是一个丰富和发展。然而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尤其是用“四大”形式代替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使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不良作风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泛滥开来。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已有觉察，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纠正，特别是以彭德怀为代表，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他对党内“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党的庐山会议原是为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而举行的。然而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评，中断了对“左”倾错误纠正的进程，使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一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打击。庐山会议的中途转向，使延安精神在五十年代后期的发展又一次受到挫折。
　　1959年至1966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随后又进行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此期间，延安精神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是；
　　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加之自然灾害和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对此，党和全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节衣缩食，奋发图强，一手抓粮食，一手抓石油，终于渡过了难关。1959年9月发现大庆油田。1960年进行石油大会战。1963年我国石油产品实现基本自给。这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就是这一时期的延安精神的反映。1961年7月，党中央作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的决定。1964年10月，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在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到1960年下半年，我们党逐渐认识了这个错误。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了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年3月广州会议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也都下乡蹲点搞调查。这是建国以来最广泛的一次调查活动，是贯彻“八字”方针，克服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大措施。这一年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派出十一个工作组，深入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农业六十条》之后，又制定了《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条例草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几年来的过火斗争，造成了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广大干部尤其是中下级干部，对上级瞎指挥有意见，又不敢讲真话。因此，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动员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请同志们“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深入到各组参加会议，听取地方同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是，这次会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尤其是林彪在会上的发言，继续制造个人崇拜，粉饰错误，阻碍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
　　开展学习雷锋的群众活动。雷锋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社会主义时期优秀青年的代表。雷锋，在他短短的22年生涯中，闪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刻苦学习，艰苦奋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1963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活动的广泛开展，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五十年代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折腾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雷锋精神，还有这一时期的焦裕禄精神，不仅继承了延安精神，而且为延安精神增添了光彩。
　　1966年至1976年，我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这十年间，延安精神的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
　　历史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许多正确的东西，包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来批判，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遭到严重破坏。林彪一伙高举“老三篇”，实际上并不是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而是要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藉以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是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完全违背了群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歪曲和践踏。文化大革命采用“四大”的手段，并不是对民主的发扬，而是个人专断与无政府主义的扩张和泛滥，是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当然，我们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区别开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从内容到形式对延安精神的发展都是否定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张志新等年青一代，在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对外工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打开了新局面，还有周恩来逝世后“四·五”运动的发动，这一切都表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这块历史怪石的重压下，延安精神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第三阶段：延安精神恢复和继续发展时期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现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恢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
　　(1)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两年，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论点，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那几年，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号召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榜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2)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延安精神从党的作风问题提高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并对延安精神的实质和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决议》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个论断第一次揭示了延安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系，是对延安精神的内容和实质的高度概括。
　　(3)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对延安精神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发展。从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一起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成为一项长期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广泛地开展，延安精神也将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重大发展。
　　(4)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不断加深对延安精神科学价值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认识和处理一切事情的根本依据。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还专门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只不过与过去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下作了肯定，从而使我们对延安精神科学价值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口多，底子薄，要实现四化，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江泽民同志在建国四十周年前夕视察延安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从此，在九十年代一开始就形成了一股恢复“革命传统”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