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关于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是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对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涌入的外来思想文化、急剧转型的社会环境、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已成为我国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是，却有少数人精神缺失，不以荣为荣、不以耻为耻、甚至以耻为荣。有的把信口雌黄，评头品足，肆意宣扬非社会主义价值观、崇洋媚外、诋毁国家和党的领导、诋毁改革开放当“民主自由”、“思想解放”，把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视为“保守”、“极左思潮”、“清规戒律”；有的把自私自利、以我为中心当人的本性，而把一心为公、先公后私、服务人民斥之为“假做作”、“爱逞能”；有的把封建迷信、伪科学当精神寄托，把崇尚科学，坚定理想信念视作“书呆子”、“不开窍”；有的把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当“潇洒”、“时尚”，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斥之为“都什么时候了”、“土老冒”；有的把见死不救、见难不帮当“聪明”，而把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看作“傻帽”、“多管闲事”；有的把巧取豪夺、玩弄权术、违反规定办事当“有本事”，把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看作“没本事”、“窝囊废”；有的把为所欲为、放荡不羁当“潇洒”，把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当作“胆小鬼”、“没出息”；有的把说谎话、说大话、说假话，坑蒙拐骗当“脑子灵”、“有本事”，而把诚实守信当作“书呆子”、“死脑筋”；有的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假文凭、假年龄当“潜规则”、“有能耐”，而把一心扑在工作上，个人的进退留转，交由组织和民意当作“憨憨”、“死心眼”、“不会来事”；有的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送礼、铺张浪费当“阔气”、“大方”，把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当“寒酸”、“吝啬”、“守财奴”等。这些荣辱不分的不良社会风气，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背离了延安精神，严重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八荣八耻”，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当代中国应当确立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讲话》切中社会时弊，代表了人民的心声，理所当然地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一致拥护。
　　时代呼唤延安精神，延安精神需要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胡锦涛同志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航天精神等，都激励全党和人民群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这些精神，现在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
　　服务人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更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首要问题，更是评判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首要问题。服务人民，表现为热心公益事业、扶贫济困、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同志之间甚至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首先要分清服务人民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自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官本位”意识彻底决裂，与西方人本主义划清界限。我们党成立之初就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任何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影响和培育了我们几代共产党人。他的演讲，是深知张思德的经历有感而发。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他常用“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来比喻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要有机会接触群众，他总不愿放过。服务人民是主席的终生夙愿，包括百年之后。他曾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从延安到北京，他老人家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穿了多年的衣物舍不得扔掉，总是缝缝补补再穿，饮食习惯也不大讲究，听到农民受苦就掉眼泪。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提出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作为判断改革开放事非得失的标准。胡耀邦同志习惯于往人民那里跑，到群众中去。1984年4月，港澳记者在北京采访胡耀邦后，结论为：“为什么胡耀邦那么强调要到各地去走走，这其实也是他的作风。全国两千多个县，他跑了一千六百多个。相信是中共历史上几位主席、总书记中的最高记录了!”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胡锦涛同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服务人民，这是干部定位之本，职责之需，感情之现，知恩之报。任何人都是吃人民的饭长大的，受人民的培育成才的，理当知恩图报，反哺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立足本职，从每一件具体事做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服务人民，是真诚的付出，是忘我的投入；服务人民，是一种旷达的胸怀，它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当作人生的最大乐趣和最大幸福。可见，为人民服务、“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和深刻，它既是道德观，也是政治观。
　　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内涵，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人民，就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为了更好服务人民。“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提起艰苦奋斗，人们往往跟吞糠咽菜、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不全面的。艰苦奋斗，不仅要求人们在创造财富时能吃苦耐劳，在生活消费上勤俭节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必须保持不畏艰难困苦，不懈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艰苦奋斗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泱泱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根，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本色。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中，我们党所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无不闪烁着艰苦奋斗的光芒。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了红军艰难困苦的生活：“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当年红军将士就是靠着这种“深山野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红薯葛根是我的粮”的艰苦奋斗精神，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发展壮大。现在时代不同了，生活富裕了，当年红军艰苦的战斗生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红军“好在苦惯了”、“什么人都一样苦”的艰苦奋斗精神不能丢。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以政治家的深邃目光，高瞻远瞩地提出防止糖衣炮弹袭击的问题。强调指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在这次会上，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作出了6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北坡，进驻北京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能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949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给延安的同志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的《复电》中指出：“……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时，他制止工作人员为他装修房屋。他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将转化为苦。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总理就提出“精简节约先从政务院做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胡耀邦一生艰苦奋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有个口头禅：“干部要干，战士要战!”他连床也搬到办公室。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严加约束，铁面无私地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作斗争。江泽民同志提出了64字创业精神。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视察去得就是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他指出，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既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就要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增强忧患意识，注意防微杜渐，厉行勤俭节约，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前进道路上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我们党几代领袖的这些谆谆教导和良苦用心，我们应当常驻心中，千万不可忘记。
　　现在，我们干部队伍的整体形象、官员的官德，主流是积极向上、健康良好的。但确有一些领导干部官德不好。尽管腐败分子是少数，但消极腐败现象是相当严重的。邓小平曾指出：“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江泽民同志曾指出：“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党风和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党风正则民风清；党风不好，就会败坏社会风气。可见，从严治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既是一条治国安邦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扼制消极腐败现象的一剂良药。我国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八百多年前提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的为官主张，现在读起来也是如雷贯耳。明末，李自成仅当了70天大顺帝，终因骄奢淫逸，从上到下腐败透顶而垮台了。清朝后期一百多年里，吏治腐败达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地步，清王朝最终在文官不能治，武官不能战的悲哀声中灭亡了。中国封建王朝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其兴也悖也，其亡也忽也”的周期率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毛泽东把延安时期的边区和以它为样板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历史证明，跳出历史上的这种周期率，毛泽东找到的民主这条新路是完全正确的。但要完全实现民主，保证真正跳出这种周期律，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还需要全党和各级干部作艰苦的努力。胡锦涛同志今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针对有关中国民主政治问题，坦诚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判断，表明了共产党人在民主问题上的自信。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关于因特网问题时说：“我想先引用两句话，一句是萧伯纳说的，‘自由意味着责任’；一句是你们美国的老报人斯特朗斯基说的，‘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和人民受益多多。毫无疑问，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要深刻记取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搞“民主化”的惨痛教训。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2006年第五期刊登了一篇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戈尔巴乔夫的文章《戈尔巴乔夫后悔了》。采访中，戈尔巴乔夫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不要忘记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大字，不能完全照搬自由市场经济那一套，更不能将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引入政治生活中来。绝不能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把“马克思”变成“思马克”，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就是推磨鬼。”这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对执政党和干部队伍能否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最现实考验。实践证明，有些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之所以违法乱纪，究其根源，大都是从淡忘了服务人民，丢掉了艰苦奋斗，骄奢淫逸，道德品质出问题开始的。可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既是防止好官变贪官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作为干部，应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可取。爱钱就不要从政，到商海中去游泳吧!要从政，就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奉献在前、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始终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励，慎独，自觉按照党规党法规范自己的言行。要常怀荣誉感和羞耻心，牢记有三道不可逾越的警示线：一是道德，这是做人的良心线，跨越了就会丧失人格人性，遭到众人的唾弃责骂；二是纪律，这是做人的准则线，触碰了就会犯错误，受到严厉处分；三是法律，这是做人的最底线，违犯了就会犯法，受到严厉制裁和处罚。
　　总之，弘扬延安精神，更好服务人民，务必要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治党治国警言。务必要牢记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更好服务人民，就要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任骄奢淫逸、消极腐败肆虐，就会背离人民，就有亡党的危险。
　　(作者系陕西省榆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