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的成长、成熟与成功，无不与其正确的理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理论认识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升华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之际，认真回顾、分析和认识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理论创新成果及其发展过程，对于团结全党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不无意义的。
　　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正是在这一紧密联系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推向又一个胜利。事实证明，自我党成立至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方面，成效最大、影响最大的是第三次。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次创新的新时期。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创新——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
　　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的矛盾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政权的科学论断，并按照他的理论，于1919年使他的共产党在帝国主义的沙皇俄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一事件，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正像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但中国的情况要比苏联的情况复杂得多。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虽然辛亥革命把满清政府推翻了，但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组成的各路军阀还很强大，军阀头子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们疯狂镇压革命力量，我们的革命先师李大钊同志，就是被军阀们杀害的。那时，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一起压在四亿中国人民头上。由于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很弱小，以孙中山为总理的国民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局面，真可谓国弱民穷，恶人挡道。是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政府北伐，才逐渐使国家统一和稳定下来。孙中山对共产党的帮助很受感动，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愿与共产党联合执政，统一治国。因此，大批的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像毛泽东、林伯渠等还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大家誓与孙中山共建新中国。
　　但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不仅要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内清除出来，还要置共产党于死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路线分歧，一是先后以张国焘、王明等为首的教条主义者，不问中国实际，决意采取“武装工人，举行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结果使很弱的工人阶级队伍受到惨重损失；二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自愿臣服于国民党反动派，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给他们自由。事实说明，这些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认定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在中国受压迫最大、革命性最强的是农民，为此，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农民各个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确定了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革命对象。并针对国民党的武装镇压，提出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形式；“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步骤；以抗日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建国路线。他们经受了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和被迫进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使中国人民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好坏之别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三条路线的正误之差，也鉴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
　　人民始终是和正义联系在一起的，而正义(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下，经过延安精神的锤炼和西柏坡斗争的考验，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和实践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创新——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新中国的前八年，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欢欣鼓舞，壮志满怀，共产党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正是这一大好形势，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独立和解放的新高潮，纷纷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榜样，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我们也真心的帮助了他们。后来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使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二是西欧的一些原本比较富裕的第二世界国家，十分注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自发的调整自己的生产关系，改进自己的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福利，健全社会法制。从而成为不叫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三是少数几个第一世界国家，在世界上受孤立的情况下，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仍然不死，他们调整策略，改变手段，一方面继续制造先进武器，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特别是二战中武装侵略亚洲失败了的日本，一方面在国家宪法中宣布放弃武力治国，改走“和平主义道路”，使好心的中国放弃了让他们经济赔偿的要求，一方面发奋振兴，以致发展到当今世界第二的位置，从而野性复发。
　　所有这些情况都自觉不自觉地帮助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恢复和发展。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发展又慢了呢?这主要是出现了以下一些新情况和新矛盾：
　　1.资本主义旧势力千方百计破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发展。历史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社会发展上的传承关系，不应是相互对立的敌我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的某些旧势力，硬是歪曲这种关系，视社会主义为仇敌，千方百计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使两种社会制度形成了对抗性矛盾，使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由应该比制度、比发展，变成了比军事、比实力。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发挥受到制约，更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力受到削弱。我国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大家可以想像，当时虽然我们信仰坚定，人民团结，但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强国的封锁、包围和制裁之下，发展能快得了吗?
　　2.苏联的霸权主义限制了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道路，对内实行专制主义，对外实行霸权主义，搞顺者昌、逆者亡，社会主义国家一律都得听他们的，特别是在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只能按他们的说法“照猫画虎”，不能有自己的任何创新。这样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捆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前进的手脚。
　　对苏联的错误，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就发现了，并曾发出过诚恳的建议，老大哥不仅把我们的建议当耳旁风，反而认为我们是和他争夺霸权，反过来打我们，如“珍宝岛”事件等。特别是在我国从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援助合同，撤走苏联专家，能不影响我国的发展吗?
　　3.我国自身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上，由于没有经验和急于求成，也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学费。如：为了统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发展步伐而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都使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所有这些复杂情况，都引起了邓小平的深切思考。他在考虑：社会主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制度国家怎样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等一些重大的根本问题。他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哲学理念，系统而深切地总结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经验和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最后毅然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决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改革开放”的行动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一系列科学论断、理论方针和政策措施。并带头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他的这些理论和实践，不仅使社会主义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科学定义，而且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重新振奋起来，大大解放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的大发展。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些“牛棚里的思考”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创新——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伟大的接力事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后的又一次创新和升华。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形成
　　这一理论成果，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作过程中提出和形成的，并在党的“十六大”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它的核心是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执政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深入人心的时候，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这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随着苏共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以意识形态构成的世界两大对立阵营已经不存在了；二是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现代化、产业化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三是新中国已经成立57周年，当时，作为对立阶级的人，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四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作为共产党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无产阶级，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已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也解放了自己，已经不再是无产者，有的甚至已经变成了致富带头人，红色资本家或叫有钱的共产党人；五是按照邓小平理论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六是在党内随着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成就的取得，各种骄傲自满情绪、不求上进的情绪、不愿再艰苦奋斗的情绪，以及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都一一表现出来，使不少人对党的支撑力与抗腐力表示了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怎样继续执政，怎样让人民继续拥护你，怎样让社会主义继续沿着正确航向快速前进，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江泽民同志把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来的。他认为，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再走弯路，共产党就要继续执政；而要继续执政，就必须要切实代表起三个方面，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和基本保证。实践证明，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转折。
　　(二)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中的再创新与再升华
　　党的“十六大”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把治理党和国家的大任都降于胡锦涛同志身上。从此，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小康，如何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如何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变为全党的行动等重担，都落在了他和他领导的党中央身上。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而是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以艰苦奋斗的作风，身体力行，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使国民经济一直在快车道上发展，人民生活节节提高，城市和交通建设突飞猛进，飞船载人往返遨游太空，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整个国家出现了日新月异的新景象，而且在实践和理论上，又有了创新和升华。
　　首先在实践上，接连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有效行动。一是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除了对干部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培训、教育、考核外，最重要的是对干部的任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一项重大举措；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是这一活动把带着各种目的和动机加入共产党的人，一起纳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三是从上到下加强了对腐败行为的防范、制约机制和监督体系，对敢于冒犯者给予严厉惩罚和制裁。从而使党的作风和形象都焕然一新，大大紧密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目前全国人民更加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决心跟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实现新生活。
　　其次在理论上。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之所以如此大好，关键是胡锦涛同志和他领导的党中央，能够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敢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果。他们的特点是，思想更解放、作风更务实、眼光更远大、步伐更快捷，敢于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如“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各项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及时提出来的。正是这些科学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认识，适时地纠正了在党和国家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目标和正确方法，特别是对实现“以人为本”，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构筑了一条康庄大道。它不仅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纳入到快速、协调、健康、和谐、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发展也已经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带动、推动和拉动作用。所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飞跃，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特色。而按照这种新特色发展下去的，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时，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就飞跃。反之则出现徘徊，停滞甚至倒退。所以，我党80多年的斗争史、发展史、成功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史，或者说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史和升华史。
　　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次创新的理论成型和完善时期，党的“十七”大会有一个更加科学的统一说法，但这一理论成果，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即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无敌的战斗力。它将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开着汽车过桥”的新阶段。
　　当然，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说不定的艰、难、险、阻，还可能有恶意的阻挠和破坏。但也要知道，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我们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中，创新和发展的。
　　(作者系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理论宣传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