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6日，陕西省妇联授予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缉毒警官黄依群“三秦巾帼十杰”和“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荣誉、鲜花和掌声凝结着她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足迹。
　　1995年，针对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的形势，分局成立了缉毒科。渐近不惑之年的黄依群主动请缨到缉毒科工作。科长贺德铭对她说：“缉毒工作不分昼夜，经常要与毒贩明枪暗斗，你一个独身带小孩的女人，非你所能干。”“官司”打到领导那儿，分局局长雒连生出面协调，贺科长勉强答应：“试用三个月，行则留，不行则退。”
　　黄依群带着离异的感情创伤，背着带孩子的沉重负担，划起了自强自立的双桨，迎接了这场挑战。她带着12岁的孩子以科为家，方便面和榨菜成了她母子的家常便饭。
　　她跟着分队长王铮西在实践中学习掌握与毒品犯罪斗争的技能和策略，学习缉毒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她以英勇无畏的气概令毒贩慑服。3个月的考验期，她在15天里完成。
　　1996年5月，分队长王铮西提拔为副科长，贺科长让她挑起了分队长的重担。次年8月，分局党组又提拔她为副科长，成为全省惟一的女缉毒科长。
　　黄依群到缉毒科三年里，打击处理吸毒人虽300余人，毒贩200余人，处劳教以上86人，从以娼养吸的女烟民中深挖嫖娼人员200余人。打击处理的数量和质量位于全科三个分队之首。1997年她先后被省、市禁毒委评为全省缉毒先进工作者，西安市缉毒尖兵。
　　1996年元月，河南毒贩二李手中有毒品急于出手，黄依群装扮成买主与二李做起了毒品“生意”。牵线人要通了二李的电话：“喂，李哥吧，我是西安，我黄姐想吃点货，请和她商量。”
　　黄依群接过电话，柔声细气地说：“请开个价吧!”“280元一克咋样?”“你的胃口太大了，价高我就不吃。”经过讨价还价，二李上钩了。第二天晚上，黄依群一身时髦打扮，手提大哥大，跟随左右的“保镖”手提装满现钞的密码箱和量具，俨然一个女毒贩出现在交易地点。验钞验货之后，二李提出要单独与她交易。黄依群毫无惧色，一个眼神，“保镖”离开了现场，控制了外围。毒贩完全解除了对她的戒备心理。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虽是证据在握，她却无法与外围接应。二李携款将出，她凭借身高优势，铁索般的双臂从背后将其中一个脖子牢牢地套住。她厉声高喊：“我是警察，你们已被包围。”外围的缉毒警察闻声赶来，将二李抓获，缴获海洛因16克。二李沮丧地说：“我们走马江湖多年，万万没有想到会败倒在一个女警察手中。”
　　1996年7月，黄依群获悉，西安市甜水井有一个贩毒窝点。她敲开了门，毒贩邹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她抓获。经过搜查，在一个茶盒里搜出海洛因40余克。而后，她扼守毒穴，中午将女毒贩王某抓获。晚10时，有人敲门，她打开门，毒贩李某见是陌生的女人，便说：“我敲错了门。”转身欲走，黄依群一把将其抓住，毒贩掰裂了她的指甲，也没能挣脱。
　　1996年11月，她和两名队员驱车带领吸毒人员辨认毒贩，行至昆明路，辨认人手一指，“坐三轮车上的人就是贩子。”说时迟，那时快，当警车刚停在三轮车前，三名毒贩弃车就逃跑。她和队员紧追不舍地追至西化厂福利区，三名毒贩窜至家属楼内。她紧跟其后追至6楼一单元房内，穷途末路的两个毒贩，被逼进厨房，举起了菜刀。黄依群拔出手枪，逼迫两毒贩放下菜刀就擒。另一名毒贩杨某翻出阳台窗户，飞檐走壁向隔壁房间逃窜，失手坠入楼下，当场死亡，从其身上搜出毒品一包。
　　离异独身的黄依群多么需要一个家啊!在采访其母黄书英时，年过六旬的老人对我们说：“每当看到依群带着儿子以‘科’为家，没日没夜地抓坏人，我曾多次地对她说，女儿啊!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有个人保护你、支持你，我的心也就放下了。她总是对我说‘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上婚姻。这事你甭管’。”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当黄依群回家，临走时母亲总要将她送到大门外的马路上，看着她坐上出租车，记住车号，方才离去。
　　她进缉毒科时，儿子才11岁。我们目睹了她与儿子相依为命、以科为家的“家”。一间不足20平方的办公室，靠门并列着两张分属她与会计的办公桌，靠窗的两个角落分设着属于她与儿子的两张单人床。晚上在床头拉的一条布幔在办公室里隔了一个母子安身的“家”。14岁的儿子，过早地知道疼母亲了。每当她夜间抓捕吸贩毒疑犯，儿子便拿起电话不时打传呼，关切地询问：“妈，你现在到哪了?”“妈，把人抓到了没有?”
　　她给父母、儿子的又是什么呢?她为了工作把家和父母儿子都搭了进去。去年，她父亲四次住院，当过护士的她没能在父亲的病床前陪过一个整夜。儿子需要照顾，而她深夜回来看到的是蹬掉被子、烧得发烫的儿子。儿子的学习，她无暇顾及。面对孩子每况愈下的成绩单，自责像把刀子锥心剜肝。
　　然而，黄依群说：“缉毒是拯救人类的事业，我无怨无悔。”母亲聊以自慰地说：“我们一家都是工人，惟有她是国家干部。生她那年我和她爸在上海、西安两地分居，依靠街坊邻居生下她，取名‘依群’。现在她为民除害，总算报答了党和群众的哺育之恩!”
　　(黄依群同志曾在359旅后续部队工作多年。作者系《西安晚报》记者，本文原载《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