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
　　毛泽东同志逝世20周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按照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可以告慰于他老人家的。在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①这就是说，对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来说，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条件，重温这一教导，对于我们学习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奋斗方向、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着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和强大精神支柱。我们的广大党员有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决定着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②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所在。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正确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吸取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带头倡导了一系列的优良思想和作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人们在谈到延安精神内涵的时候，提出了许多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等等。这些无疑都对，但我始终认为，树立和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应该是延安精神内涵的第一条。
　　当时延安办了十几所培训干部的大学，学校把转变学生思想，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放在第一位，因此在课程安排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许多学生青年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来到延安，热情很高，愿意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但他们原来所受的教育，都是旧学校的一套，思想上有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转变思想。通过这些大学的培训，他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初步改造了思想，树立起革命的思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由党组织一批一批派往各根据地和抗日部队工作，前后共有十多万人。实践证明，延安学校的培训是成功的。这些同志在斗争中立场坚定，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很快成长为我党政军群各方面的骨干，为革命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人说，延安精神是由“农民革命而来”。如果把延安精神看作是一般农民革命的思想，那不是对延安精神的有意贬低，也是完全的误解。延安精神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延安精神。受过延安精神熏陶的人，懂得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一定能够胜利的，因而能够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凭着弱小的队伍，拿着简陋的武器，怀着必胜的信心，与强大的敌人反复较量。我们不仅战胜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仅用三年多的时间，以摧枯拉朽之势，排山倒海之力，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反动派。因此邓小平同志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③这难道是一般农民革命能够具有、能够做到的吗?
　　今天，在少数党员中，理想信念有所动摇，甚至丧失，分析其原因，无非有这样几条：第一，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些人动摇了理想信念；第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处于转换时期，一些人思想转了向，只想个人发财致富，淡化了理想信念；第三，西方敌对势力凭借经济优势，利用各种渠道，对我实行“西化”、“分化”，进行“和平演变”，一些人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消融了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淡化和消融，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某些党员干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起来。被判死缓的腐败分子、前泰安市委书记就是一个例子。据交代，他就是认为社会主义“搞不长”，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去贪污的。极少数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反过来又影响了另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
　　我们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和继承老一代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发扬革命的坚定性。
　　我国革命经历过多次挫折。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失败，都使我国革命面临危亡的险境。“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那些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经得住挫折考验的共产党人，担当起革命的中流砥柱。他们吸取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终于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直至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的党已成为有57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领导着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条件是过去困难时期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的挫折，对我们的革命坚定性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考验。我们不能只是在革命高潮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革命低潮时更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正是我们勇挑重担，力挽狂澜，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时候。
　　我们要经得起挫折的考验，也要经得起转折的考验。斯大林说过，转折是一个严峻的关口，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很可能被甩了出去。我国由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做只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只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没有变，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没有变，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变。我们决不能受眼前金钱的诱惑而放弃对远大理想的追求。
　　至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这是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既定方针，是对我们进行的一场长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目的是要人们认同他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导致共产党下台，复辟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也曾对我们实行“反共”、“限共”、“融共”，由于我党坚持了思想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进行了抵制斗争，他们遭到了彻底失败。这对我们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他们的文化(从哲学、经济学、法学到文学艺术等)既有人类创造的优秀精神成果，也含有资产阶级的反动偏见。我们对待西方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严格的鉴别，剔除资产阶级的偏见，吸收人类可共同享用的精华。当前，国内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国际上阶级斗争还严重地存在，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不能丢掉。但现在有些人对西方文化抱着盲目推崇、全盘肯定的态度，而不是分析批判地对待。有人甚至说：“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话语权利，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权威的指认和命名。”对于某些殖民文化现象，有人认为是“表明中国转型期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一种认同心理”。他们丝毫看不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在思想体系上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因而他们的一切都是先进的，对自己则妄自菲薄，自我贬低，完全是一种精神乞丐的心态。这种心态，正是“西化”的温床。其实，早在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已经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④我们要认识这种精神优势，发扬这种精神优势，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文化研究，必须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并战而胜之，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怎样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呢?关键要抓好两条。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我们只有用这个理论武装头脑，才能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历史的潮流，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二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第一线。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时，第一条要求就是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谈到干部的培养途径时，他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我们的干部才能健康成长，才能有所作为。”⑤可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才能真正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当今的时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时代，是我国由贫弱走向社会主义强国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有可能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让我们怀着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坚信，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105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516页。
　　⑤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这是马文瑞同志1996年9月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刊物《求是》杂志上的署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