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锡五(1899—1962)，原名马文章，参加革命后起名马锡五。祖籍陕西延川县马家圪塔。由于家境贫寒，他勉强读完小学就在家帮父亲干农活、放牲口。1930年春，马锡五随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革命，1931年任南梁游击队军需。1934年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科科长，负责军械修理、医疗、商贩等工作。1935年春，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改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5月至9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至1940年8月任庆(阳)环(县)分区专员，1939年1月至1941年11月任边区政府委员，1941年8月至1942年12月任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从1942年12月起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任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1946年4月，在陕甘字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从同年起至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至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至1954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1952年8月至1953年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1952年9月起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副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11月至1962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62年4月10日，马锡五因病在北京逝世。
　　马锡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受到了领导及同志们的高度评价和人民的爱戴。毛泽东曾多次亲切接见和表扬过他，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马锡五同志公祭大会。马锡五病逝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锡五同志今晨三时逝世，悼以诗。锡五同志：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你做司法工作，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能深入、能显出，既细致又自然，人民叫你马青天……”①
　　一、一心为民的“马专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5月，为了配合红军西征作战，在新开辟的地区尽快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省苏维埃政府由马锡五任主席。陕甘宁省一成立，省委就开展了大量的基层政权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地方干部跟随西征红军前进，解放一处就建立一处政权。到10月，全省共建立了包括华池在内的曲子、环县、赤安、赤庆、豫旺(后撤销，建定环县)、豫海、定边、安边、盐池、固北等11个县级政权，面积纵横约200里，人口约10万。到1937年9月，陕甘宁省正式撤销，另划分为庆环分区和三边分区，华池、曲子、环县、固北、定环5县划归庆环分区，其余各县划归三边分区。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由马锡五担任，庆环分区管辖的5个县有27个区、133个乡、471个行政村，人口约10万，党员2740人。②庆阳位于甘肃最东端，习惯上称其为“陇东”。1940年4月20日，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成立，管辖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3县行政。8月，庆环分区所属各县归属陇东分区管辖，分区专属管理华池、曲子、环县、庆阳、合水、镇原6县行政，庆环分区名义取消③。
　　马锡五是陕甘宁边区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出身贫寒，参加革命后又长期工作在艰苦的农村。他的出身和工作经历，使他比别人更加了解边区的民风民俗，懂得民众的要求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长期的革命工作经历，使马锡五具有亲民、为民的优良品质。马锡五有个习惯，一有空闲时间，就挎上箩筐走村串户，到农民中间去，一边拾粪一边与群众谈天说地，调查了解情况，掌握群众思想动态。由于他谦虚忠诚、平易近人，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人民群众把他看作地地道道的平民专员。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此外，他还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表彰。
　　他任陕甘宁边区庆(阳)环(县)分区专员时，当时边区群众的生活还很清苦，庆(阳)环(县)分区专署一度借用当地群众房屋办公和住宿。马锡五担心长此以往，会给群众带来许多不便。于是，他召集专署机关干部开会，决定自己动手建窑洞。虽然政务繁忙，但马锡五事事带头，以身作则，既是工地的指挥员，又是技术多面手，大家亲切地称赞他是“工匠头”。经过两个多月的苦干，共挖土窑洞100多孔，基本解决了办公和住宿问题。
　　1940年春，土匪头子赵老五策动环县5个区25个乡的800余名自卫军哗变，制造了“环县事变”。叛乱平息后，时任庆环分区专员的马锡五奉命前去处理善后工作。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散匪暗杀的危险，深入群众广泛调查，当了解到反动分子只是极少数，参加哗变的大部分是不明真相被胁迫的群众时，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惩了匪首和罪恶严重的叛乱分子，教育释放了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鼓励他们回家努力生产，并通知当地政府不要歧视这些人，还安排给一部分生活困难者发放了救济粮。这样按政策有区别的处理，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接见了马锡五，称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在陇东工作期间，马锡五经常告诫同志们要记住联系群众，注意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关心群众的利益。他真正做到了一刻也不离开群众。有一天专署开会，人都到齐了，却不见主持会议的马锡五专员，工作人员到处找他，后来才发现他正在附近给一户农民抓粪种洋芋。这是最脏最累的活儿。只见他赤着脚，怀抱粪斗，一根毛带吊在脖子上，满脸的汗水和着粪土，与当地的老农民没有两样。那时，马锡五除了经常到各县、区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外，还常到庆阳附近的西河湾、五里坡、崭山湾找农民谈心，交了不少农民朋友。马锡五曾说：“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帮他把牛拴好，让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④他下乡时随身带一件生产工具，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农民一边劳动一边聊天。当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之后，他及时给以解决。在最困难的时候，马锡五带领机关干部到庆阳城西的席芨沟去开荒，经过两年苦战，开荒种粮、种菜数百亩，年产粮食100多石，基本上做到了自给有余。
　　陇东是陕甘宁边区主要粮食基地，粮食征购任务比较重。马锡五亲自深入各县了解粮食征收工作，发现一些地主、富农拖欠公粮不交，影响征粮。马锡五决定让部队派兵协助，可直接到地主家强行装粮，按量留给收据，让他们和粮食部门结算。这种办法制服了那些顽固的地主，也教育了其他富户，很快交清了拖欠的公粮。
　　二、建设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模范
　　1940年庆环分区与陇东分区合并为陇东分区，马锡五先任副专员，后任专员。在领导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马锡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马锡五领导分区的精兵简政
　　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之后，陇东分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健全，党政干部人员也相应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随着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鱼大水小”的矛盾就明显地突出起来。因此，陇东分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进行了两次精简整编工作。第一次于1942年2月告终，第二次于1943年5月结束。陇东分区专署将下设的处一律改为科。这样，原来包括秘书室在内的7个科室单位合并缩小为3个科室和一个分处单位；分区专署原有工作人员44人，经过合并精简机构后，配备干部25人，事务人员6人，精简13人。各县政府机关在精简中将一、三科合并为一科，二、四科合并为二科，取消秘书室。各县行政机构经过精简后共配备干部112人，事务人员35人，精简64人，行政工作人员均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如华池县县级单位精简干部20人；新宁县县府编制25人，区级24人，精简干部22人；合水县县府编制33人，区级28人，精简13人；⑤陇东分区在精简上层的同时，下放干部，加强基层。分区专署于1942年5月专门召开各县一科科长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区乡级干部，县级机关精简的人员一律调到区乡去；举办行政人员训练班，训练强有力的区乡干部，提高原有区乡干部的工作质量；对一些年纪较大、身体较差、不能坚持工作的干部安置休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由于处置慎重，安排适当，编余人员高兴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陇东分区经过精兵简政，既使上级组织变得精干合理，又使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的工作得到了加强；不仅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而且增强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精兵简政，还爱上健全了工作制度，严明了行政纪律，改进了工作作风，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了效益，政权进一步巩固。
　　(二)马锡五领导分区的大生产运动
　　陇东分区党政军民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从1941年开始，陇东分区的大生产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分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43年6月，陇东分区所属6县新开荒地158841亩，超过计划98241亩；驻军开荒14772亩，地方各机关开荒1916亩。加上1942年开垦荒地50616亩，全区共开荒226145亩，使耕地比原来增加了10%，年增加细粮5万石。在开荒种粮的同时，分区还发动群众种植棉花和蓝(一种可以染布的植物)等经济作物。到1944年，全区种棉3万亩，收棉花30万斤，种蓝1000亩，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合作贸易事业也呈现出兴旺景象。到1944年，开办陇东分区土产公司、盐业公司以及“德丰源”、“庆丰源”、“新丰源”等各种字号的商店140余处⑥。组织运输队39个，投入运输的牲口876头，运输食盐72547驮。马锡五多次到曲子、环县、合水、花池等县检查运盐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区统一规定沿途客店管理办法，解决运盐群众食宿，超额完成了运盐任务，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各级机关、部队、学校带头参加，作出表率。1941年分区机关和各县政府机关开垦荒地3000多亩，全分区干部种地6000亩以上。他们种棉、种蓝、养猪、养羊，开设作坊，纺线织布，不仅做到了衣食自给有余，而且解决了大部分机关的办公经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分区专署警卫队到1943年开荒地190亩，烧炭2万斤，全年蔬菜自给，每周可吃猪肉1次、吃羊1只，每年发夏衣2套、衬衣1套及新棉衣、被、毯等。与此同时，分区各级政府于1943年还安置了难民、移民529户2281人；改造了社会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732人，组织他们共开荒地3000亩⑦。通过劳动教育，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1943年1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领导生产卓有功绩的王震等22名党政军领导干部以隆重奖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华池县县长李培福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面向群众”。同年11月1日至5日，陇东分区召开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到会军民商学近万人，盛况空前。有54名陇东英雄受到表彰奖励，评出甲等劳动模范5名，乙等18名，丙等31名。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陇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巩固抗日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干部，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另外，在大生产运动中培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马锡五领导分区的“双拥”活动
　　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1943年1月17日，陇东分区召开中共陇东地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和所辖庆阳、曲子、环县、华池、合水、镇原县代表及专署各科长参加的扩大会议，对“拥军优属”工作进行了讨论部署。这次会议确定，1943年1月20日至2月19日为陇东分区“拥军优属运动月”。为了推动拥军优属活动深入开展，会议还确定成立陇东分区劳军委员会，所辖各县均成立劳军分会。经过紧张筹备，1月22日，由陇东分区党政领导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以及任绍亭、李向荣等民主人士组成的陇东分区劳军委员会即宣告成立，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任主任。此后，各县劳军分会也相继成立，并协助各乡成立了劳军小组，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强有力的拥军优属领导工作体系。与此同时，陇东驻军八路军第三八五旅(陇东分区)，也对拥政爱民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决定1943年2月1日至28日为陇东驻军拥政爱民运动月，并制定了包括服从政府法令、爱护群众利益、听取人民意见等9项内容的《拥政爱民公约》，组织各地驻军实施。陇东老区军民就这样并肩携手，掀开了“双拥”活动的新篇章。
　　在“双拥”活动中，陇东老区把广泛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激发了军民的参与意识。分区各级党政机关和驻地部队，都把“双拥”活动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参加人员上，“双拥”活动不分男女老幼和职务高低，从分区领导到人民群众，从部队首长到士兵，人人参与，人数之多，实属空前。许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极大地加强了陇东老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团结，“军爱民，民拥军”，成为保卫陇东分区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创造“马锡五审判方式”
　　1942年12月，马锡五担任陇东分区专员并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从此开始做司法工作。在这之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法学教育的马锡五，以依靠群众、调解结案等审判方式，创造了贯彻司法民主的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中国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刑事案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务求核实证据、查清事实，证据不扎实、事实不清楚，决不下判。他审判民事案件，总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既坚持原则、坚决执行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和良好风俗；既主持审判，又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把审判与调解结合起来。审判的结果都能做到是非分明，说理充分，符合政策法令，合乎人情事理，当事人口服心服，群众也受到生动而实际的教育。他的诉讼手续简易便民，不论早晨、晚上，田间、炕头，随时随地接待群众，审理案件。马锡五解决了许多疑难案件，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被陕甘宁边区百姓称为“马青天”。以下是马锡五曾审理过的经典案例⑧。
　　马锡五处理苏氏兄弟涉嫌谋财杀人一案，堪称边区司法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审判作风”的典范。曲子县发生一起凶杀案，县司法处工作人员在苏发云家发现多处血迹，而且有人证实案发前苏氏兄弟曾与被害人孙某在一起，于是苏氏三兄弟被当作重大嫌疑人拘捕。但苏氏三兄弟拒不承认杀死孙某一事，而因事关人命，县司法处也不敢轻易放人，因此苏氏兄弟被关押起来。一次，陇东专区农场因人手不够，就组织监狱的犯人挖洋芋，苏家兄弟乘机向马锡五告状。马锡五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次深入当地调查，最终查明苏家发现的多处血迹并非被害人的血迹。同时，还查明，苏发云与被害人虽在赶集时同行过，但他们后来就已经分手。据此，马锡五排除了苏家弟兄的杀人嫌疑。后经证实，真凶果然另有其人。此案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马锡五曾说，“要把案情的始末与因果得到透彻的了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要多方面调查，周密地思考、研究、判断。司法干部必须要有宽大的胸怀，冷静的头脑，艰苦的作风”。⑨正是在马锡五同志的影响下，边区法院的很多司法干部，注重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马锡五处理的各类案件中，华池县封捧儿和张柏婚姻案就是马锡五融边区的风俗习惯、情理、法令于一体，使当事人重归于好，收到了“十年纠纷一朝了，和和气气重归好”的社会效果。封捧儿自幼由其父封彦贵做主，与张金才的儿子张柏订下了“娃娃亲”。后来，随着封捧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当地“聘礼”大增，封彦贵为了多索取聘礼，解除了与张家的婚约。在收取张宪芝大量彩礼后，将封捧儿许给张宪芝之子为妻。张金才得知后，告到县司法处。华池县司法处判决撤销了封捧儿与张宪芝之子的婚约。不久，封彦贵在收了庆阳县朱寿昌大量彩礼后，又将封捧儿许给朱寿昌为妻。张金才纠集张金贵等人，闯入封家抢亲。封彦贵告到县上，县司法处认为聚众抢亲肯定是违法，于是以“抢亲罪”判处张金才、张金贵等劳役，同时以违反婚姻条例为由宣布封捧儿与张柏婚姻无效。封捧儿徒步七十余里，到庆阳县找马专员告状，终于在马锡五的家里见到了马专员并讲述了她的遭遇。马锡五详细了解案件案情后，会同县司法处的有关人员，将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及知情人召集到一起，在村公所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征询封捧儿对婚姻的意见，因封捧儿与张柏早就相熟并有好感，二人表示愿意结为夫妻。最后征询当场群众对全案意见，在场群众一致认为：封姓屡卖女儿，捣乱咱政府婚姻法，应受处罚。张家黑夜抢亲，既伤风化，并碍治安，使四邻害怕，以为盗贼临门，也应处罚。至此，案件事实清楚，遂宣判如下：“封捧儿、张柏自愿结婚，符合婚姻自主原则，依据边区婚姻条例之规定，准予结婚，但应采取合法手续；张金才黑夜抢亲，扰乱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依法判处徒刑，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封彦贵屡卖女儿，处以苦役以示惩戒。”对此判决，当事人均表示服判，群众认为入情入理，封捧儿、张柏更是欢天喜地。正是由于马锡五不拘形式，并充分征集群众意见，才使得案件的处理结果深得民心。后来，这一故事改编为著名的评剧《刘巧儿》。马锡五所倡导的这种简便利行的审判方式，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雏形。
　　马锡五处理的杨兆云缠诉案，是在坚持政策法令的基础上解决的。杨兆云本是一名军属。有一年，杨兆云拖欠一石多公粮未交，经乡里干部多次催促，杨老汉就是迟迟不交。经调查，杨家并非无粮，而是为了达到拖欠的目的因而迟迟不脱粒。乡干部很恼火，于是汇报到了区上。区干部决定，如杨家继续拖欠公粮，将派民兵前去强行打麦缴粮。杨兆云看事已如此，就让其小儿子将2斗粮食缴了上去。乡干部未作调查，派民兵前去杨家，打开麦垛，打了一些粮食缴了上去，但加上杨家自行上缴的2斗，实际上杨家已多缴了1斗多。杨兆云认为，既然他已经自行缴纳了2斗粮食，就不应该说他抗粮不缴，凭什么多收他家的粮食，再说民兵强行上他家打粮，是否犯法?杨老汉告到县上，经多次调解处理，始终没有结果。后来，杨老汉只要一有空，就四处告状，一直纠缠了好几年。马锡五获知后，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认为乡干部派民兵强行打粮的做法确实违反了当时的有关政策。马锡五随即召开有干部群众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这个案子，乡区干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会上作了检查，并向杨老汉赔礼道歉，同时退回了多收的1斗多粮食。这样，马锡五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彻底解决了这个缠讼数年的案件。区乡干部也从本案处理过程中提高了政策思想，改进了工作作风，广大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纪教育。
　　由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是亲民、爱民、为民。他不仅坚持了司法为民的人民性，而且充分体现了司法审判的民主精神。“马锡五审判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走出窑洞，到出事地点解决纠纷；二是深入群众，多方调查研究；三是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法令；四是请有威信的群众做说服解释工作；五是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征询其意见；六是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七是审案不拘时间地点，不影响群众生产；八是态度恳切，使双方乐于接受判决。集中概括起来，就是“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对于群众路线，马锡五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关起门来把玩旧型法律条文是无济于事的”，“办案要走群众路线，如果不走群众路线，任何‘天才家’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⑩于是，他深入案发地点，在群众中建立起司法工作的基础。“只一个推事，一个书记员，带上笔墨案牍，走到任何一个村子就可开庭……这样遍历农村，免除一切困难障碍，使受冤抑者随时可以申雪”。(11)此外，马锡五在司法工作中，调查、审讯都要有群众参加，认真聆听群众的意见，竭力求得全面正确，是非曲直摆在明处，然后把调查研究过的情形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使多数人认识上一致，觉得公平合理，再行宣判。(12)正如他在总结办案经验时所说：“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13)马锡五在办案中坚持群众路线，受到边区民众的称赞：“马锡五审判方式真正是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真正替人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制造麻烦的……是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一句话，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14)1944年1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关于司法工作”一节里提出：“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时任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的谢觉哉在1944年6月起草的《边区政府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例、清理监所的指示信》中也指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从此，马锡五审判方式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普遍推广。
　　边区政府及时总结推广陇东分庭“马锡五审判方式”，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计，全边区司法机关，1942年调解结案的民事纠纷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1943年上升为40%，1944年达到48%；轻微刑事案件经调解结案的，1942年占全部刑事案件的0.4%，1943年上升为5.6%，1944年达到12%；与此同时，各级司法机关受理案件逐年减少，1942年全边区民事和刑事案件共计1832件，1943年下降为1544件，1944年上半年为622件。(15)
　　马锡五所在的陇东分庭调解力度更大，1943年5月至12月，调解处理的占全部案件的17%，1944年1月至10月，调解结案的上升到65.5%。(16)边区各地涌现出很多调解模范村、乡以及模范个人。基本上杜绝了群众上访、闹访等恶性事件发生，让群众在自我管理中，实现了自我教育、自我文明素质的提高。
　　马锡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冲破旧司法制度陈规陋习的束缚，把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群众路线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依靠人民、便利人民、深受人民喜爱的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对于解放区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对于新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5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方式方法及其经验》中专门谈到“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其作为重点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1979年印发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规定》中指出：“处理民事案件应坚持以调解为主，凡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要判决，需要判决的一般也要先经过调解。”在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利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正式把“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及“着重调解”作为民事诉讼和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调解、调研被写入了民事诉讼法，调解结案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经验”。这种影响直到199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由此可见，“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来源可追溯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由于全国普遍推行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把法庭开到老百姓中间去，在田间地头开庭审案，巡回审判，人民群众反映很好，不仅密切了法官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法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法官的形象，人民群众对法官交口称赞。
　　★李瑞芳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2]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马西林、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修订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巩世锋：《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5]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中共庆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①张世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史迹》，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②马西林、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③马西林、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④刘英团：《审判机关用忠诚和执着书写辉煌》，《人民法院报》2010年2月8日第2版
　　⑤马西林、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⑥马西林、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⑦马西林、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⑧以下案例均选自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艾绍润，高海深：《马锡五审判方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⑨马锡五：《1949年5月在延安大学所作关于司法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见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人民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人民法院报》2009年8月11日第5版。
　　⑩马锡五：《在延安大学关于司法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49年5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
　　(11)陕甘宁边区司法考察记(1946年)，见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12)王子宜：《在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12月29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
　　(13)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载《政法研究》，1955(1)。
　　(14)《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
　　(15)巩世锋：《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
　　(16)巩世锋：《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