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舟(1887—1970)，本名王天祯，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乡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的护国、护法战争。1927年至1932年，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1932年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任红33军军长，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副旅长，1938年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率部进驻陇东，执行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同时兼任陇东分区专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等职。1943年毛泽东亲笔赠其“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题词。
　　王维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一生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他始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朴素；他始终心系群众，关心同志，为老百姓办事，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战士和干部的爱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其革命历程充满了曲折、艰辛和传奇。谢觉哉同志曾题写贺联相赠：“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王维舟同志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毛主席给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
　　富有传奇的革命人生
　　王维舟同志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原东乡县)清溪场。他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贡生，在当地颇有些名气，但家境平平。随着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还在读私塾的少年王维舟不得不辍学务农。他曾种过地，做过学徒、店员，亲历了旧社会百姓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深重的压迫让他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时值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黑暗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现实很快使王维舟明白，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命运多舛，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激发了他一生对黑暗社会的反抗。1907年，他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
　　由于清政府没收铁路，转卖外国，丧失主权，引起国人反对。1911年，王维舟参加了四川的保路斗争。清政府血腥镇压了保路运动，他在脱险后，回到家乡东乡县(宣汉)组织东乡保路同志，在宣汉举行了武装起义，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参与领导东乡、绥定两次战役，胜利后任北伐大队队长。1912年任宣汉县团练周局长，率领部队驻扎宣汉，主要任务便是剿匪安民。1913年4月进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1915年毕业后，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队长，此后与国民党进步人士组织讨袁军，举兵进行护国斗争。1917率部参加“护法”运动，将川东纵队改编为靖国军第七师，他任第三团团长兼边防司令。每驻军一处，他严格戒训部属官兵，要求不抽丁、不拉夫、不扰民，深得民心，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至今在宣汉县还依然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王维舟树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意。但是旧时军队内部钩心斗角，争地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使他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护法运动失败后，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在上海，王维舟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同志，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坚定了一生的信仰和追求。他后来回忆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也使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便立志到苏联学习。当时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潮流的影响，我于民国9年(1920年5月)经朝鲜金笠和李某二同志介绍，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①同年赴苏联学习。当时，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正遭受14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其国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保障半磅黑面包。王维舟和其他同学一起，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在苏联国庆节那天，王维舟和他的学友们一同参加了红场的庆典活动，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列宁生动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1年底，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启程回国。翌年与吴玉章同志在北京共同组织了“赤心社”，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募款救灾，支援苏维埃。1923年上半年，王维舟回乡创办宏文小学，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培养革命青年。1925年初，他奉命去武汉工作，此时才由组织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这是王维舟同志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奠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在宣汉、达县、城口、万源、梁山、开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并与万源的李家俊、达县的唐伯壮、宣汉的雷玉书等革命先烈，成立川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由两路组成)，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他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当第一路、第二路红军游击队被敌人疯狂镇压后，他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1930年，“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遭到重大挫折。失败后，王维舟率余部突围回到川东，总结教训，重组川东游击军；不断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游击军由此发展到上万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东重新燃起，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德同志曾在1943年6月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就此撰文说：这一切努力，“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并迅速扩大，做出重大贡献”。
　　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红三十三军随后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力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肃反扩大化，给红三十三军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15岁参加红三十三军、时任二九五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也在其中。在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二九五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但是，“肃反”还是波及王维舟等红三十三军领导人的头上，军长王维舟和政委杨克明被先后撤离了领导岗位。王维舟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1936年冬，王维舟胜利到达陕北保安。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是以红四方面军援西军为主组建而成，旅部和七七〇团奉命驻军甘肃庆阳，担负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警戒陇东的任务。1937年8月起，王维舟任副旅长，1938年任旅长兼政委。1940年2月成立陇东分区，王维舟任专员。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王维舟携家人赴重庆工作。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知了王维舟回川的消息。蒋介石对这个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熟悉川军将领，有着丰富游击战争经验，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老军人重返故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恐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显然国民党对王维舟是又恨又怕，生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国民党便找借口，匆匆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1946年7月安全回到延安。
　　把守边区西南大门
　　王维舟在《我的回忆》中，专门写了一节为“陇东十年”。因为从1937年到1946年，他率八路军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巩固八路军的总后方和生产自给。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不断挑起事端，特别是1939年4月和11月先后两次挑起“陇东摩擦事件”，以及“环县事件”，都是王维舟组织三八五旅和陇东保安部队及时给予制止和粉碎，揭穿了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后来，王维舟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在军事上组织武装力量向我进犯，而且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在1938年春停止对我军的一切经费供给，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部队在不影响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要做到生产部分或全部自给。”②
　　王维舟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率三八五旅部队在陇东一边反摩擦，一边抽出一个团(七七〇团)开赴大樵山下，向荒山进军，开荒种粮。要把长期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变成沃土良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农具，就发动大家到处拾废铁，收集破庙里的破钟，制造出各种生产工具。没有宿舍，就用树枝、树皮、野草，搭成临时性的窝棚。部队里南方战士多，不熟悉北方的农村气候，每个连队都请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民作指导。部队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帮助全体同志在生产中克服了许多艰苦困难。当年秋天，全旅人员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不仅有粗粮吃，而且有大米吃，生活过得很美满。此外，他们还组织了运输队，到三边去驮盐，除了供应部队食用，还可满足边区人民的生活需要。当时，日寇占领了华东各省，海盐断绝，西安一带群众食盐奇缺，依靠边区运销食盐。这样，他们以盐换布或卖钱，解决了部队的穿衣问题。部队还要上山伐树，烧木炭，解决了部队的冬季取暖用的燃料。为了改善生活和积攒肥料，又大力组织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做到每人养1头猪，1只羊，2只鸡，每4个人养1头牛，剪下羊毛，自己用纺车纺线，织毛线衣，打毛袜、手套等，增加日用品，节省部队开支。七七〇团在大凤川生产，到1944年秋，共开荒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石，均达到自给。七七〇团在生产之外，修建营房400余间，架木桥1座，修筑道路50余华里。他们还利用大、小川的资源，进行木材加工、山货编织、酿酒、采蜜、挖药等副业生产。仅蜂蜜一项，就收入万余元。王维舟自豪地说：“陇东10年，由于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生产自给运动，冲破了蒋介石反动派对我们的一切封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支援了敌后抗日战争。”③
　　时刻体恤民众的“王善人”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八路军的干部中有个“马青天”和“王善人”。“马青天”是指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王善人”就是指驻守陇东的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
　　关心群众疾苦，爱护群众，是王维舟的一贯品质。他虽然担任旅长，但是没有一点官架子，总是那么平易近人，无论担当什么职务，都永远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营长，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剩下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补充。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于是亲自给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提出建议：请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5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责成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是八路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哎呀”一声：“老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大善人”的名声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在庆阳城方圆百十里，人们都知道，八路军干部里有个“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
　　1942年，有位老大娘到了三八五旅司令部，要找“王善人”看病。哨兵挡住她，告诉大娘，“王善人”是旅长，不是医生。王维舟知道后亲自出来见她，得知她得了一种陕北叫“瘿瓜瓜”的病，即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他把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送到庆阳城外三八五旅的医院。在当时的诊疗技术条件下，医生认为老大娘需要手术，但陕甘宁边区受到封锁，医疗条件非常困难，旅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是，王维舟专门向延安党中央发了电报，请求帮助治疗老大娘的病。不久延安派来了两位专职的外科大夫，为大娘做了手术，使其很快痊愈。陇东的百姓奔走相告，传诵着八路军救民解困、为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以至于百姓烧香拜神时，都要祈祷八路军打胜仗，祈祷共产党一定要得天下。
　　有一次，王维舟在路过新堡村时，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路旁痛哭。经过询问得知，这位农民辛辛苦苦种了10亩西瓜，一夜之间，已经挂着小西瓜的瓜秧，不知被何人扯得乱七八糟，眼看着他一家大小指望着生存的西瓜地，被糟蹋成这样，他悲痛欲绝。王维舟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到区政府替民告状，并指示一定要查清、处理。一个月后，王维舟专门到新堡区政府追问此事的处理结果，获知圆满解决才放心。作为陇东党政军领导的王维舟、马锡五，坚持秉公办事，对地方上出现的违法违纪事件，不论大小，一抓到底。他们认为，当官就要管违法的人、管违法的事，就要替民做主、惩恶扬善，让百姓真正感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政作风就是说到做到。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不论是在西南局担任重要职务，还是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常委，他一贯体恤民众、坚持党员必须廉洁为公的思想和作风，在工作中依然处处得到体现。1958年，党内出现了浮夸风，各地瞒报、虚报的情况抬头。王维舟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深入实地了解国情、民情，每到一地，对虚报、瞒报的浮夸现象公开进行严肃批评。他毫不隐瞒地说，搞浮夸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会主义的!”回京后，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提交工作报告，建议对那些靠说假话上来、并劝说不改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予以撤职。
　　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
　　电影《我们是八路军》中豹子川战斗情景，就是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在庆阳开展大生产活动的真实记录。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军民生活非常艰苦。王维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发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号召，组织干部和战士在旅部直属机关办起了饲养场、木匠坊、豆腐坊、八一商店、联合工厂等。他经常到西道坡联合工厂防线，一纺就是大半夜，而且纺得又细又长。他不仅亲自纺线，还带领干部战士开荒种地，亲自选择地块，虚心向当地老百姓请教如何种、种什么，和战士们一起比赛，看谁开得地多，谁的干劲大。当年开荒上百亩，除种庄家外，还种了黄瓜、茄子、白菜等，秋后庄家收成很好，果实累累，解决了部队的生活困难。
　　王维舟不仅有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而且还有一股实干精神。大生产运动期间，由于成绩卓著，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1942年2月，王维舟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边区工作，讨论经济问题。会议后期，对三五九旅、延安县政府、南区合作社三个先进集体各奖励一面锦旗，对当时领导边区经济建设和公私经营事业成绩昭著的22名先进个人，奖励每人一块毛毯，毛主席给每个人写了题词，以资鼓励。毛主席给王维舟的题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42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朱总司令祝王维舟56寿辰一文，该文中指出：“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总司令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这些评价，不仅概括了他在边区各项工作中做出的显著成绩，而且是代表着中央领导对王维舟长期以来为党为国的革命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
　　始终赤胆忠心的优秀党员
　　王维舟一生对党赤胆忠心，刚正廉洁，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关爱部下，从不以职高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他沉稳不乱，坚定不移，毅然坚持原则立场和正确态度。在长征、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始终保持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诬陷和迫害，始终坚贞不屈，顽强进行斗争。1979年12月29日，在他逝世近10周年举行的追悼会上，王鹤寿致悼词，高度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英勇斗争，不屈不挠。”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的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同志，出发时才10岁，最大的是其夫人马奎宣同志的妈妈，已经年过50了(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即便是王维舟任西南大区主要领导干部时，也没有要求县里对这位亲人有什么特殊照顾。
　　李中权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野战军九纵政委(九纵后改为四十六军)，司令员是詹才芳同志，王维舟的侄子王波担任该纵队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王波是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当年在红三十三军担任九十九师师长兼政委时，李中权同志在红三十三军当团政委。李中权同志对王波在九纵里的职务过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维舟商量要调整王波的职务。王维舟对李中权说：“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王维舟的夫人马奎宣同志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其职务和级别比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要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议王维舟向有关部门提出来，但他说：“不能向组织伸手，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已经很知足了。”王维舟去世后，全家从原来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间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马奎宣同志病逝。由于马奎宣同志的工资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拮据，但她带着孩子们始终坚守着不向组织伸手，不求特殊照顾，艰苦奋斗，甘于清贫。她去世后，子女们依然遵循着父亲生前的教诲，勤恳工作，认真办事，清白做人。
　　1963年，王维舟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王老要求参加四川省召开的检察工作会议，希望到会去落实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东视察，沿途调查访问，在听到群众反映，因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困难，有人饿死的情况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在宣汉县18天的明察暗访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接待上访群众100余人，收到来信150件，查出了时任县委确实存在问题，并主动与四川省委沟通情况，撤销了时任宣汉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同时，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还给学生、机关于部上党课、作报告七次，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及时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给受灾较重的宣汉县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以帮助渡过眼下的困难。直到今天，宣汉县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王维舟回乡调研心系百姓的事，便感慨万千。
　　王维舟同志戎马一生，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解决群众亟须解决的问题。他鄙视看风向、揣摩上级、做表面文章的干部，他说让这种私心严重的人捞取了官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总而言之，王维舟同志历经坎坷、风风雨雨的一生，锻造出他对党赤胆忠心，坚忍不拔。在对敌斗争中，勇敢善战，将生死置之度外，令军阀和反动势力闻风丧胆；对人民群众则倾心关注，心系百姓冷暖，思想感情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他坚持讲真话，做实事，廉洁自律，淡漠功名。王维舟同志一身正气，品格高尚，他的人格魅力可与星河皓月同辉，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杨勋
　　参考文献：
　　[1]李景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21—2011总论)》，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
　　[2]向守志，李中权：《毕生奋斗清如水、耿耿忠心照月明——回忆王维舟同志》，《人民日报》2008年8月11日。
　　[3]宣汉县人民武装部：《宣汉县军事志(1911—2005)》，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4]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人物志(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朱敏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郭文奎：《庆阳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①王维舟：《我的回忆》，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3页。
　　②王维舟：《我的回忆》，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③王维舟：《我的回忆》，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